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四月，袁相忱被捕了，从此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家中既有年迈的婆婆，又有年幼的子女，梁惠珍又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将来这一大家子的生活该怎么办？粱惠珍虽说对袁相忱的被捕早有心理准备，但事情发生後，她心里还是很难接受。
当时，由於袁相忱全家的生活是长年凭信心事奉，没有接受任何机构的薪金，也没有任何积蓄，所以袁相忱被捕後，福音堂不能开了，一家八口连生活都成问题。梁惠珍度过了一生中最困难的半年，她家里往往是吃了上顿，还不知道下顿吃什么，经常是一整天吃白粥，或是喝糊糊，对付肚皮。有时白粥都吃不饱。孩子们身体在发育，饿不得；婆婆年纪大了，饿不得；梁惠珍就只有苦自己。面对生活的压力，梁惠珍常常被愁苦的情绪所捆绑，她开始不断地跟神讲理：“主啊，我的丈夫是为你的缘故才被抓进监狱的！现在剩下我们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我又没有工作，我们该怎么办哪？这付担子实在太重了，我担当不起。”
让梁惠珍愁心的不仅仅是一家人的生活问题，而且还有个别信徒的冷落。袁相忱是为信仰的缘故被捕的，虽然被捕前有很多信徒支持他，但袁相忱被捕後，很多平时很熟悉、很热心的信徒，却都避开袁相忱的家人。有些曾受过袁相忱和梁惠珍帮助的信徒，看到梁惠珍却装作没看见，低头走过；有些信徒路过梁惠珍的家，都不会进来，说是怕人跟踪。有一个姐妹，也是个传道人的後代，很热心的时候曾给王明道先生抄大字圣经，但後来却加入三自，王明道先生知道後生气得直拍桌子。袁相忱也曾劝说过她，不要加入三自。袁相忱被捕後，这位姐妹甚至不敢承认认识袁相忱，生怕被牵连。别人问她：“你认识袁相忱吗？”她说：“袁相忱啊？我听说过。”别人又问她：“那你认识梁惠珍吗？”她说：“梁惠珍啊？我认识。”後来九八年的时候，有人问这位姐妹：“你认识袁相忱吗？”事隔四十年後，这位姐妹才能坦率地说：“认识。但袁先生因为我去三自，就不理我了。”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答案，但却反映出了不同的政治氛围下人们的心理。
袁相忱被捕的时候，最大的孩子十七，最小的才六岁，全部在上学。梁惠珍要为孩子们树立一个坚强的榜样，她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流露悲伤，只一个人悄悄地流泪。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能懂得母亲的心情，从不问父亲的情况，而小六却不太懂事，老问：“我爸去哪里了？怎么还没回来？”梁惠珍就告诉孩子说：“你爸学习去了，学习完了就回来。”过了好久还没见到爸爸，小六又问：“我爸是不是没有日子回来了？是不是再也不会回来看我了？你告诉我上哪儿能看我爸爸，我想爸爸了。”说完就哭了。有一天，小六在外面玩，不一会儿就哭著回来了。她告诉妈妈，别的小朋友骂她、欺负她，不跟她一起玩，说她没有爸爸。她问妈妈：“我爸爸到底在不在了？”梁惠珍说：“你爸爸在。别听小朋友胡说，以後不跟他们一起玩就好了。”梁惠珍一边安慰孩子，一边心如刀割。
袁相忱被捕後，阜成门一百六十号福音堂的房子的屋主要收回房子，梁惠珍一家大小就搬到白塔寺内四十号居住。经过抄家，梁惠珍所有的家产就只有几个用破布包裹著的包袱了。连她结婚时做的铜床也在大跃进时贡献出去，大炼钢铁去了。梁惠珍就用砖头垫在地上，上面再铺上木板，靠墙做成一个大通铺，一大家人就睡在上面。家里除了一个水缸和几个纸箱之外，别无他物。
在袁相忱被捕後的头三个月内，梁惠珍在没有一分钱收入的情况下，几乎把家里仅存的一些东西都变卖掉，以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生活的艰辛和灵里的苦楚，使她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命低潮期。每天晚上，她都一个人跪在床上祷告，但那祷告不是交托的祷告，而是争战的祷告，是和神摔跤的祷告。她不停地和神讲理，不停地求问神，为什么让这些事临到她的身上？为什么不听她的祷告，不救她脱离这困苦？她越是和神讲理，心灵的担子就越重；心灵的担子越重，就越是坚持和神讲理--恶性循环，反复发生，而神总是沉默。最後，这担子重到把她压趴下，使她透不过气来。
就在看似无助的祷告中，神的话临到了：“这事出於我。”
“不可能的！主，你不可能让我们受这些苦。”
