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不是我的英语老师，即没有教过我口语，也没有教过我英美文学。她和丈夫是1983年在贵州教过一年英语的，但由于和当地的官员处不好关系，提前回来了。然而，中国的经历却使他们一直解不开中国情结，有访问学者来了，他们去接，有学生来了，他们又去接，而且帮着联系住处，联系银行开账户，学校办注册手续；每年圣诞节，又是邀请去她家作客，又是带去底特律的汽车博物馆旅游，虽然当时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可是来回开车三四小时，毫无怨言，即使对我这学生的朋友，至今依然维持了二十二年关系，每年圣诞总是第一个收到他们夫妇的贺卡，虽然两年前这丈夫已去世，那贺卡依然飞来，带着往事的回忆，带着人生的踪迹。
美国老师玛丽夫妇是不信教的，年轻时在密西根大学上街反对越战，拥护民权运动。可是他们又出身于名门，将门之后，内战，二战中的不少战役都有他们祖辈，父辈的足迹。说不清为何是将门之子却是反战，名门之后却敢去共产国家，叛逆还是好奇?或许真的像他们说的，纵观历史，超越眼前后便会有种超脱的目光，会丢弃意识形态的不同，以人的共性来探讨这世界，以超前的概念来理解世事，能够洒脱，能够视野开阔。可是，终究因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在贵阳呆不下去了。因为他们要求和当地教师，民众自由接触，能自由走动，而当地外办则要求他们事事请示，外出申请，有人陪同，这自然与他们的个性剧烈冲突，在美国反战示威时都没人敢对他们说不，外办的人如此清规戒律，怎么能使他们明白呢?
或许双方都没错，各有各的道理；或许双方都错了，因为只从自己一方出发，把差异看小了。玛丽夫妇坚信，世上的战争除了利益之争外，还有很大部分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不理解，误解。中国人听见美国人，就以为是皮靴长枪的牛仔相，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世界警察相；而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要么是拖长辩，暴突牙，不讲卫生，凶狠暴孽，无教养之徒，或者是上下一身蓝，说话必是马列毛，无人情无亲情的冷血机械动物。而甩开意识形态差别，甩开文化传统差别，甩开政府，让百姓面对面，他们相信百姓间的共同点会大于异处，理解会大于误解。可是他们没有估计到多年锁国，敌对后，相互间的隔阂有多深，文化传统差别有多大，当地外办，当地官员，当地民众还是习惯以怀疑的目光，阶级斗争的思维对待外国来宾，即好奇又戒备，即尊敬又恐惧，即自卑又自大。
在他们眼里，外教应该是孤立的，呆在专家楼里，相安无事；东走西逛，跌了摔了，责任大，担当不起，丢官丢面子；看了不该看的，讲了不该讲的，也是麻烦，因此贴身防范，处处作梗，样样请示，弄得玛丽夫妇热心而来，灰心而去。他们自嘲说，"太超前了，总是会有烦恼，看看以色列被暗杀的列宾，埃及被暗杀的萨达特，美国被暗杀的肯尼迪，不被人理解，就要付代价。"问过他们为何不去中国的大城市，那里的人对外国人容忍程度大，外国人多些，办事容易些，少些烦恼。然而，他们的回答是，大城市的人与美国人差别不大，美国大城市人有的毛病中国人都有，而且他们对这些上层人了解太多了，贵阳人穷，心胸狭窄些，但很纯朴，很真诚，包括那几位死板古怪不自信的官员在内，不虚伪不作假，有时说话无知，也不掩盖，一眼看穿。城里人常有说东想西的，话里有话，弯弯绕的多，虚伪的多，自以为是的多，因此选择来西部，但确实是低估这差异了，也算上了一课。
我听了之后无语，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发展不平衡，也是事实。我陪外宾时，见到要饭的也是绕着走，见到穷人，见了破衣烂衫的也是避开走，面子要，形象也要。其实，玛丽夫妇并不是鄙视，猎奇中国人的穷，否则大可以呆在美国不必出来了，况且，他们去过非洲，见过灾民，见过难民，替联合国工作过，替和平队工作过。他们是基于救穷均富的概念，人类互助的概念而各地漂泊，而来中国教书的。每年他们给红十字会的捐款，给非洲，世界各地的捐款十分惊人，他们的子女，孙辈都是自立的，最多紧急的开销会写欠条要老人支援一下，平时都靠自己打工，工作解决经济问题，没有伸手的习惯，玛丽自己在念研究生时，也是带着儿子上班，不向父母要钱。
