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欧洲常备军二、三事

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马基维尔，曾在其名著《王子论》中指出：“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主要基石，不外两者：一是法律，二是军队。” 他又进一步指出：“没有军队就不可能有法律。” 由此可见，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军队与国家几乎是同时诞生。但作为现代常备军的出现，在西欧，根据德国著名的军事家克劳维茨所言，则是在中世纪末，而到十八世纪时，常备军才趋于完善。

古代的鞑靼人虽有扩张版图，但他们没有常备军，而是全民皆兵，整个部落参战，征服或赶走敌人；古希腊亚历山大的精锐军团曾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甚至一度亚洲深处的印度都曾目睹他们的雄姿，但他们并不是常备军；强悍的古罗马军团，属于古代的常备军，可虽跷勇善战，所向披靡，但那时的常备军人数少，而且是由富人掌控；中世纪，虽战事常起，也常合军聚众，可时间短，军事目的只是惩罚性的，并非征服，因此，只要烧毁了敌方的堡垒，赶走了敌方的牲畜，战事就完结了，聚集起来的军队也就一轰而散，各回各家，居家过日子了。那时，作为大家遵守的游戏规则，战事一般在秋收前结束。

只是到了十五世纪，也就是中世纪末，在英、法“百年之战”(1337-1453)的后期，当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在位时(1422-1461)，法国首先在战场上展示了常备军。这是自古代西罗马帝国以来欧洲首次出现的常备军。之后，十六世纪，1521年，西班牙帝国的查理五世率领帝国的常备军，与法国的常备军为争夺意大利展开了为时八年的战争，战争以西班牙帝国的胜利而告终。

常备军的出现，是王权政治加强的重要标志，因为从此之后，常备军不仅担负起保卫君王抵御外寇的责任，而且还负有保卫君主免遭内乱的职责，换言之，军队不仅负有保家卫国之重任，而且还行使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之 职。难怪马基维尔要说“ 没有军队，就不可能有法律。”

然而，只是到了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欧洲的常备军才完善起来，由政府直接控制，军费由国库拨款，兵源由征兵制解决。又由于警察的出现，常备军才得以逐渐从维持社会治安的重任中“解放”出来，一心一意保家卫国，实现政府的对外意图。

十八世纪欧洲的常备军有它自己的特色，同我们今天现行的常备军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君主掌控常备军。那时，常备军直属君王管辖，凡战，君王一定要御驾亲征。 马基维尔在其《王子论》中指出：“不懂军事艺术的王子，即得不到士兵的尊重，也得不到士兵的支持。” 所以，他强调每一个君主都要成为军队的首领，要御驾亲征。今天，总统在战时也是三军的总司令，但，恕我直言，这种总司令只是名义上的。而十八世纪的君主-总司令，却是名符其实的军队总司令，是真正的军人。他们既是总司令，又是参谋长，他们不仅亲自制定作战计划，还要亲自侦察敌情，不仅要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很多时候，还要亲自率军冲锋陷阵。如：1741年4月10日，在Mollwitz战役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策马率军迎击敌军；又如，七年战争中，仅在1760年11月3日的Targau战役中，就有三匹战马在腓特烈大帝的胯下倒下。有的君主甚至战死在疆场，如：十八世纪初，三十七岁的瑞典国王查尔斯十二世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御驾亲征，似乎是欧洲统治者的传统。纵观西欧的历史，从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和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到十五世纪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从十七世纪的路易十四，到十八世纪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战争期间，这些君王无一不是与自己的军队在一起，驰骋疆场，荣辱与共，生死与共。这种传统甚至延至十九世纪，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奥匈帝国的约瑟夫皇帝，以及普鲁士的国王，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其二，雇佣军充斥常备军。十八世纪前，雇佣军在欧洲的军事史上已存在已久。 起初，雇佣军的合同以短期的形式存在，当常备军出现后，合同就成为永久性的了。当时雇佣军以善战的瑞士人与日尔曼人为主。例如，十六世纪法国与西班牙帝国的战争中，法国常备军用瑞士雇佣军，而西班牙帝国则雇用日尔曼人为常备军。虽然，马基维尔在其《王子论》中已尖锐地指出雇佣兵的种种弊端：不统一，野心勃勃，纪律涣散，缺乏忠诚，只会在朋友面前耀武扬威，而在敌人面前怯懦不前，唯一让他们冲锋陷阵的动力是钱，但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的军队里雇佣兵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如：虽然，腓特烈大帝在其军事著作中指出：“由本国士兵组成的军队才是最忠勇、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他的普鲁士军队中有一半是雇佣军，又如：法国皇家军队中有三分之一是由雇佣军组成，其中，十二个瑞士军团，数个日尔曼军团，一个爱尔兰军团。

