全面内战（104 -106）两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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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内战（一0四）两条路线

向忠发这个党魁，在中共历史上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他与瞿秋白都是在莫斯科抛弃陈独秀的决策过程中被国际赶上架的。但瞿又与他不大一样，瞿是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共的理论家，在党内及社会的地位和名度很高，可以说陈下瞿上顺理成章。但向则是个粗通文墨的工人，入党后一直在湖北从事工运，在中央没有什么影响，他这个总书记是国际鉴于陈独秀、张国焘等大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党首往往不那么“无产阶级”（不太听莫斯科的指挥），为使中共“布尔什维化”，也就是对莫斯科更加驯服而生拽上来的。这一时期里（中共五大后），工人出身进入中央领导层的还有苏兆征、顾顺章、卢福坦、徐锡根、项英及陈云、邓发等人。

从资料披露看，这是中共讲出身成份，排斥打击出身不好的人和知识分子的开始。在此之前，中共并不太讲个人的出身成份，否则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及后来居于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刘少奇因其出身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就不可能进入中共核心层。虽然，实践很快就证明这个“成份论”并不能达到“布尔什维化”的目的，相反工人领袖不仅理论上弱，在政治上也不如知识分子领袖坚强。早期背叛中共者不少，如陈公博、周佛海等，但都是因为信仰问题，未对中共造成损害，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党员在被捕后，出于对信仰的忠诚，都能宁死不屈。但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徐锡根等“根红苗正”的工人领袖们一旦被捕，立刻就叛变，并为活命而出卖同志，一点革命者的气节也没有。据周恩来披露，根据莫斯科意图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向忠发被被杀后，莫斯科显然放弃了重用工人党员的政策，拒绝了卢福坦想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的要求，开始起用留苏学生主持中共的工作。国际不再提重用工人成份的人了，但成份论却在中共扎下了根儿，不仅在毛的中央苏区“肃反”“打AB团”运动中贯彻施实，在其它中共当政的地方也俨然铁律，并成为政审的第一关，在这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中共基本的组织原则。

向忠发虽不是成份论的提出者，但却是把成份论引入中共的一任党魁。在他之前的两任党首的陈独秀和瞿秋白都出身世家，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讲阶级斗争，但从不讲什么出身成份，而自向总书记当权后，出身如何就成了个革命不革命的原则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就不能不对这位当了三年中共总书记的人认真研究一番。

向忠发，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自幼随父驾船谋生，14岁时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当学徒。后在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加入中共。中共五大上，入选中委。北伐战争时，向作为汉口中共和工会的负责人，领导了汉口大罢工，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向领导的湖北总工会一度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1927年10月初，国际要中共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10周年活动，并通知向忠发作准备。向在莫斯科给斯大林和国际领导人留下较好印象。并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主席、总书记。

为使人能直观地认识向忠发，先将其临死前在狱中的供状转录如下：

一、自 述

我是湖北人，现年五十一岁，是一破产的农家子弟，十四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二十九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入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二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物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入汉冶萍公司一八○号船上任事，直至一九二三年始脱离。

我入共党的经过是在汉冶萍公司工会，担任工会副委员长时（一九二一年），由许白昊（此人已死）介绍加入C、P，七天以后，即任支部书记，二七事变以后，提升C P湖北区委。一九二三年失业后，由彭泽湘（现已开除，时为湖北省委书记）介绍任湖北省委书记一月。当汉口市党部成立时与刘百川等负责工作，我担任工人部长，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北伐军到武汉时经辞三次始准，后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及市政府工作，到国共分家以后，共党五次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因开会通知只发给我一次，心颇不快。七月间在武昌蛇山开中共中央会，后因大发牢骚，中央亦未答复。又因八一罢工，我不同意，虽经罗亦农说服，却又将我送到汉口法租界一洋房中禁闭了，此时我见罢工已失败，遂不经共党中央的同意即私逃长沙了。到长沙后，即住乡下一月，后共党中央派朱鹤林带洋一百元陪我到了上海。（在“八一”以后，我曾出席“八七”会议，组织中央政治局，我也是委员之一。）

