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总有一个过程。中印边界冲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早在建国之初，即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１９５１年，印方乘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的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态度。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的隆重接待。毛泽东在对尼赫鲁谈中印友好的同时，也谈到两国间的分歧，当面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
但是印度当局对好言相劝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５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双方军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１０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冲突。
一向视领土为血肉的毛泽东再也沉默不住了。尽管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他还是愿意向他们客观地通报情况，以便得到他们的理解。
１０月２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正式会谈。中方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彭真等。苏方除赫鲁晓夫外，参加会谈的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会谈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印边界冲突问题。
赫鲁晓夫仍然是一副霸主模样。他貌似公正地说：“你们中国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由于领土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
后来被赫鲁晓夫诬称为“中共放出来的一只虎”的陈毅首先站起来反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其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边境内建立哨所，向中国边防军开枪。”
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补充说：“印方开枪射击６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还击，怎么能说是中国挑起的呢？”
赫鲁晓夫狡辩。
陈毅接着指出：“你们９月９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
赫鲁晓夫抵赖：“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了他们的人。”
陈毅说：“我们９月６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９月８日，你们跟我们说拟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中方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也应当慎重些，等弄清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招呼，急急忙忙抢先发表了你们的《塔斯社声明》，这是为什么？”
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通红，指手划脚起来：“我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
陈毅眼睛瞪得溜圆，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不管怎么样，是你们先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把跟印度的关系搞坏就不对。况且，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是在西藏人口稀少的高山上。为这样一些小块的荒凉高地真的值得流血吗？这些年来你们不打仗也过去了。这边界是几十年前确定的，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拿它来小题大做？……那些片草不生的荒山，让给印度不就完了吗？你们应当宽容些，应当理解尼赫鲁的处境。”赫鲁晓夫越说越激动，有时还站起来，蛮不讲理地说，“西藏正好在印度的边界上，你们难道不理解？印度人认为有一个独立的邻居是至为重要的吗？西藏是一个很弱的地方，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可是，一个属于中国的西藏就会对印度构成威胁。你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吗？”
这些话极大地伤害了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说：“话不能这么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他再三强调，“中方对印度一直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则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
陈毅紧接着说，《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
赫鲁晓夫越加激动，指着陈毅叫起来：“我怎么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
这又引起陈毅、彭真等人的驳斥……
赫鲁晓夫闻听此话，吐了口气：“既然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
会谈不欢而散。两天后，赫鲁晓夫一行起程回国。
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于１０月６日发表演讲，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又于１０月３１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说，再一次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这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印两方所持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为了避免边界冲突，中国单方面从边境线上后撤２０公里／印方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速度／中国政府几经权衡，终于定下打的决心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他并说明，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他提交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不停地抽烟。
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这样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２０公里，如印方不干，我单方后撤。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２０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
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在尼赫鲁拒绝中方建议之后，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２０公里。
１９６０年１月，中方又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命令我方在实际控制线２０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方能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
