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美国—求学求职记
这个题目，很容易让人把它和歧视相提并论。其实我想要说的，并不是歧视问题，而是女教授问题。
美国校园里的女教授，巾国不让须眉，她们各个都是精英女子。可惜，在以男人教授为主流的美国校园里，女教授所面临的工作压力是空前巨大的。以例为证。笔者熟知一位美国华人女教授。在她刚就职的第一年，她为科研经费焦虑，为学生来源发愁，更为给美国学生讲课时带口音而苦恼。那段时间，她几乎夜夜难眠，甚至动过放弃教授职位的念头。
大浪淘沙，适者生存。在压力面前，女教授或者被淘汰出局，或者被不屈不挠的职业性格练就成材。再看一例。有一位美国生物女教授，在乳腺癌术后的第一周，就跑回实验室，赶写经费申请书，并监督大家的课题进展。如此刻苦奋斗并置生死于不顾的美国女教授，让她手下的中国学生既佩服又摇头：都病成这样了，还没忘了回来统治我们。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不难看出，在美国做女教授，绝不像唱卡拉OK逛美容院那么轻松。压力当道，不仅让女教授本人高度紧张，她也容易把压力间接移嫁给他人。这就像为人父母者，在不堪生活重压时，容易和子女无缘无故发脾气一样。
老公在准备博士大考时，系里来了一位美国女教授拉拉。正是这样女教授，差点儿让老公败走麦城。
拉拉当时四十出头，身材匀称，美丽程度中等偏下，手里经常牵着一个刚会说话的女儿进进出出。她的面部表情，时而像扑克牌的红桃Q，时而像画像中著名的蒙纳丽莎。她那神秘的表情，让人琢磨不透。
刚来新学校就职，拉拉同志一定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才行。她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开一门人见人爱的新课。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拉拉同志挑灯夜战，悬梁刺股，三下五除二，这门新课的进度表被隆重推出。
开课在望，拉拉同志却遭遇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尴尬。没人报名上课啊。记得那时，我们系开一门新课的要求是，至少要有五名学生报名才行。初来乍到，拉拉连五个人都凑不齐，这也太伤自尊了。学校明文规定，少于五名学生报名的课程，就像如今央视停播“实话实说”似的，您就等着下岗歇菜吧。
为了不让这门课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拉拉同志想啊想，最后她想到了敌方抓壮丁的战术。没想到，第一个被她抓的倒霉蛋儿，就是我老公。
这位拉拉同志以病毒学大拿著称于我们大学的生物系。当时，除了她，系里深谙此道的美国教授，还真没几人。老公的研究课题是病毒与肿瘤的关系，他为了和这位病毒大拿在理论上接轨，尽快摸到肿瘤成因的底细，他让拉拉同志成了他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绝对是个路线错误。
1994年9月的一天下午，老公的博士资格考试正在俄氦俄大学的Irvine Hall进行。连续几个月的复习考试，再加上当时课题的不顺利，这时候的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老公只等着考试后拉拉同志的大笔一挥，为他在博士资格考试单上，签上最后一个字，这个耗时多月的大考就可以尘埃落地了。
绝对的出乎意外，那天博士大考的最后一门，老公居然没考过。这不是好事多磨，而是祸从天降。这是一起罕见而又意外的事件，不仅是我老公，就连我们的导师，都惊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老公那时是全A生，前面的几位答辩委员会成员，已经肯定了他在学业上的优秀。就在老公几乎行至终点时，拉拉同志却给他放了个冷箭。她居心何在？她意在如何？
过了几天，经过导师深入敌后的调查研究，大家终于明白了。拉拉同志那门课的五个学生，一直也没凑齐。不让老公通过考试，她至少就有了一名“人质”。拉拉同志提出，老公只有修她的课，她才能让他通过考试。
此时的孩子爹，脖子上好像被勒了一根儿细绳儿似的，只要拉拉同志一使劲儿，他就得窒息呀。瞧瞧，这位女教授就是用这种方法，把她在工作中的压力，无情地加在了咱家孩子爹的身上。
只抓来一人，拉拉同志的课，还是开不了啊。剩下那四个名额，该怎么凑齐呢？
拉拉同志在对付咱家孩子爹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没过多久，她干脆直接提出，选她做答辩委员的博士生，必须要修她的那门新课才行。而她对我老公的额外要求，比天高比海深。他必须要得A，才能算是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得，老公的脖子上，现在又多了一根绳儿。这两根绳子比三座大山还重，比万恶的旧社会还水深火热。早起的鸟儿没虫儿吃，早跑的兔子先掉陷阱啦。
就这样，五名学生终于凑齐了，拉拉同志终于有了侃侃而谈的机会。这五个学生当中，有三个中国人，两个美国人。在修课的这几个月，老公和其他两位中国学生，如履薄冰，忧心忡忡。
原来，他们上了课才发现，这个拉拉同志，不仅打分十分严格，她还十分擅长鸡蛋里挑骨头的战术。比如，她说你课堂发言不积极，要扣分，叫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啥叫积极，啥叫不积极，谁有绝对的指标？这个苛刻的要求，把另外一名中国全A女生，折磨得死去活来。
这个女生人称“考不倒”，功课门门是A。她平时很安静，话确实不多，这种古典美人般幽静的性格，在拉拉同志这里，却成了致命的缺点。
拉拉同志这么精通强权主义，学生的任何挣扎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在拉拉同志的高压统治下，这几个中美学生都被治理得服服贴贴。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努力，期末考试时，老公总算得了A，那位中国女生勉强拿了个B。拉拉同志敲山震虎的本领，终于得到了验证。
从此，在本系相关的博士生当中，私下流行着一个不成文的秘密：不能轻易拜这名女教授为师，更不能轻易请她做答辩委员会成员。乍听上去，这好像是在歧视女教授似的。其实，真不是。
两年后，老公好了伤疤忘了疼。做博士后期间，他又成了另外一位美国女教授的徒弟。这次，他可真被整惨了。不仅是他，他们实验室的那几位美国女同事，也被美国女教授刁难得义愤填膺揭竿而起，甚至还有人把女教授告到了校方。无独有偶。美国某名校的一位中国女博士，也向我控诉过她的中国女老板。
难道说，当女教授难，当女教授的徒弟更难？
9/2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