我到上海之后住过一短时期，即被派赴莫斯科，同行者共十四人，我任主席。到俄后参观各处约数月，又去比利时住了数月，再返莫斯科，出席在苏俄召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第四次大会，时苏兆征为主席，我任副主席。未几（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开六次代表大会，我任主席团，回国后任共党总书记。曾被幽禁一个月（与立三、蔡和森、王仲一等同住）。一九二九年九月，共党二中全会开会时，周恩来与李立三在会场上发生意见，开会后两天，又发生争执。我对李的主张虽不同意，但不能反驳他。以后他们二人常有纠纷，我始终为他们来调解的。一月后他们的冲突日烈，无法解决，周恩来决意赴莫斯科报告国际，结果国际答复说：“中国党错误，国际驻中国代表亦错误。”此时瞿秋白等也来了，三中全会由瞿秋白领导，其所措施，下级大为反对，不得已国际派了米夫来华，找我谈话说：“以前种种错误，你都要负责，须受惩罚。”

经过米夫谈话之后，我却没有受处分，因为米夫说：“向忠发是一个工人份子。”此次米夫来华后，自中共中央的组织采变更了，分工制度，因而一切经济权均不经我手，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不久因为罗章龙组织非常会议，米夫召集徐锡根、陈郁谈话，这一次的谈话，我没参加。米夫返俄后，有一德国人作中国党的国际代表。四中全会的报告，周恩来起草，由我向国际代表报告，而陈绍禹大加反对我，说我是调和主义者。四中全会选举的结果，名义上仍由我来继承六次大会的总书记，但在事实上已经实行了分工制，如沈泽民任宣传，周恩来任军事，赵云任组织，从此各人各管各事，我在共党内不甚管事了。

二、供 白

一、国际——国际共党驻沪东方部负责人，前为俄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国——中国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 周恩来 陈绍禹 陈郁（已去莫斯科）卢福坦（即老山东）徐锡根（去鄂西赤区） 项英（去赣赤区）候补委员：王克全 罗敦贤 张国焘（在赤区） 关向应 顾顺章

职 务：总书记——向忠发 宣 传——张闻天 组 织——朱 森 军 委——李福春

三、特务委员会从前是我（向指自己）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阅已自首，遂施行改组了，前由顾顺章负专责，现改为廖成云负责。其组织如下：1. 廖成云 总负责（前江苏省委） 2. 赵 云 （第三科——红队）3. 潘汉年 （第二科——侦探）4. 杨 森 （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5. 陈寿昌 （第四科——交通）

四、苏区负责者：1. 苏区中央政治分局 项 英 2. 鄂西分局 夏 曦 3. 鄂豫皖分局 张国焘 4. 闽粤分局 邓发。

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层负责者：我因为近来同周恩来不合作，下层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情况多不知道，现在所能说出的仅限于各地上层负责者：

1. 江苏省委兼上海各区委指导：书记 王云程（湖北人，留莫回来。）组织 吴致中（湖北人，留莫回来。）上海分七区：沪中、沪东、沪西、闸北、法南、吴淞、上海（码头及海员。）

2．浙江——有两中心县委，无省委组织：⑴ 温台中心县委。⑵ 杭州中心县委（已破坏。）

3. 安徽——过去有省委，现无。特委有三：安庆，广德，南宁。

4. 山东——有省委，五六月破坏，新派二人去，姓名不知。

5. 河北——顺直省委由殷鉴负责。（从前罗章龙派的非常委员会省委已解散。）

6. 满洲——李翔伍。

7. 哈尔滨市委书记——伍何敬（河南人，自莫回来。）

8. 河南——季中发。

9. 湖南——无法组织。

10. 湖北——只有桥口区委一个（月支三百元。）

11. 陕西——只有市委一个（人数不多，惟未与中央发生关系），近派刘国章前去（此人前为中央与国际代表间领款者）。

12. 广东省委（包括广西，驻香港）书记蔡和森。

13. 四川，云南，福建都不详。

14. 察哈尔等特区无人负责。

七、各地实际情形：

1. 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上海为最，但亦极为薄弱。人数（党员）除赤区外，约有二万党员，内中大部份挂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内。

