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悔之 2009-05-21 00:48:55 发表于：博客中国
辛子陵
尹振环著 《毛泽东皇权专制主义批判—剖析》—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5月出版
文章精选：主席在
毛远新、华国锋、江 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i]
在毛泽东思想深处，主席和皇帝是一个概念，他这个终身主席是现代皇帝的与时俱进的称谓。但他不是普通的皇帝，是具有秦始皇一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观其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套路，“马克思主义”是个装饰，是一件骗人的迷彩服，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雄才大略”尽是《韩非子》集大成的法家理论和权谋。
从批《十批判书》说起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目睹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八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她像口宣圣旨一样读一段语录：“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25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过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相”，拉郭反对周总理，郭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诗文唱和，友谊甚笃。到了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在1945年写了《十批判书》，揭露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君人南面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毛泽东当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推到历史的前台，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
今人多对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屈服和奉迎有太多的微词，以至于将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贡献忽略了。《十批判书》是好文章，比起“梁效”、“罗思鼎”那些批孔扬秦的文章来，要高超百倍。当然，郭沫若如仍有北伐途次中的豪气，像与蒋介石决裂时写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那样，再写一篇《请看今日之毛泽东》，断然与毛决裂，流亡海外，那将给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人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对晚年的郭老不能如此苛求。
令人欣慰的是，郭沫若有了接棒者。对秦始皇和法家的研究和批判，类似《请看今日之毛泽东》的著作，由
中华民族迟早有一天会对帝王文化发起群起而攻之的，再有毛氏复生，也会天下共击之的，但那还得首先赖于学界的研究与批判帝王文化。只有这样，像美国那样“永远毫无拘束的批评政府，批评领导人”，才有可能在中国逐渐形成。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古今帝王最大的一次造势运动。他把慎到、韩非关于造势的理论，理解的入木三分，运用的出神入化。他彻底发动群众，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审查全国的干部，让群众评判揭发各级当权派，哪些是毛泽东的人，哪些是刘少奇的人？他自己“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
毛泽东的大跃进闯下了滔天大祸，饿死了3755万人。他由“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德和才都输了理，失去了领导国家建设的资格，在人民中、在党内威信一落千丈。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美女的怀抱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茅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在“四清”运动中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广州的林彪听说28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的消息后，考虑了一天，29日晚11时，召见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口授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给毛泽东以强有力的“造势”的支持。其要点是：
1964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 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做最根本的必修课。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iv]
这一支持是以凸显林彪的政治分量和权威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堂堂正正，义正词严。林彪四两拨千斤，把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所提倡、所组织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所检阅、所赞扬的军事大比武给否定了。
最微妙之处是毛泽东默许了、同意了这一否定。从时间的巧妙配合上看，这是毛林合演的一出双簧。没有毛泽东的授意，林彪绝不敢如此孟浪，以一票否定军委，以林彪否定毛泽东。军队要练兵习武，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军队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这次大比武毛还亲自检阅、亲自表彰、亲自指示推广。毛泽东所以能够容忍林彪这一动摇毛的权威的“拨正反乱”，是因为林彪主张代替“全军大比武”的是要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毛可能损失的权威，要在这里得到几十倍、几百倍的补偿，此其一；毛泽东正在跟刘少奇摊牌，而刘少奇得到政治局常委多数、政治局多数、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毛有意识地要强化林彪的权威，要强化到能压住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政治局的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为了压住这三个多数，毛认为即使自己的权威受点暂时损失也是值得的。在跟那三个多数摊牌的时候，有林彪和自己站在一起，将极大地加强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此其二。
毛泽东胜券在握。在他批准了林彪的“拨正反乱”之后，一个把毛泽东语录当作圣经的带有宗教狂热的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三百万军队中兴起来了，随后普及到了全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
这就是法家造势固位理论的“活学活用”。这就是韩非说的“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
韩非是不讲理的，他讲力，有力就有理。“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
毛泽东还从法家那里学得了强迫干部和群众拥护他的办法。“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vi] 这个“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就是严惩重罚。在群众语言中有“怕好”之说。一个横行乡里的黑社会老大，百姓见了表示敬意，在市场上拿东西可以不给钱，并不是百姓真敬他，而是怕他，并不是甘心孝敬他，而是怕他砸摊子。这叫“怕好”。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是真心愿意跳忠字舞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早请示、晚汇报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文革中毛泽东把共产党变成了黑社会，他就是天字第一号的黑老大。广大干部和亿万百姓天天喊万岁，90%以上的人并不是真心爱戴他，而是“怕好”。不慎摔碎毛的石膏像，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造成了这样一种天罗地网般的阴森恐怖的势，扭曲了全国人民的心灵和人格。邓拓在自杀之前，在遗书上含泪自责，还不忘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嘱咐孩子们与犯罪的父亲划清界限，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整死你还得叫你发自内心地拥护他，毛泽东就是这么厉害！
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
在大跃进失败，饿死3750万人的事情发生后，毛泽东出现了皇位（领袖地位）的危机，共产党出现了执政地位（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毛泽东不甘心推出历史舞台，他要与全党对他的失望、不满作斗争，打击、削弱最后废黜由他选择而又为全党认可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毛有了高于全党利益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他代表的才是复辟倒退的势力。他推行的才是复辟倒退的路线，他是向秦始皇那里倒退。
刘少奇要纠正毛泽东和党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错误，领导人民度过危机，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争取顺利接班，阻止毛泽东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这是文革势力与反文革势力的共同目标。毛作为领袖、作为旗帜，不能倒，不能动摇，成为重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舆论导向掀起对毛的个人崇拜之风。毛借力打力，扶持林彪和军队，作为倒刘的基本力量和向家天下过渡的跳板。