更有甚者，腓特烈大帝的父王，还专门派人到国外招募、甚至绑架身材高大的男子组成“巨人卫兵团”，据记载，有一次甚至一位高大的外国使节都差点被“抓了壮丁”。“巨人卫兵团” 都是由身高两米以上的青年男子组成，有的甚至近三米高。而每年仅支付“巨人卫兵团” 的费用就高达三十万。

说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件有关的笑话，不妨写出来，让读者一笑。据历史记载，十八世纪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经常下访他的士兵，每次都会依次问三个问题：“你多大年纪了？”“你在我军服役几年了？”“你对军饷和待遇还满意吗？”
据说，一次，一名外籍士兵由于不会说德语，因此，别的士兵告诉他如何用简单的德语回答。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腓特烈大帝将提问的顺序改了，可这名外籍士兵仍按告诉他的顺序回答，这下可热闹了！

问：“你在我军服役几年了？”
答：“二十一。”
问：“那你多大年纪了？”
答：“一。”
问：“不是你就是我疯了！”
答：“是的，我想二者，陛下。”

其三，外籍将领统领常备军。十八世纪时，欧洲各国军队的各级军官大都来自贵族，但许多高级将领却是从国外招募而来的。例如：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的名将科特.克里斯多夫.斯维林出生于当时属于瑞典的Pomerania，1720年接受普鲁士国王的招聘前，他曾是荷兰和瑞典的将领。又如：当时出生于瑞典的奥地利的将军劳顿原是俄国的士官生。这种制度甚至影响到十九世纪，以至于1812年，当拿破仑的六十万大军深入俄国腹地时，俄军高级将领中除了库图佐夫外，几乎全是外籍人。

其四，少数的娃娃兵点缀常备军。

“娃娃兵”， 对于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来讲，脑海中大概会浮现出遥远的“儿童团”的故事，浮现出电影中那位用木头疙瘩顶在假扮汉奸的罗金宝的腰上、煞有介事地大 喊：“不许动！举起手来！打死你这狗汉奸！” 的小兵张嘎。但那只是游击队，所谓的“土八路”，可还从未见过正规军里有“ 娃娃兵”呢。 就连现在，如果你想参军，还得耐心等到十八岁，征兵制明文规定：征召十八岁以上的青年，言下之意，十八岁以下的，就请哪儿好玩哪儿去。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不乏看到这种“娃娃兵” 的身影。他们的年纪十一、二岁，或许还没有枪高。“十一岁的 孩子当兵？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人们或许会不相信。这的确难以置信，但确又千真万确。这些‘娃娃兵’来自军人世家，他们并非普通士兵，而是未来的军官，这就是所谓的军校生，英文叫“officer cadet”，这是当时军官阶层的特权。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德国著名的军事学家克劳维茨，和1805年打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英国海军名将尼尔逊。

1792年，在抗击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中，一支普鲁士军队在穿越一座村庄，村庄里的居民惊异的目光落在队伍中一名身着戎装、肩扛着军旗的小男孩身上。这个被旗杆的重量压弯了腰的小男孩，就是克劳维茨，那是他生平第一次上前线，接受炮火的洗礼。那年，他年仅十二岁。

1771年三月的一天，一个小男孩只身一人奉命来到英格兰东南的Chatham军港，可居然没有一个人来接待他。港内舰船林立，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奉命要上的船，可却找不到一名船员划船，送他上军舰。一位海军军官注意到这位孤零零的小男孩，深深同情他的处境，安排了小船送他上了他的军舰。但不巧，他的任舰长的舅舅不在舰上，其他的人对这位小兵的来到毫不知情。可怜的小男孩只好在甲板上徘徊，直到夜幕降临。一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开始同他交谈。这个小男孩就是后来成为英国海军赫赫有名的尼尔逊，那年他也才只有十二岁。