人类社会要沟通，也要漫长的过程，先由村与村之间，省与省之间，然后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之间。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太自信或太不自信，取决于见识和知识面，取决于不同的生活环境。记得在上海宾馆迎接外宾时，司机开了一辆新的桑塔纳过来，很自豪想向外宾介绍，但那老外一点兴趣也没有，立刻扭转话题，来到美国后，才知所以。被誉为争气国产车的桑塔纳其实是大众车的复制品，又是过时的车型，难怪见过几十上百车型的老外不感兴趣。
理解沟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九一一后，见到中东人自觉不自觉的避开走，见了白袍长衫大黑胡子的也是紧张，见了用纱丽蒙面的女人都怕她腰里藏有炸弹。那年九月二十七日去底特律机场接人，刚见到候机楼时，便有警察在维持次序，一见中东人又查护照，又要他们下车，让他们拖儿带女，扶老协幼的步行去候机楼，遇上要赶航班的，如何解释也不行。
现在的中国与80年代的中国是大不同了，外宾一来也没有那么多人围观，对外宾明里尊重暗里提防，也不是那么神经质了。记得86年4月4日上午，我陪美国教授在昆明郊区温泉参观后，沿林间小道下山，风和日丽，艳阳夺目。刚过一村头，两名老妇怀抱孙儿正在聊天，其时一名老妇突然抬头，正见留有马克思大胡子的绿眼老外，顿时下颚脱开，双眼圆睁，膛目结舌，不出一声，而怀中孙儿更是吓得大哭失声。此时从屋内冲出一条汉子，面红耳赤，大喊大叫，后面跟上的当地外办人士说，那男子说老外吓了他的母亲，儿子了，质问为何从这里走，弄得我无法翻译。当地外办人士说，"You scare them!" 口气也不好听，我是挺替老外叫屈的，外型是爹妈给的，祖宗传下来的，在北京时，他很骄傲自己的马克思大胡子，说自己是美国共产党，立在马克思像前留影二次，现在在此翻船，真是遗憾，随后的西双版纳之旅，苍山洱海石林之游，他都有点丧气，打不起精神。
86年8月30日带荷兰教授去苏州灵岩山游玩，见过观娃宫，西施梳妆台，乌龟望太湖后，偏偏教授夫人内急，四下没有一个厕所，问卖茶叶蛋的阿婆，说后面有个"坑盆间"，情急之下让不会英语的老婆陪去，回来后教授夫人面红耳赤，用荷兰语对教授吼了一大堆，立刻上车朝城里赶，一问老婆，才知那是一个坑两块板，黄金满地，蛆蝇上万，教授夫人即蹲不下，也站不起，狼狈不堪。但中国的农村确实如此，天堂的苏州为此大打折扣，第二天教授夫人还说好山好水坏厕所，以后去远路一定要少喝水多排空。其实老美对老中，也有了解过程。79年此地刚有来自大陆的访问学者时，也是当大熊猫看，有好奇有戒备。台湾人，香港人更对大陆来的避之不及，以为都是共产党员。领导人握手了，百姓转不过来，即使建交了，打倒万岁不喊了，习惯思维改不过来。一次战争的后遗症要几代人才能扭转。63年日本在上海推出产品展览时，抗日孤老想不通，对这日本国旗大哭，日本人陪罪，领导劝着也不行，心里有恨消不去。90年父母可以来美国探亲时，朋友家当过志愿军运输连连长的老头不愿来，因为当年的通讯员给美国飞机炸伤后，死在他怀里，那临死的眼神无法忘，而开口便是"美国鬼子"的习惯直到他自己临死还改不了。
看来这"冤家易结不易解"的俗话确实有理，韩战，越战，中东之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后遗症或许是多少代都消不去的。87年8月15日我来美后倒没有多少麻烦，只是88年有位台湾教授叫我苦笑不得。那日一进他的办公室，他立刻猛拍桌子，劈头大喊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把我一惊以为他突发羊颠风，要抽筋了。随即他却哈哈大笑，说我看你像共产党。同时对我大谈伟大的有多伟大，倘若他经历文革戴过帽，就不会这么说了。
而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要相互理解也是不易，就是在经济发展比较平衡的美国，南方北方，东部西部还是有差别的，对大城市的贬语，对欠发达地区的贬语，对少数族裔的贬语，也是彻耳可闻。至于亚马逊河原始部落对直升机投标枪，纳西族的走婚，西藏的天葬，水葬，更使人感到现代化的遥远。