利用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势，毛泽东把党权、政权、军权、文权（文化思想领域的所谓话语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大独裁者。法家关于专制独裁的运用，有提纲挈领的提示：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藉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管仲：《任法》）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六柄”、“四位”的运用，使人瞠目结舌。在党内，他停止了党章，让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靠边站；他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名 份，践踏宪法，囚禁国家主席，停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明明是他篡党篡国，他靠强势宣传，颠倒了是非，说他既代表党，又代表国家，是别人另立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高级干部的升降贵贱，去留生死，全凭他一句话，一个御批。
他可以让总书记邓小平、国家元帅陈毅去工厂当工人。
他可以让保卫干事王洪文一步登天当了党的副主席。
他可以让农民陈永贵当副总理。
他可以让文化泰斗巴金和季羡林去喂猪。
他可以让江青的机要员小谢（谢静宜）去领导清华大学。
……
文革中有两个人是必死的，这就是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两个人死盯着饿死3755万人的事情不放，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而且是他向家天下过渡的不可超越的障碍。但叫他们怎么个死法，毛泽东是动了脑筋的。
第一，不能公开处决。公开处决先要撤销他们的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免职，还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按法律程序肯定杀不了他们。
第二，不能秘密暗杀他们。暗杀这种事情，无论设计多么周密，发纵指示者最终都是逃不掉责任的。消灭了他们的肉体，不能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更显得自己理屈，真理是在他们一边。这显不出毛泽东的伟大来。
第三，自杀。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经不起“考验”，自己了断自己。但这两个人特别经得起“考验”，绝不自杀，有病特别配合治疗，他们有这个底气等待最后全党和人民的裁判。
第四，在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中，假手红卫兵害死政敌。这是毛泽东对法家理论“遇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创造性地运用。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三，这种施虐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公开的、登报的，足以震慑高级干部，连顶天立地的彭大将军都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上，派出几个红卫兵就把他收拾了，谁还敢出来挡毛泽东的路呢？
我们回顾一个历史镜头，这个镜头作为毛泽东学习法家的“优秀”作业，应该定格在中国历史上。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
彭德怀看见浦安修低头弯腰被扭上来，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地叫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安修抬头看见了彭德怀，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浦安修嫁了个元帅，确实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安修去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彭德怀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来，你来干什么！”浦安修哭了，但她理解彭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如今二人此时此地见面，大离奇了！这是国民党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不是。这个地方不还是北京吗？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毛泽东吗？你毛泽东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党性，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彭德怀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跃进搞错了吗……彭德怀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青筋暴涨，嘴唇咬出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毕，又是抛上卡车游街。一顶用铁皮做的
七、八两个月，彭德怀被批斗一百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淤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
毛泽东玩的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蒋介石都不如。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让蒋介石栽那么大的跟头，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据张学良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一幅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反观毛彭之间，彭德怀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把毛泽东抓起来，强迫毛泽东改变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政策，只是写了一封信，对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谈不上“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毛泽东就必欲置彭于死地。毛泽东不敢关彭德怀，更不敢杀彭德怀，借红卫兵之手将他摧残折磨至死。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着崇高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
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
他自比秦始皇，以不可阻挡的底气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宣示，他要搞家天下，谁要妨碍他，就是彭德怀的下场！
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 江 青;
总理 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 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 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征询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的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
后党政军领导班子画圈，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
圈了、提了五个人名：
毛远新、华国锋、江 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
毛远新、华国锋、江 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vii]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毛泽东搞家天下的阴谋一曝光，将善良的人们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高尚动机的种种猜测彻底粉碎了。
曾国藩有言：“驭将之线，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viii] 毛泽东对《韩非子》的理解竟不如曾国藩，他想到先秦法家那里寻找灵感，想出奇制胜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由历史罪人再度变成开天辟地的大英雄，他彻底失败了。
2009年2月
[i] 《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希望有关部门敦促仍健在的毛远新、汪东兴出来证实或证伪。这是毛泽东搞家天下的唯一铁证，中央档案馆是不会有另外的材料的。
[ii] 《“批林批孔”运动始末》《红旗》杂志１９９４年２月号。
[iii] 王光美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iv] 《林彪文选》1967年11月武汉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第119页。
[v]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一版第346页。
[vi]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一版第370页。
[vii] 《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希望有关部门敦促仍健在的毛远新、汪东兴出来证实或证伪。这是毛泽东搞家天下的唯一铁证，中央档案馆是不会有另外的材料的。
[viii] 《曾胡治兵语录》，大同书店中华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