“科班”出身的军官，在十八世纪比比皆是，甚至皇室的王子，都是从小学习军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据历史记载，他五岁时就穿上戎装，并开始学习军事，那一年他就学会了五十四个军事操练动作。同年，其父王特意为他组织了一支上百人的“童子军”，让他操演。他十一岁时，为他的外公--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一世--操演三百名“童子军”，得到乔治一世的高度赞赏。

除此之外，各皇室所开办的军事学校也招收儿童班。例如：1778年的12月，一名来自科西加岛的九岁小男孩走进了法国Brienne-le-Chateau皇家军事学校的大门，他就是后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波纳巴特.拿破仑。

其五，重声誉，遵守游戏规则。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的军队十分注重自己的名誉和名声，如果发生烧杀抢掠之事，或违反当时公认的作战君子协议，那是非常不名誉之事，会遭到各国的鄙视和谴责，参与此种行为的军人，也会因此而名誉扫地。例如，三次对奥战争中，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大帝一再严令他的军队禁止劫掠。而在1760年末，当腓特烈大帝命令他的一名将军率一队人马劫掠撒克逊国王的一处庄园、以此作为对撒克逊军队早先对柏林夏洛特皇宫洗劫的报复时，他的那位将军以名誉为由，断然拒不执行命令。

当时的游戏规则之一是：作战必须是正面对垒，不可以躲在背后放黑枪。所以，当时各国对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躲在远处放冷枪、一个人影也看不见的游击战术，采取鄙视的态度，认为那是土匪、江洋大盗的小人之举。例如，七年战争中，一次，腓特烈大帝发现自己的一名士兵躲在暗处，准备实施自己的报复计划。他立即将这位士兵从隐蔽处叫了出来，气愤地训斥他道：“你应该为你自己感到可耻！难道你要做偷偷躲在沟里打劫的强盗？勇敢地站出来，做一名堂堂正正、真正的军人！”

1648年，响彻欧洲上空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枪炮声，终于停止了，各国签署的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成为欧洲各国君主和军队格守的国际准则。条约不仅重建了和平，不仅重新划分了法国与日尔曼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而且规定了各国君主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在十八世纪，各国君主虽然利益不同，虽然战事不断，但基本上各君主之间还是礼尚往来、“相敬如宾”。那时，战争只是有限战争，战争是为和谈，为了在谈判桌上增添有利的筹码，而战争的胜败似乎也是兵家之常事，不象今天，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那时，各君主发动战争并非要彻底战胜对手，而只是为了保持一个势均力敌的态势；那时交战的双方都不会将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而将对手描绘成魔鬼的象征；那时没有一位君主是要将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那时没有一位君主会提出要消灭别国的君主，所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时，如果哪个君主对其对手稍有微辞，哪国军队在战场上对敌方君主稍有造次之举，该国的君主和政府就会发现自己陷于一种下不来台的尴尬境地。

1741年，在第一次Silesian战争期间，在得知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视察Glatz边界的消息后，一队奥地利的骠骑兵在腓特烈大帝车队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企图绑架普鲁士国王。由于判断失误，奥地利的骠骑兵误将袭了普鲁士的一队龙骑兵，以为是普鲁士皇室车队。当时，正在附近村庄进午膳的腓特烈大帝听到枪声后，立刻率领他的五十名军人组成的卫队，策马赶到现场，赶走了敌人。之后，普鲁士的外交部立即向各国使节及报界披露了此项前所未闻的绑架未遂事件，抗议奥地利政府的这一卑劣行径。欧洲各宫廷立刻哗然，英国一家报纸甚至添油加醋，暗示奥地利皇室有谋杀腓特烈大帝之企图。这使奥地利皇室好不尴尬，有口难辨。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奥地利的女皇玛丽娅.特丽莎不得不出面，澄清自己和政府与此事无关。

或许，与二十一世纪的观念不同，绑架和谋杀一国之君在十八世纪，似乎是强盗、土匪的小人之举，任何国家的君主和军队都不愿意背上这种恶名。

这种规则和观念似乎延用至十九世纪头二十年。据记载，1815年，在滑铁卢之战时，指挥军队的拿破仑曾一度在英军炮火的射程之内。可想而知，假如此时，英军一炮轰去，拿破仑立时就会一命呜呼。当时，英军将领威灵顿将军的一名部下确实请示过威灵顿：是否可以炮击拿破仑，但威灵顿断然拒绝。

十分明显，威灵顿可以接受拿破仑英勇战死在疆场的事实，却不能容忍自己背上谋杀拿破仑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