2. 成份：工人占百分之十，农民占百分之六十，智识份子占百分之三十。

3．上海方面：党员五百八十人，青年团员二百七十六人，工会党员四百七十人，月缴会费共计二百七十余枚铜元，由此亦可见力量之薄弱了。

八、军事——从前经中央局决定共七军：第一军 毛泽东 朱德。第三军 彭德怀 黄公略 总称一、三集团军。第二军 贺 龙。第四军 邝继勋 （鄂豫皖）。第五军 毛泽东 （一部份，力量很小）。第六军 周 郡。第七军 李明瑞。总计赤军人数十二万余人，枪枝七万余。

九、共党经济来源：

（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我不知其详。但是从前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时，由我来支配经济，所以我知道的很详细。其分配如下：1. 江南局 五千五百元，后又加上一千元。2. 南方局 四千二百元。3. 长江局 六千元。4. 北方局 四千八百元。5. 满洲一千二百元。6. 军部 九千元。7. 宣传 九百元（印刷费另外）。

8. 组织及招待 一千三百元。9. 红旗报 二千元（现由罗绮园负责）。

（乙）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闽西运来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赣西南运来两千零七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交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丙）绑票或抢掠：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

十、附记：

1. 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2. 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有七人，闻现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机关很多，经过此次破坏，各处机关均迁移，因此我也受了国际的严重警告。3. 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七十二号。4. 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三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5. 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6. 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二百人，人才极感缺乏。

全面内战（一0五）两条路线

从向忠发这份供状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这位“无产阶级”的叛变是多么地彻底，看到中共早年的幼稚，看到中共唯成份论 “自来红”的历史成因。同时也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反所谓立三路线的第一人，而也正因此周才成为中共实际上灵魂人物。但却看不出，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能在中共群星灿烂的20年代末技压群芳？

官史关于中共六大和向忠发是这样写的：（1928年）6月18日至 7月1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142人，其中正式代表84人，代表党员13万余人，瞿秋白、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主要报告。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大会选举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会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思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7人为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等7人为候补委员。全会还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5人为委员，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等3人为候补委员。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在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被推举为政治局主席和常委主席。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后来被捕叛变。

在这里对向忠发技压群芳用“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一笔带过。当了三年党首，全部结论却只有“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后来被捕叛变”。这显然是不客观的，强调工人成分是向上台的政治原因，但中共内工人出身的领袖级人物还有苏兆征、王荷波、项英以及卢福坦、徐锡根、顾顺章等人，其中资格比向老、名气比向大、能力比向强的不乏其人。为什么是向而不是别人？

这里肯定有文章。

史实是，向忠发这个党首不是苏联白送的，而是他自己争取来的。

向取宠斯大林的手段就是顺着莫斯科的思路在强调“工人成份”的同时，痛批“小资产阶级”亦即知识分子。据史料载：1928年1月，向忠发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之前，得知了中共11月会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等决议，及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大受到批评的消息后，便在参加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以肯定中共11月会议决议的幌子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等写了两封信。这位水手出身的工人领袖在信中称：11月会议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份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在抽象肯定了11月会议决议后，向便开始了具体否定，他指控说：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最后向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向忠发的信说到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心里去了，这正是他们在陈独秀后所考虑的问题。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单独召见了向忠发。向在报告中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的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共产党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１）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２）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

但向也非常策略地表示，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他没有攻击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但仍受到国际信任的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但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

（注：11月会议是1927年中共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根据国际的指示精神，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但没有提到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相反在常委王荷波被捕遇害后，中共又派苏兆征赴苏任驻国际代表，新补选出的常委周恩来和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中共领导核心内不再有工人成份。向的信及报告就是据此而发挥的。）

由此可见，向忠发很有心机，并非人们印象中的“老粗”。尽管他这两斧子已博取了斯大林们的欢心，但向逼宫的戏还没完，他知道光有斯大林们的宠信还不足以当这个党首，还必须有自己的党羽才行。中共六大开幕前三天，踌躇满志的向忠发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以退为进地说他不适合当总书记：“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几句自谦之后，向就借与会者对前中央的不满和批评进入了攻守平衡的总结性发言：第一，中共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

向忠发终于达到了目的，几天后，水手以绝对优势当选为中共笫二任总书记（瞿秋白只是被国际代表指定为临时负责，并未通过合法程序）。

两年前的中共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11人，其余均为知识分子71人。而由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中，工农分子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五大批评了陈独秀，但仍选陈为党首。六大在莫斯科的操纵下以一个虚假的多数让向忠发接了陈独秀的班。