“这事出於我，因为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霎时间，梁惠珍得了安慰，更得了力量。她重新俯伏在神的面前，对神说：“这事既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语，只求你保守我和我家里的每一个人，在任何景况下，都不至羞辱你的名。”
从此，身上的重担脱落了，心头的重担脱落了，梁惠珍郑重地对神说：“主啊，我相信你能扶持著我，度过一切难关。我要永远背著十字架跟从你。”
当时，因为没有收入，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很快就如基立溪畔的水一样，乾了。婆婆望著即将用尽的米面，对梁惠珍说：“明天我到我姑娘家去躲躲饥荒吧！”梁惠珍听了，心里很难过，但她又不忍心让婆婆跟她一起挨饿，就只有默默向神倾诉。神用话语安慰了她：“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何况你们是神的儿女呢？”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敲门，梁惠珍打开门一看，外面站著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她看著梁惠珍问：“你家是姓袁的吗？”梁惠珍说：“是”。她又问：“是袁弟兄家吗？”梁惠珍说“是”。
看来，这是一个主里的姐妹，当时，敢以“弟兄”的字眼来称呼一个被捕的人，是很少的。但这个老太太是谁呢？梁惠珍请她进来坐，问她：“请问您怎么称呼？”老姐妹笑了笑，说：“你搬了家，叫我找得好苦啊！这几天，圣灵一直催逼著我到你家里来。”说著，随手递给梁惠珍一个信封和一个小包。
这位姐妹始终都没有说出她的名字。她走後，梁惠珍打开小包，里面竟是五十块钱！在那个年代，五十块钱是足够梁惠珍一家八口二个月的粮食钱！梁惠珍禁不住流下了感恩的眼泪：“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你从不误事。而我却是如此小信的人啊！”
袁相忱被捕五个月後，梁惠珍在建筑单位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工资微薄，每天只挣八角钱，纵使工作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也只有二十四元，要应付孩子们的教育费和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实在不够。孩子们都很懂事，知道家里没钱，就走路去上学；开学交学费的时候也都轮流交，因为梁惠珍实在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老大交完老二交，每个月交一个人的。
但神却感动许多不曾相识的主内肢体，补足他们全家的需要。东北一位人称“易大娘”的老姐妹，曾把一块肉装在罐里，冻在雪里，托人捎来给梁惠珍。那个年代，肉是凭票供应的，易大娘把自己积了半年的肉票，买来这一大块肉，带给梁惠珍，并说：“我自己少吃一口没关系，袁师娘带著六个孩子、一个婆婆，太不容易了！我少吃一口，他们全家就能多吃一口。”弟兄姐妹们奉献时，为了不让梁惠珍知道姓名，很多都是用代号厂址寄来汇票的，而梁惠珍发出的谢函却往往被退回来，并且还说明是因查无此人而遭退回，梁惠珍把满心的感谢都归给神。又有一次，有人寄来汇票，上面的地址却写著“以马忤斯路20号”。北京根本没有这条马路，所以梁惠珍根本无法回信。
袁相忱被捕後，梁惠珍没有告诉自己的娘家，因为他们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怕他们因此而更加远离神。袁相忱被捕快一年了，梁惠珍的弟弟从天津来北京出差，顺道来看梁惠珍。进门看到袁相忱不在，等了好久还没见他回来，弟弟感觉不对劲，就问姐姐：“大姐夫呢？”梁惠珍就避开这个话题，谈别的。弟弟问了三次，梁惠珍才说：“告诉你吧，走了快一年了。我是怕你们担心，才不告诉你们。你也别告诉妈妈，怕她受不了。”弟弟埋怨道：“你怎么不跟我说，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过苦日子！我不怕受连累，你是我手足之亲。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理该帮助你的。”弟弟一边说，一边就掏出钱，交给梁惠珍，说：“你用这些钱给孩子们买些布做衣服吧。你是我的亲姐姐，你的丈夫是我的姐夫，你的孩子是我的亲外甥，我不怕受连累。姐夫不在，我照顾你们是应该的。”从那以後，他就每月都给梁惠珍寄钱来。也是从那时起，梁惠珍的娘家才知道袁相忱被捕了。梁惠珍的母亲也寄衣服和吃的来。每年过年，从初一到初四，梁惠珍都带著孩子回到自己的娘家，直到七四年母亲去世。