中国军队的这一系列措施，在国际舆论界反响强烈，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是着实让人惊叹的。
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２０公里后的两年内，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１９６０年４月，周恩来飞赴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边境问题高级会谈。尼赫鲁态度无丝毫转变，再次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那是１２．５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啊，相当于一个福建省，中国政府岂能拱手相让？１９６１年，中国政府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实行隔离政策，均被一一拒绝。进入１９６２年，局势越发紧张起来。
１９６２年６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截至８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建立了１００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几十米甚至几米远，形成“面对面”的对峙，有的楔入中国哨所之间，有的还插到了中国边防哨所背后来了。印度军队一步逼近一步，显然要上门来闹事了。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８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它将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重大的决策。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等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同时，有关将领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雷英夫以及外交部的章汉夫和乔冠华也到会参加。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先要乔冠华和雷英夫报告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
他俩汇报完，周恩来开始发言。他着重分析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形势，说明从各方面看我们不进行自卫反击不行了，因此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会议在作了深入的分析讨论之后，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完后，会议接着讨论中印两军的实力对比和能否打得赢的问题。
毛泽东问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大家在对形势作了一番分析研究之后，一致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泽东一再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同印度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至于反击作战的方案，同意总参和张国华司令员共同拟制的计划。
根据总参提出的建议，反击时间定在１０月２０日（即这次会议两天以后），前线总指挥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
离开颐年堂前，陈毅和贺龙都向张国华详细了解了边防备战的情况。
张国华话不多：“我们已按主席说的‘边防部队在精不在多’作了调整。要打就是泰山压顶之势。”
陈毅和贺龙交换了一下想法后，对张国华说：“要挑兵选将，干部不仅要军事上行，而且要有政治头脑，又要勇敢。”
贺龙的烟斗不停地冒着烟。他郑重地对张国华说：“如有临阵脱逃的，就要像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
张国华在笔记上快速地作着记号，抽空提出他的建议：“我想不仅要准备反击入侵印军，还要准备打击逃往尼泊尔境内的叛匪的回窜。”
张国华还就兵力、干部、物资和思想准备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很快，一支代号为“四一九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组成了。中央的决心定下之后，张国华准备飞临前线，具体指挥中印边境东段达旺方面的自卫反击战。出发前，中央又一次召见他。
说完，他自己也露出了笑意。其实，毛泽东为打与不打也犹豫了好几个夜晚。顾虑的是尼赫鲁当时声望很高，军力相比又是弱者，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的国家的同情。总参谋部发布作战预令后，毛泽东仍在考虑打不打的问题。在分析了尼赫鲁最大的王牌是中国不敢打他们后，他反而坚定了打的决心。同时中国将打算告诉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仍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并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他还向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遭到进攻，反击是自然的事。而美国已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对苏战争上，不能以很大力量援助印度。中国外交官们也正向第三世界游说自己的观点。此时反击，对中国是有利的。
总书记邓小平补充：“要争取时间。”他又侧过脸问张国华：“粮食够不够？”
张国华回答说：“光军区生产的粮食还有两亿多斤。”
邓小平很满意：“好，这是有战略眼光的。”
军委秘书长罗瑞卿问道：“你有没有把握？”
张国华爽快地答道：“有。”
“根据呢？”
“我们面对的敌人，虽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
常委会一直开到深夜，领袖们从大略方针谈到细枝末节。张国华一边要抢记，一边又要提供情况，很是紧张。散会时，头已疼得要裂开似的。高血压病又犯了。他不吭气，很快登上了飞机。
１０月１８日，张国华到达拉萨的当天，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便紧急召开了。先由军区参谋长王亢传达中央指示：“首长认为这次作战像平型关战斗一样，意义重大。打得要狠，打死了还要再踩他两脚。中央决定，前面靠西藏军区指挥，有关战术上的部署调整等事宜，均由张国华司令员决定。过去总部规定的在５０米以外不打枪不再执行。”
张国华站起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学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泽东用手缓慢一劈的动作。他讲得很快，提了一连串问题后又低声说了几句。看来，这才是他自己要说的主要的几句话：“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伤亡１３００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１３００也好，２３００也好，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大团满员。”将领谈论战斗预想时，总会感到格外的欢悦，即使在下命令时：“为了加强指挥，我们都可以下去，必要时，副司令员可以到团里去加强。”他再次环视会场，话语里充满了鼓动性：“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把自己担负的责任落实下去，负责到底。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是共产党员表现的时候了！”
毛泽东相信张国华：“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初战告捷，张国华耸耸肩，笑了：“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３３年，还是头一次！”／第一封鼓励电还未来得及转发就被收回，第二封电报旋即而来，上面增加了一句颇带感情的话