多年后，周恩来回顾六大时，曾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

周所谓“暴徒一大堆”，反映了一个历史真实：如果说陈独秀时代的中共存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争权夺利，那也不过是姑嫂吵架，家事而已。到向忠发时代则抡起了成份这把大刀，变姑嫂吵架为你死我活，成了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屠杀。中共史上大规摸的杀害党内同志的运动，均源于六大以后。

所以，以前那种把向忠发的总书记当成傀儡的说法是不确的。以向这种经历和个性，他是不会甘心被人操纵的。做为中共领袖中最为人不耻的一个，官史很少有他的客观评述，既使不得不提及他，大多也是一笔带过。比如说到向在总书任上做得第一件大事，“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职务”时，只讲过程、不论是非。在蔡和森的简历中也删去了被开除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这一条。

向忠发拿蔡开刀，固然有立威的私心。但从该事件确是中共当时面临的一件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北方党的生存问题。而蔡在此案中确有严重错误。从具体史实内看，处分蔡还是合理的，而且最终具体处理和解决了顺直问题案的人是六大后的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更重要地是此案还涉及到了刘少奇，可谓周刘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因此有必要展开一叙。

全面内战（一0六）两条路线

“顺直问题”是开除蔡的主要原因。

所谓顺直问题其实就是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中共北方党重组建设的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具体过程是这样的，1927年5月19日，中共决定建立顺直省委，委派彭述之为书记。到职后，由于彭述之家长作风严重，但威望和影响力又远逊于李大钊，引起部份党员和地方组织的不满，“顺直问题”由此产生。

为了解决顺直问题，中共曾三次派人前往解决，但不但没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了。第一次是八七会议后，中共决定成立以王荷波为书记的北方局，解决顺直省委问题，改组省委，撤换彭述之（仍留省委工作），由朱锦堂任书记。改组后朱锦堂一改前任彭述之的右倾，立刻发动了“顺直大暴动”，导致两个省常委牺牲。不久王荷波等又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顺直党的工作又陷入停顿。

第二次是1927年11月中旬，中共决定撤销北方局，顺直省委受中央直接指导，派蔡和森任中央北方巡视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1928年1月27日，蔡和森主持对顺直省委进行“第二次改组”，推举工人出身的王藻文为书记，将彭述之开除出省委。这次改组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更大混乱和分裂。保南地方党组织竟认为“省委不合法”，在正定自行组织“第二省委”。彭述之跑到上海向党中央告蔡和森的状，蔡和森也派人到中央辩解。中央（此时中央负责的是瞿秋白、李维汉）听了彭述之的，说“一月改组”不当；听了蔡和森的，又说改组是正当的。使顺直党更加混乱了。

第三次是1928年3月，中共派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到天津，旋又决定他参加顺直省委常委，强省委领导。6 月，中共又加派陈潭秋来顺直巡视指导工作。7月，刘少奇、陈潭秋、韩连会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改组省委，推举韩连会代替王藻文任书记，并给闹纠纷最严重者韩麟符以撤销内蒙古特委书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刘、陈回上海久顺直党内又发生了韩麟符认为处分过重，联合部分党员起来进行反省委的活动。下台的王藻文则干脆联合部分被开除出党的人由反省委进而发展到勾结敌人叛党。而京东唐山、乐亭、玉田、遵化等地党组织认为“七月改组”是“不合组织的”，不承认新省委，还派代表到天津请愿，组织所谓“京东护党请愿团”，赴中央控告顺直省委。