不论生活有多苦，梁惠珍都不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六个孩子都是神的恩典，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学坏的。她常为孩子们祷告：“神啊，不要从我和孩子们的身上羞辱主的名。”梁惠珍常说，“我的孩子都是神带大的。”在那种境况下，孩子们很容易学坏、自暴自弃，但袁相忱的孩子却个个都很听话。曾有一个弟兄说：“你看到袁相忱的六个孩子，不和人吵，听话，就知道神的恩典了。从他的孩子的身上就看出神的同在。”每个孩子都很早就学会做饭了，放学後不是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出去玩，而是学梁惠珍的样子，围上围裙，在灶前做饭。孩子的老师在知道梁惠珍的家庭情况後，深有感触地说：“你一个人还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好，真是不容易！”梁惠珍就说：“我们信耶稣的不做坏事，都按的道理教育孩子。”老大袁福音在袁相忱被捕半年後，主动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报考了首钢技校，为的是早一点出来工作，帮助家中的生活。他在技校读书时，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学习，每月有十六块钱的补贴，他就交给母亲十元钱，自己只留六块钱，作为一个月的生活费。老四福乐生在北京阜城门，学习很好，是在重点中学三十五中的尖子生。当时学校到处乱哄哄的，学生们忙於造反，不安心学习，惟独福乐却认认真真，一考就是一个满分。那时家里很穷，福乐买不起月票，就每天走路上学，也没钱在食堂买饭吃，中午就吃从家里带去的饭，随便凑合一顿，福乐的中餐几乎天天都是吃头一天家里剩下的窝窝头。一到吃饭的时候，同学们就嘲笑他，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窝窝头脑袋”。福乐每次考试，几乎都是全班第一，不服气的同学就欺负他，说：“你这个窝窝头脑袋，凭什么考试就考得好”，他就回家对梁惠珍说：“妈，咱们就吃一回馒头吧，你就给我带一回馒头吧！堵一堵他们的嘴，就一回，好不好？”梁惠珍心里很难过，但她却说：“不行！等到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才能吃馒头。”小六一直到六四、六五年的时候，还没有穿过毛衣，直到大姐安湖结婚後，才把旧毛衣送给小妹穿，梁惠珍家里的生活才有所好转。小六小学是大队长，中学是校学生会的干部，各方面都表现突出。她很聪明，功课特好，回家来从不看书，但成绩却总是第一。她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对袁相忱的记忆最模糊，不知道父亲被捕的真正原因，只单纯地觉得父亲有问题，自己觉得心中有愧，所以加倍表现，学毛选比别人积极，干什么都积极。但社会却不接纳她，连集体活动都不许她去，说她是属於黑五类，没有和反革命家庭划清界线。六七年，争强好胜。小六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把名字改为梁永红，取母亲的姓，表示要与反革命父亲脱离关系。她天真地以为，改了姓自然就脱离了关系，就不会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就不会再有不公平的待遇。但她完全不了解当时的社会。六九年的时候，她初中毕业，按说不应下乡，但学校却让她报名，说：“黑五类不下乡，谁下呀！”至此，小六才明白，自己无法被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所接纳、所承认。当袁相忱出狱後，得知女儿改名的过程，他没有责怪女儿，因为他知道，女儿小小的年纪，己经过早地承受了她不该承受的压力。在那种环境下，孩子们也实在是不容易。
梁惠珍开始在建筑部门工作时，先是做体力活，但干了三天後，领导发现梁惠珍是个有文化的人，写得一手好字，并且工作细心认真。当时，有文化的妇女还不是很多，但又有很多工作需要有文化的妇女来做，所以领导就把她选拔到办公室，负责管理仓库和财务工作。靠著主赐的智慧和能力，梁惠珍在工作上的认真态度和突出成绩，使领导和群众对她都很满意。
