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历史人物，钱学森受到人们的质疑是正常的。可是由于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争论就永远不在同一个平台上，应此得不出结果，也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首先，我问自己：这个时候可以不可以质疑钱学森？我觉得，如果现在不是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时候呢？在一个公民时代，当铺天盖地都是歌功颂德的声浪，不同的声音恰恰是最需要的。公民时代没有“神 ”，也就不需要为尊者讳。对钱先生如果能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是对他在天之灵的告慰。
在中国，对于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缺乏客观的第一手资料，很难做到完全的公正。我们只能透过一些基本事实，按逻辑来分析以作出结论了。
对于钱学森的争议，主要集中他的科学贡献、爱国情操和“亩产万斤”以及晚年对于“人体科学”的研究上。
在科学方面，我同意“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否认这一说法的人缺乏基本的事实认知和逻辑判断。
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大概不会有人反对，虽然毛泽东没有具体指挥过哪场战役，更没有亲手杀死过一个敌人。但是，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绝不会按同样的方式发展，中国也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不过，中国革命给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这是值得深思的。同理，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这也不是一两句政治宣传就能回答的问题，也许要几十年，几百年后历史才能公正的回答。
“钱学森以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50年代钱学森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冲破种种阻力毅然回国……”对于这个政治结论，我是抱有异议的。
可以说，年青时的钱学森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不懂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政治抱负。
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是，1938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钱学森留校任教，1949 年9月，38岁的钱学森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负责研究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社会地位和生活确实非常优越。也正因此，钱学森希望利用美国的优越条件进一步深造，因此他正式申请了加入美国国籍。
设想一下，如果钱学森真的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为什么要申请加入美国籍？他也许会和李四光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后马上回国，为什么要等到1955年呢？
因为，导致钱学森回国的并不是一颗“报效祖国的心”，而是一颗孝心。1950年，钱学森父亲重病决定回国探望。而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立即电话通知司法部，要求无论如何要将钱学森留在美国，因为钱的头脑里装满了美国的军事机密。此时又恰逢麦卡锡时代，钱学森被怀疑是共党分子，遭到逮捕，并被软禁了整整五年。
所以，钱学森本来没有主动回国服务的意愿，是美国政府亏待了他，迫害了他，在“报效”美国无门，深受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伤害的情况下，通过朝鲜战争的战俘交换方式被遣返回国。
多年以后，金布尔谈及此事仍不无遗憾：“这是美国所做的最愚蠢的事。如果说钱学森是共产党，还不如说我是。我们却逼他回国了。” 从此之后，钱学森对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耿耿于怀，以致多次拒绝访美邀请。
假如钱学森没有父亲病重一事，他可能不会要求回国，继续留在美国从事研究。谁能想象韩战爆发，身为美军上校的钱学森会站在哪一边呢？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看见事实：书呆子钱学森不幸卷入了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冲突之中，被他曾经渴望入籍的美国抛弃。在别无选择之下回到中国。
钱学森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情回到了祖国，中国共产党也给了钱学森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当时钱学森所受到的礼遇是常人难以想象的：1956年1，在陈赓的邀请下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6年春，他应邀出席政协会议并在会上讲话，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体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与自己坐在一起，钱学森为国务院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认真讨论了这份《意见书》。
从此，钱学森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爱国分子、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可是，历史总在捉弄人。
1957年，面对整风运动，有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验的钱学森不再是书呆子，他也许接受了被美国政府迫害的教训，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于是和自己曾经遵循的民主理念分道扬镳。他曾经表态：“（右派分子）要求的民主和自由，是一种不要领导和组织的民主和自由。这种民主自由是没有的。目前的问题是：要资本主义的领导呢？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美国每年用在商业广告等非生产方面和军事方面的费用有几百亿美元。假设美国没有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钱就可以拿来为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也就会好。……到底应该选择资本主义的领导，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呢？当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的领导。”
有了这种思想转变，就不难理解他后来论证的“亩产万斤”。有人说，钱的那种做法是“跳梁小丑的为虎作伥”，我认为并不十分正确。
在论证“亩产万斤”之前，钱学森撰文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整风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我们每个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前看起来不能做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了。……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掏出来，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我们科学事业的大跃进是一定的。”
我相信，钱学森之所以写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是在他脱离了一个科学家的思维之后，在其崭新的信仰支配下所表现的一种必然行为，尽管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有人说，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毕竟那篇文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我宁愿相信，钱学森致死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一个人如果是出自信仰而做出的行为，则无可非议。信仰面前无对错，毕竟，科学家不是圣人，科学和信仰更不矛盾，毕竟牛顿最后也皈依了宗教。退一步说，即使钱学森知错而不道歉，也是一个常人都会犯的错误，谁要求钱学森一定要“伟大”了？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每一个普通人都会做荒唐的事，所以钱学森并不“伟大”。
这就又联系到钱学森晚年从事的一系列“人体研究”。如果说钱学森论证“亩产万斤”还有一些功利成分的话，“人体研究”对钱学森并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相反，他的许多言行是在一片反对声中进行的，尤其是他对F论G的支持和对政府镇压变相的不支持，更让人相信他的行为出自自身的信仰。我没有见过一个人体特异功能者，也没有看见谁信了F论G后起死回生，所以我没有理由相信，也没有根据反对，但我知道目前科学是有局限性的，对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妄下结论本身不是一个科学负责的精神。
在这一点上，钱学森似乎比某些人做得好，他没有因“总书记”的劝说而表态支持镇压F论G，而某些人却因为政府用行政手段把F论G定性为“邪教”，就一味盲目支持，更是对身边持不同意见的人打压污蔑。
那么钱学森着迷与“人体研究”就抹杀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成就吗？当然不是，科学要能充分认识自然，认识人的精神活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F论G的信仰者里有一大批科学家也不是奇怪的事。
钱学森着迷与“人体研究”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据报道，钱学森曾对秘书涂元季说：“其实搞两弹，这种工程项目，这是组织上的任务，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的创新。”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成是钱学森对自己的反思，那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他的理想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况且他所做的，只是让一个处在冷战时代的落后国家拥有了核威力，但对与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和人类的科学进步、文明的发展没有提供应有的贡献——毕竟，钱学森是一个具有超凡天份，起点极高的科学家。
当然，钱学森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作为科学家，他有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可作为普通人，他难免有思想和精神上的局限性。他今天之所以被如此拔高，被拥上神坛，是社会的不幸，更是一种悲哀。我们在质疑钱学森的同时，更要反思自己：为什么一个科学工作者会走向神坛？是政治的需要，还是历史的必然？当然，人们只有自身浅薄，丧失自我后才会把普通的人看成“伟人”，把人变成神，并不由自主地去崇拜。
我们反思、质疑钱学森，不是要针对他本人，毕竟斯人已去。透过钱学森，我们每个人都问问自己，人生是应该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不断找寻自我价值，还是被迫陷于意识形态纷争，成为“国家利益”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就今天来说，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相对有了更大的自由和生活空间，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环境，清楚地意识到生活是为了什么，为了谁？漂亮的政治口号和蛊惑人心的宣传都不应主宰我们今后的道路。而坚守道德底线，拥有一颗对家人，对朋友的关爱之心，让自己，让身边的人生活的更好，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不管你身在何处，也不管别人会说你爱不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