张国华于１９日进入前方指挥所麻麻。
还有一位领导不无担心：“现在仗要打大了，是不是战役发起时间向后推迟两天，以便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张国华没有表态。他说：“看看部队准备情况吧。”
阴法唐政委代表新组建的四一九部队师团两级领导再次进言：“张司令员，战役发起时间不能推迟！”
“理由呢？”张国华不露声色。
“我１万多人进入战场，在森林里隐蔽了一天一夜，不动烟火，再推迟两天很容易暴露作战意图。那时再进攻还有什么突然性！”
张国华一拍桌子：“不再推迟，要让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意见反映到中南海，有的领导也认为张国华是在冒险，但毛泽东不喜欢墨守陈规。他把另一种意见的文稿推到桌子一边，颇有愠色：“他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方案定了。干部会上，张国华激越的声音把出击前的喧闹压了下去：
“现在当面敌人不是１３００，而是２５００，准备打它３０００，如再增援就按它５０００打。三至五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２０００人。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战速决，务必全歼。打起来不受‘麦线’约束，但要报告中央。打不好是前边的人负责，补给不好是管后勤的人的责任。哪个搞不好，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打不好，消极说法是未完成任务；积极说，是不够共产党员条件！”
１０月２０日７时３０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便铺天盖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９时３０分，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８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张国华耸耸肩，笑了：“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３３年，还是头一次！”
２３日，中央致电称赞：“作战部队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卓绝，勇猛作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军区前指刚刚收到这一鼓励电，还没来得及转发，又收到中央收回该电的通知。张国华心头一紧：出什么事了？等他收到第二封电报时，心中的疑团才渐渐解开。后一封电报只比前一封电报多了两句话：一句是“捷报频传”，另一句是颇带感情色彩的“中央、军委极为高兴”。为什么又收回前封电报呢？张国华寻思：看这口气，很像是毛主席亲自加的两句话，他的高兴溢于言表，他希望电报能更大地鼓励前线士气……是的，一定是的！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３个旅，生擒王牌旅长达维尔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７０００余人，占整个中印边境反击战战果的８０％。中方作战部队也付出了代价，伤亡１４６０人。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战后，许多战斗骨干被输送到其他部队。１９６３年，张国华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中央警卫团抽调了１２名参加过战斗的连长、排长。
１９６３年２月，张国华回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秘书通知他，主席要亲自听他汇报。张国华有些发怵：“叫别人汇报吧。”
“不行，主席点名要听你讲，说你一直在前线，最有发言权。”
张国华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主席听部下汇报时最喜欢插话提问，即兴发挥。他生怕哪个细节疏漏，对答不妥……看来，只好加紧准备汇报提纲了。准备完了，他还觉得没把握，就把提纲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瑞卿在上面批了一行字：“此件看了，很好，请照此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
２月１９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张国华走上怀仁堂主席台时，原来泰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来，对着他笑。他朝左边看看，又朝右边看看，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中间！他也记不得是怎样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人在太紧张时，反而抛弃了一切杂念。他开导自己：麦克风又不是机关枪，怕什么！反正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就照直说。
当他谈到有些部队参战太仓促时，毛泽东果然插话了，说：“那个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一到就打。一三○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就在汽车上做动员工作，很仓促。”毛泽东一指张国华：“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
毛泽东鼓励张国华继续说。当张国华说到“这场斗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时，毛泽东又愉快地插话：“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省委的同志都要准备打仗，要练兵，每年要有８个月。”毛泽东侧过脸，笑眯眯地望着张国华，半开玩笑地说：“你也是书记嘛！一打仗，你那个病也就好了。”毛泽东磕磕烟灰，又补了一句：“当然有病还是要治的。”
张国华接着说：“中央军委和总部在作战中的每一重大转换时节，都给我们作了及时、具体而又详尽的指示……”
毛泽东插话：“我这次是参战了的。还有少奇、总理、小平……”
张国华汇报说，这一次打近仗多。毛泽东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相信近战、夜战搞你不赢。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一百公尺这样的射击。”
张国华说：“参战部队情绪很高。作战中西藏人民表现很好……”
毛泽东说：“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西藏人民过去受压迫，现在得解放了；因为他们不是有钱的，而是穷人、无产者、半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劳动人民是用同志式的态度，不然他们会这样干吗？”
张国华接着说：“印度国防部长说，中国军队在背后刺了他们一刀。”
毛泽东面带笑容说：“工人、农民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呀？日本、蒋介石、美国、印度都被整下去了嘛！印度人说抓了我们的俘虏，又交不出来。好啊！没有抓到我们一个。”
毛泽东插话：“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化，我们是原始化，但革命的原始化战胜了反革命的现代化。”
最后，毛泽东高屋建瓴地评价中印边境之战：“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１０年的稳定。”
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事实上，从１９６２年至今，４０多年了，中印边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取得与这一仗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一仗，是难以维持这么长的和平稳定的。
不久，罗瑞卿将参战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况向毛泽东详报。毛泽东若有所思：
“过去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两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今天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