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反革命家属，梁惠珍和孩子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有一天梁惠珍上班时，一踏进办公室的门，就看到屋子里贴满了大字报，上面写著：“反革命家属不能在办公室里担任要职！把反革命家属下放到第一线劳动改造！”满屋子的大字报虽然没有正式点梁惠珍的名，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指的是谁。
第二天，领导通知梁惠珍：“从今天开始，你就到工地上去工作。”梁惠珍没有分辩什么，只是默默地点点头。从此，她的工作地点就不停地更换、流动，工作量则一次重过一次。开始时梁惠珍被派去用小车推砖，限定每十五分钟走一趟，每趟要推150块砖，共750斤重。後来又分配梁惠珍去筛沙子，最後是去推石头子、供灰泥、剥抹面粉。这是工地上最累的活，工作量大，并且要求速度快。夏天的时候，汗水从梁惠珍的头顶流到脚底，整个人像在淋浴一样，她脖子上围著的毛巾，一拧就能拧得出水。冬天，寒风吹来，梁惠珍冻得直打哆嗦，手脚都僵硬了。但不论是怎么样的环境条件，监督她的人都要求她必须按期完成配额任务。下班回到家後，她还要照顾整个家庭，常常是深夜了还不能休息。她为了省钱，就把袁相忱的衣服改一改，给大孩子穿，再把大孩子穿过的衣服改一改，给小孩子穿。她经常到半夜才能睡觉。有一次婆婆出去探访人，把腿摔断了，躺在床上不能动，梁惠珍就一边上班，一边伺候婆婆。婆婆在床上拉屎拉尿，她也从来没有嫌弃过。
工作上的重担可以以吃苦来承受，经济上的重担可以用节约来弥补，但因政治因素造成的压力和心灵上的煎熬，却远比其他的重担更令人难以承受。
由於梁惠珍是“反革命家属”，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无论她做得多么好，也永远无法享受正常人的待遇。她默默地承受了别人的冷眼，甚至白眼。她所在的小组被评为先进，每个组员都有奖品，但惟独没有她这个平时干活最多的人的份。发奖的人走到她面前时，却一跃而过，不把该得的奖品发给她。不单是她个人，甚至她的孩子们都受到牵连。老三福声中学毕业後，原本被分配在北京自行车厂工作，但学校管分配的人却压著他的通知书，不肯发给他，并且还说：“家里有被关押的人，都不能够留在北京。”结果，袁福声就被改派去了宁夏生产建设兵团，九年後才返回北京。老五袁平湖是个非常老实本份的孩子，工作後在单位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却因著“反革命父亲”的缘故，处处受排挤。国庆游行时，单位不许她去参加，将她和那些社会上的不良青年一样对待，视为不安定份子。她因工作中任劳任怨，多次被工友们评为先进，可每次报到领导那里，先进者的名字就换成了别人的。领导还要找她谈话，问：“你知道为什么不许你当先进吗？”平湖说：“我知道，不就是因为我父亲的原因吗？”有的工友为她打抱不平，去找领导反映，对当时的军代表说：“出身不好不能怪袁平湖，人的出身不可以选择。你不是总说要给这些人出路吗？她自己表现好就行了，为什么不能让她当先进呢？”军代表回答说：“对於这样的反革命家属，我们已经够宽大了，她现在工作，还能拿工资，给她工资就算是给她出路了，她还想要什么呢？”军代表的回答，就是当时那个时代对待所谓“反革命家属”政策的最好解释。
随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梁惠诊所遭受的逼迫也步步升级。有半年的时间，她天天被围攻批斗。单位有十九个人，专门负责斗争梁惠珍。这一夥人天天轮番上阵，逼问梁惠珍，弄得她心力憔悴。他们先是让她批判自己的信仰，不再信神，并说：“你信耶稣就是和无产阶级对抗，是没有好下场的。你若不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吸收你入党。你只要肯当众表个态，一切就都好办了，不用受这么多苦了。”然後又逼梁惠珍和丈夫离婚、划清界线。当他们得知梁惠珍和监狱中的丈夫还保持经常的联络时，就更加气极败坏，警告她说：“若是再发现你和反革命份子袁相忱联系，定不轻饶！”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梁惠珍和袁相忱的联络才暂时中断了。但她却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从未背弃过自己的丈夫。