有时想想，如果各国，各地的差异小些，那对能源危机，环境危机，说不定有更好的协同规划，更好的对策。如果真的像科学家预测的那样，每年只要能利用千分之三的撒哈拉大沙漠上的太阳能，便能足够供应欧洲一年的用电，而德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政府正在酝酿在北非大沙漠中建立全球最大太阳能发电站的构想，便是替未来的社会画出新的蓝图；如果全球同心，在宇宙空间建造空间太阳能发电站，以定位卫星输送电力，或许比单靠日本，美国的宇航局的计划更为可行，因为倾全球财力，人力，物力可能比一两个国家协同有效，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经济，政治的差别，全球合作也是难，只能让互相谈得拢的国家先走一步，才有可行性。可是想到当年"沙漠之狐"德军元帅隆美尔和美国军神巴顿将军进行空前坦克大战之地将变成人类的福地，终年无雨，四季高温的大沙漠不是人类避之不及的死亡之地，不是荒凉无用的代名词，全球的能源供应将转为太阳能，人类的生活方式将有巨大的变化，人类便不必穷尽石油，煤矿等自然资源，地球的山更绿，天更蓝，水更清，世界真的会更美好。可是成败关键便在于不同国家间能否沟通，能否理解，能否协调利害关系，是否有聪明，前瞻，智慧的政治家，科学家。人类和平，发展，共同富裕的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互间的理解，沟通，许多全球规划能否实现，效果如何，便在于人间关系。
美国老师玛丽夫妇2000年离开密州，去了西部的亚利桑那州，2004年回过安娜堡，光临寒舍与我女儿合影，又去金翠湖共进午餐后便各奔东西，他们是由Packard 路朝北，到市区怀旧了，但第二年便传来其丈夫去世的消息，后来亚利桑那的大房子卖了，玛丽去瑞典住了两年，出了几本儿童读物，2008年搬到纽约居住，与孙女儿共住一城。
87年11月14日她的丈夫先来学生区，敲开了我家的门，邀请去他们在Albion的家里作客，当时他身着皮夹克酷似美军飞行员，但实际上是退休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车型设计负责人，而玛丽老师倒是位业余飞行员。那天下午2:20，她身着航空服，请我坐她的私人飞机，从安城小机场起飞后，绕着市区飞行几圈，蓝天，白云，小河，湖泊，汽车，公路都成了童话世界的玩物，风拂面，云漂移，实在是心旷神移，喜得我开心大笑，说是一现童年梦。玛丽老师闻言，要我试开飞机，告诉我如何平飞，转弯上升下滑如何倒飞，似乎不难，只要动作连贯柔和，不轻不重，飞机还是听话的，可是刚听老师夸奖，说我运动神经协调，天生是块料，我也来个上升倒转，但刚一朝下，似乎全身血液涌上脑袋，眼胀头痛耳鸣很不好玩，再想翻转拉平机翼时，操纵杆居然不动，立刻急出汗来，玛丽在一旁笑翻，说是不急，好不容易翻转拉平后，立刻交回飞行权，降落后还如醉汉，脚步蹒跚。她的儿子说你很有勇气敢坐老妈开的飞机，听说我还试了一把时，更瞪眼把我当外星人看。
现在的住处离那小机场很近，天高云淡，见单引摩，双引摩的飞机展翅翱翔，在空中作出潇洒来，总会想起当年的故事，唯一的冒险，只是这辈子只能梦想而已。九一一后有段时间禁飞，那天星期六又放飞时，一架飞机拖着"我们是好人"的标语在密大十一万人的橄榄球场上空飞来飞去，把在看球的我和球迷笑翻。九一一后老爸打电话叮咛再叮咛，球场，影院，中东人多的Dearborn一定要少去，中东人家里最好不去，"当心啊，亡命之徒不择手段，当心啊。" 真使人发笑.
美国的民族成分虽然全世界最复杂，但绝大多数是要过太平日子的，极端分子还是极少。2002年6月27日当父亲在纽约帝国大厦门口跌倒时，五大三粗配枪持棍的四个警察一起扶他，使刚进门时叫我当心警察的父亲感动不已，又致谢又合影，即使在07年9月等待死神的最后日子里，一讲起此事，都说想不到的，笑着告诉病友，告诉护工。"其实，美国这个国家，没有美国政府讲的那么好，也没有中国政府讲的那么坏。"这是老父的结论，也是我的同感。可是在中国，在世界不少地方，对美国也有成见，这种成见，部分是美国的世界警察后遗症，部分是对美国，美国人没有接触，没有了解，缺乏理解。日本人在我们心中的人丹胡，大暴牙，猪耳战斗帽，"呀叽叽。"的形象和彬彬有礼，路不拾遗，勤奋工作的样子也是连不起来的。这世界上的人多沟通，多理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会一帆风顺。玛丽老师在中国的故事，反映了理解的不易，反映了理解的重要，但只要友好的愿望不灭，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世界还有希望。
秋天的黄昏，晚霞把天际映红，一架飞机轻盈无声地在远处蓝天划出个飘逸的弧线，已是八十二岁的玛丽老师是否还在哪里飞翔，是否还记得那吓我一身冷汗的倒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