显而易见，三次改组顺直党组按中共的习惯用语是，反右而左，左到极左。其中王荷波（工人成份）造成的危害最大，但他已死了。蔡和森比王荷波更左，已开始搞唯成份论，干脆开除了中委彭述之，起用工人成份的王藻文。如果王藻文与王荷波一样当了烈士还好说，可这个王藻文后来让刘少奇拿下来后，先去莫斯科告状，未果后索兴叛变了。1929年初叛变投敌，5月其妻带领国民党特务搜捕破坏顺直省委机关，逮捕了省委书记卢福坦及秘书长叶玉文和郭宗鉴、彭真等20多个中共干部。蔡和森起用这样一个人当省委书记，自然罪责难逃。刘少奇似乎一直都迷信惩办主义，处理问题只会用组织手段，把地方党逼上了梁山，闹了个鸡飞的跳，这老先生和陈潭秋、韩连会商量决定三人联名发一通告称：“顺直党内完全为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省委“已经没有指导工作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指责京东组织“京东护党请愿团”“显然有分裂党的倾向”，宣布停止顺直省委职权，停止京东各县委组织的活动，报请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来处理顺直一切问题生提起委未成之前，由他们三人直接指导和和管省委工作。 结果几致北方党分崩离析，是三次改组中动作最大，但效果也最坏的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9月间，从苏联回国的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人听取了刘少奇、陈潭秋关于顺直问题的汇报。他们在莫斯科开六大期间就听顺直代表王藻文、王仲一等的报告，那时向忠发就把顺直问题当成全党工作中“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认为顺直问题“发生在党非常涣散的时候”，“不能很快的得到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中共政治局会议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的9月10日的调查报告，对蔡和森进行了批评，蔡在于15日正式承认错误，并主动申请免除自己的党内职务。尽管由于蔡在中央影响很大，与会者在蔡的处分问题上看法不一，但向忠发却毫不手软，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并宣称“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还说“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 10月4日，向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宣布了对蔡和森的处分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职务。并决定仍派刘少奇去天津指导顺直省委工作。

11月9日，接替了蔡和森职务的李立三在常委会上，危言耸听地提出应发展工人斗争、打击小资产阶级意识，主张在顺直党内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刚回国的周恩来立刻发言反对：“不应该是两条路线”，“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他认为：“顺直残留的斗争直到现在，主要的是缺少了政治的指导。这点中央要特别注意。”并建伙“我觉得中央委员会有一人去一下才好。” 会议否定了李立三的意见，同时也部分否定了刘少奇。会议决定：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并要来沪汇报的陈潭秋立刻返津传达，恢复省委职权。

孰料刘少奇和韩连会、陈潭秋竟表示不接受中央决议，坚持其停止省委职权的决定，并电求中央批准。 11月17日，中央复信拒绝了刘少奇的请求。指出顺直党内纠纷以及目前一切坏的现象，是长期历史造成的，是许多不正确倾向的结合，是没有正确的党内生活，积极的党的工作和党的政治路线没有深入党的下属群众的结果。解决顺直党内的问题，“决不是用机械的纪律去制裁，尤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可以解决的。” 并作出五条决议：(一)即刻恢复省委职权，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工作，刘少奇脱离铁路总工会，完全做省委工作；(二)少数同志组织的“护党请愿团” 应立即解散，因为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破坏党纪的行为；(三)省委应在三个月内召集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会前，须积极改造各级党部，引进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去工作；(四)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根本上停止一切关于党内纠纷的讨论；(五)京东四县党部立即停止活动，并由省委派巡视员去巡视并实行改组。

毋庸置疑，这个中央复信绝对是周的手笔。这种政治风格，在当时的中共内唯周一人。

刘少奇仍然不服，并于11月下旬亲回上海，再次向中央陈述不同意恢复省委职权的理由。

为此，中央11月2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顺直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等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会议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去顺直巡视，调张金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会仍任顺直省委书记，省委恢复职权，改组常委。

对此，刘少奇接受了中央批评他的“缺乏说服的精神，陷入命令主义的错误”。但仍坚持认为：1.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不是一种处分，只是在请示中央期间的一种临时办法；2.坚决的不赞成一切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的指示，认为这反而会助长一些人准备更多更大的纠纷在代表大会上来爆发；3.请求中央调换自己的工作。

在刘的坚持下，中央对其做了一些妥协，修正了“三个月召集全省代表大会”、“一切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的指示，改为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来解决。但中央没有调换刘少奇的工作，仍派他和陈潭秋等回天津做省委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

12月10日，周恩来化装成商人，从上海乘轮船来到天津。次日便召集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等听取汇报。13日，周召集顺直省委常委会，作了中央关于解决顺直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的议案。