那些负责批斗、折磨她的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每天总有新花样出来，目的就是逼她就范。有一天，他们忽然对梁惠珍说：“你的信仰问题是你自己心里的事，你离不离婚也是你自己的私事，我们现在可以不管了。但有人反映你贪污公款，你这次没法抵赖了吧？”梁惠珍一下子就楞住了，她没料到他们会卑鄙到诬陷人的地步。“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梁惠珍说。“我们己经掌握了很多确凿的证据，也有许多人揭发你，你要放明白了：现在我们是给你一个机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可要考虑好了。”“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梁惠珍又说。她开始想，这样回答可能会激怒他们，但她又想起圣经上的话：“你们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了。”所以她就理直气壮地反驳他们的诬陷。
那些人还不甘心，还在做最後的攻击，他们威胁梁惠珍说：“你如果不承认的话，我们就要展开调查了，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们没提醒过你。”
梁惠珍说：“我没有贪污，一分钱也没有贪污。”任凭他们怎样威吓、怒吼、逼供，梁惠珍都没有因惧怕而软弱。白天，她在单位劳动、挨斗，夜晚回到家里就在神面前流泪祷告。在那段痛苦的时期，她的心紧紧贴近主怀，主就赐给她出人意外的平安，让她安然度过那段时间。他们如此折磨梁惠珍半年之久，找不到一点证据，所以只好作罢。而另一个被他们批斗的组员却因受不住折磨，被逼疯了。梁惠珍深知，若不是靠著主，她自己根本无法独自承担那么多的重担；若不是靠著主，她也早就像其他人那样自杀或者被逼疯了。
那半年中，梁惠珍在单位中没有见到过一张笑脸，没有遇到过一双暖手。
有一天，像在梦境中一般，批斗她的那位组长居然对她笑著说：“你虽然没有问题，可还要继续革命啊！你可以起来揭发别人。”
梁惠珍明白了，在那个时代，揭发别人是表现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最佳方式。只要她肯，她就立刻能从被批斗者的身份，一跃而成为批斗别人的人，不仅可以报一箭之仇，而且可以加入批斗小组，成为人上人。但基督徒的良心时时提醒她：“我要行在神所喜悦的正直的路上。”於是，她回答组长说：“我只知道我自己没有贪污，别人的事，我不知道。我只说我知道的话，不能诬陷别人。”
又过了半年，他们实在查不出梁惠珍有一丝一毫的失误，就只好停止了对她的批斗。队长把她叫到办公室中，对她说：“经过对你多方面的调查，我们发现你确实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你应该正确对待群众的检举，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过去的事就都忘了吧！组织决定让你还做原来的工作。”对梁惠珍历时两年多的不公正待遇，才正式结束。
袁相忱被捕时，梁惠珍还不到四十岁，但从外貌上看，她远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显得漂亮。有些同情她的人，看到她丈夫被判无期徒刑，就极力劝她离婚改嫁，对她说：“你丈夫是无期徒刑，回不来了，你何苦还背著这个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呢？”更有人热心为她搓合对象，也有不少男士想尽办法追求梁惠珍，找各种理由到她家里来，跟她套近乎。有人用钱财、房子等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吸引她的手段；有人甚至替她写好离婚书，求她递给领导批准。每逢这种时候，梁惠珍就明确表态：“你们不要瞎忙乎了！单位那样逼我，我都没有离婚，我不会再考虑婚姻上的事的。”
情感上的事是对当时带著六个孩子艰难生活的梁惠珍的一个重大考验。六个孩子有父亲，却形同孤儿；梁惠珍有丈夫，却形同寡妇。只要她把离婚书一递，“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就立刻能摘除了，不仅她自己的身份、地位马上提高了，连孩子们也会跟著沾一点光。但不论处在何种困难的境地中，神的光却一直照在她心里，使她有力量拒绝任何诱惑，持守当年在主面前郑重许下的婚约：无论是福是祸、是苦是甜，我都跟从丈夫到底。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梁惠珍以其坚强的信心，度过了中年，进入老年。弟兄姐妹们对她的支持和坚持恒久为她祷告，伴随她走过这段刻骨铭心的路程。
