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16日，钱老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文章。在给出了一些必要条件后，钱老对农业发展前景做了大胆假设：文章说“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一万斤）。人们相信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倘若一个平头百姓或者一名普通科研人员纵使整日里鼓噪“亩产万斤、十万斤”，它的现实影响实在可以忽略不计。但钱老说了，这就不同。毋需讳言，钱老的文章对当年的“大跃进”予以技术支持，它的现实影响对那场运动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在纯粹的科学意义上，“亩产万斤、十万斤”并无对错可言，比这更大胆甚至更为惊异的“奇谈怪论”大可随手拈来。但我们把钱老这种科研文章回放到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图景下的中国大地，你能单纯地认为这仅仅是科学家个人的“科学研究”“科学想象”吗？同样是50年代，有谁认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顾准市场经济的构想仅仅是“科学研究”“科学想象”呢？毕竟脱开历史而奢谈中国往事会显得太过轻浮太过飘忽。这里，亦毋需讳言，任何模糊、淡化钱老做为共和国“首席科学家”而具有的巨大召唤与政治影响力的说辞都很难立的住，任何企图以“科学”作为托词，从而轻松落马回避历史的再检验，就一定显得软弱苍白。
我们知道，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着眼点有着十分显著的研究分野也就有着显著的功利分野，尤其后者，往往与国计民生难脱干系也就势必对科研人员有更高的现实要求，而这种要求不仅是恪守“我在我的领域发言”，它其实更多地来自于研究者的内心，他们知道那既体现了严谨、责任，也是“研究”得以“应用”的前提。这其中，任何科学想象，任何浪漫热情必须服从于责任，这其实也是衡量一个科学工作者是否成熟的标志。
1958年的钱老，在大跃进的历史氛围中讲了一个与政治联系太紧的科学故事，这个故事传播很广，影响不好，这是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钱老有错。
一九七八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发韧，思想界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开始痛苦的反思，各种思潮风起云涌。钱老从《自然辩证法》出发又回到《《自然辩证法》，以俯瞰科学前沿的姿态，在对系统论、方法论、生命科学的前瞻期待中为特异功能、气功研究鼓与呼。研究本身没有错，争议的焦点在“鼓与呼”。钱老身前如此，当下亦如此。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中国青年报引发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潘晓讨论”如火如荼，这场波及全国震动高层搅动亿万青年心中涟漪的大众辩论，预示着信仰思辨进入公众领域，预示着“独立思考”的正式登场。恰在同一时段，特异功能与气功研究无论体制内外，一时人心所向从而风靡全国。其中以钱老1980年9月撰写的《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以及以此文为主要内容的多篇文章、讲座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影响，国防科委所属的生命研究所又接二连三地向社会透露“重大发现”、“重要成果”。这一来，气功与特异功能便开始悄然走出科学的边界，俨然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社会思潮，这就带来了政治与科学的双重问题。生命科学的发展无疑对传统理论形成挑战，一如斯宾诺沙质疑上帝的真实，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对基督世界的震动，伴随着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气功与特异功能对传统哲学对国人信仰的冲击也同样带来巨大震动。没有经历那个时代其实难以想象那个时代人们的困惑。
批评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无论对钱老的争论有多么火爆多么对立，从一开始，争论（学术争论）双方对气功与特异功能尚处在“发现、研究、判定”的“过程中”这种认定并无争议，双方都认为气功与特异功能“有待进一步确认”。也正是这种“并无定论”的定论，使上述研究遭受来自于政治与科学的双重打击。对此，一方面人们感到遗憾，遗憾钱老又一次有意无意地处在集体躁动的中心，另一方面也感到庆幸-----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科研最终回归科研而不是演变成一场闹剧。
我们知道，一个漂亮的科研成果，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必须是漂亮的，整个科研的每一个环节也应该是漂亮的。一个严肃、严谨的科研人员在没有准确无误的数据没有确凿踏实的结论之前，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研究，观测，再研究。再观测，其中容不得侥幸当然更容不得喧嚣。普通研究如此，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存在激烈争论的研究当更是如此。本来以钱老的科学地位、社会地位，牵头、领军特异功能研究、气功研究这难说不是一件幸事，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不同的的是同样涉及政治，这一次钱老走在了政冶的“边缘”。
政治标准因历史、地域的缘故往往评价多变甚至两极对立。但科学毕竟有它的独立、恒定的特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认为钱老高调出场，疾声呐喊有错。
这个世界没有完人，钱老一生伟大亦复杂。纪念钱老，就应该容许对其进行分析、解读以至批判，因为这才是钱老所崇尚的科学精神。
2009-11-06于无聊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