之后几天，周进行了紧张而细致的调研。他接见各地党组负责人，下去参加各区委和支部的会议，亲自到意见最大最多的唐山，分别召集负责同志会、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考察下层党员群众的实际生活与工作情形，并对大家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使与会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周在12月17日给中央的信中写到：经过工作，“大多数接受中央恢复省委职权、扩大省委、改组常委的办法，并一致认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斗争做起，才能建立起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才能逐渐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

原来让刘少奇搞的势同水火的顺直党，经周半个多月的深入细致，耐心的说服教育，很快就理顺了。党内思想逐渐接近，并趋于基本一致。

这就是周恩来与刘少奇之不同处。

经过周的努力，顺直省委扩大会议12月底在天津法租界两排平房里召开。会议由刘少奇、陈潭秋主持，主要是由周作政治报告。

周的报告首先传达了六大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指出当前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的新高潮。接下来周针对顺直党的问题分析说：在政治路线上存在的偏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偏向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党的策略的转变。一些干部否定党的策略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把党在革命低潮时期实行“争取群众”的正确政策看成是 “机会主义”，而要求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暴动”方针。他们不顾群众，不估量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成天嚷着“暴动，暴动”，几乎每次斗争都要作暴动的布置，以为不如此，便是“机会主义”。当群众不愿意参加暴动时，他们就用“机械式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吓群众”，强迫罢工，命令暴动。这种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同党的六大路线是背道而驰的。周恩来严肃地指出：这种错误倾向所以没有及时得到纠正，是同顺直省委员负责干部的态度有关的。顺直省委负责干部思想上没有接受党的策略转变，政治上没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不愿意了解和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反而接受某些不正确的指示。如遭受重大损失的“顺直大暴动”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生的。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很长，可以说是面面俱到。虽然他不能不按六大的基调批评“小资产阶级”说：顺直党内思想上存在的偏向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他认为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发展无产阶级意识，也是顺直党反对错误倾向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周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与向忠发及后来的毛泽东批的小资产阶级不是一回事，他把“小资产阶级意识”归之为：“雇佣劳动观念和经济主义倾向”。例如他批评道：有的同志为党做工作，就伸手要钱，参加会议要钱，做支部干事也要津贴，不拿钱就不做事。有的同志失业，就要求到党的机关工作，解决生活困难，将无产阶级革命党看成是“救济会”和“吃饭的机关”；有的同志借口只有在领导机关做事的人才算职业革命家，便不愿从事正常的社会职业而要到机关工作，实际是为了领取生活费。总之，“同志们所注意的大都是经济问题、个人问题，政治上的意见反倒很少。”这种思想意识和我们党的性质和任务“相差何止千万里。”他宣称：党不是 “救济所”，党的工作也不只是在党部，主要在群众中。党的发展不是靠领生活费的人多，而是靠为党工作的人多，靠在群众中生活、未离开生产职业的广大党员群众。那种专门在党的指导机关工作的党员，因为无法且无时间兼有社会职业，乃不得不领取党的生活费，以维持他们的生存，这在党内只是居于极少数。如果党内都是做机关工作的人，都向党领取生活费，党就不成其为党，党和群众就没有关系了，还怎么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

此外，周还把“闹个人意气”当小资批。他在报告中以党中央决定名义宣布：“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与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地排除”，决不允许任何人在党内搞无原则的个人纠纷。

但同时周也指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不能采取“机械式命令”的手段，也不能实行“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正确解决党内这种思想矛盾的方针，应该是“发展党内的政治讨论”，“发展党内的理论教育”。他要求“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

最难能可贵的是周在六大强调工人成份的左倾思潮甚嚣尘上之时，竟然理直气壮地批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和唯成份论。他直言：如片面强调增加工人成份，机械的找些工人进来，而不加以教育，机械的规定领导机关工人成份的比例，而不问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如何；分配工作，提拔干部，始终是相信自己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群众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尤其错误的是歪曲反对机会主义思想斗争的性质，把反对机会主义变成了反对知识分子的斗争。“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是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的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

周在这里公开把唯成份论归之为“小资产阶级意识”予以否定，足见其对六大过分强调工人成份的看法如何了。

读了周这篇80年前的讲话，我似乎又看见了文革中的那位“到处救火”的共和国总理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