袁相忱被捕後，袁相忱的老师王克忱先生的太太是最常来看望梁惠珍和孩子们的人。王老师曾帮助袁相忱租阜成门福音堂。王师母是家庭妇女，但很爱主，他们的儿子原是积水潭医院的骨科大夫，因信仰问题被发配到怀柔，但他依然持守信仰。梁惠珍也经常去王克忱老师家里，与师母一起祷告。当时与梁惠珍接触较多的人还有刘淑洁，是杨津广的爱人（杨津广曾被以'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送到茶淀劳改，六二年与袁相忱在茶淀相遇）。她来问梁惠珍，生活上有什么难处需要帮助的？梁惠珍说：“你能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我生活上没问题，我有工资，够生活的了。”袁相忱六六年被送到东北後，刘淑洁曾含著眼泪对梁惠珍说：“我以後每个星期天都不休息了，我要把休息的日子攒下来，什么时候你要去东北看袁先生，一定要叫上我，我和你一起去。”梁惠珍听了很感激。这是当时惟一的不怕到监狱看望袁相忱的信徒。
当时还有盲人陈帮恒、张永和等经常来看梁惠珍。有一个礼拜六下午，陈帮恒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昨天晚上我梦到袁牧师回来了，站在讲台上讲道，今天我就一定要来看一看袁牧师是否回来了。”梁惠珍说：“还没有。”但她非常感激神藉著弟兄姐妹的关心来看顾他们全家。陈帮恒很有歌唱的恩赐，他常和梁惠珍全家一起唱诗歌：“等候，等候，不用忧愁......”安慰在患难中的袁相忱一家人。
还有一个住在大成胡同二十九号的冯老太太，她也不怕被牵连，时常来看望、帮助梁惠珍。
还有萧语平，也来看她。萧语平被管制时，被分配去蹬收破烂泔水的车，每天在街上倒泔水。一天，她和梁惠珍在街上碰到，两人都流下了眼泪，相约彼此代祷。梁惠珍曾去萧语平的家看望过她和母亲萧太太。萧语平所住的院子中，有一个解放军，是负责看管萧语平的。有一次梁惠珍去的时候，被那个解放军盘问好久。萧语平的外院中也有另一个姓李的护士，她也是信徒。她对梁惠珍说：“你以後如果来给萧语平送东西，就先交给我，我再帮你转过去。我经常上里院，因为厕所在里院。”以後梁惠珍就把东西先交给李护士，再由她转交萧语平。梁惠珍去看萧语平时还碰见过张周新的女儿张锡恩。大家都相约彼此安慰，彼此代祷。
有一个姓高的老太太，独身一人，住在阜成门附近，是梁惠珍带小四看病的时候认识的。粱惠珍向她传福音，她後来就悔改、信主，并且非常热心，四处传道。五二年的时候，高老太太出门传道，不小心摔坏了腿，梁惠珍就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在木床上挖一个洞，底下放个尿盘，伺候她半年多。文革中，有一次高老太太生病住进了医院，梁惠珍虽然在上班，但还是天天去看她。别人就问高老太太：“这人是谁呀？天天来给你送吃的。是你儿媳妇吗？”高老太太说：“你们说是儿媳妇，那也行。”别人听她这样说，又问：“是你女儿吗？”高老太太又说：“那也行。反正她非常爱我。”高老太太病好後，又暗中四处传道。
有一次梁惠珍把自己好不容易才积攒好的一百元钱送给一个有需要的弟兄，但第二天，自己忽然急需钱时却没有钱用。她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就有一个人从天津来，送给梁惠珍六百块钱。梁惠珍既不认识给钱的人，也不认识来送钱的人。送钱的人只对梁惠珍说：“这是一个姐妹，听说了你的情况後，特意给你的，你一个人带六个孩子不容易。”以前梁惠珍的工资是三十多块钱，她还拿出十分之一资助一对叫张惠源的无儿无女的夫妻，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十一奉献。
梁惠珍坚持每月一次去王师娘的家中祷告。王师娘是个很有信心的人，她说：“主啊，我相信我没去世之前，一定能看到相忱回来。我有这个信心，等著他再为主做工。”梁惠珍则在祷告中说：“求主不论在何种境况下，都能坚固相忱的心，不要让他向後看，不要因顾念家里的妻儿老小，就妥协。让他以你的名为重，能在监狱中持守到底。”
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梁惠珍的身上经历了神的慈爱，更经历了神的信实。她常说：“弟兄姐妹们这么爱我，我觉得自己不配。”神在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身上，见证了他自己的信实：“神在他的圣所里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被囚的出来享福”（诗6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