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识分子

什么是新知识分子？就是既会做学问搞研究，又会从事经济活动，挣大钱，兼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现在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女士等都是这种人物。世界上没有不爱财的人，装作不爱财的人是虚伪的。知识分子也是人，对钱财的喜爱热衷，决不亚于普通人。中国古语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名鼎鼎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非常钦佩中国的这句古话，临死前还对靠泄漏了他个人机密而发昧心财的秘书说了这句话。钱财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按罗伯特•清奇先生的解释，钱是这个世界的核心问题。本人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觉得学术建设是时代的先锋，经济建设才是时代的主流。例如，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经济上的不成功会大大地束缚他的手脚，妨害他对学术的投入，相反经济上的成功又会额外地刺激他对学术的投入。只会做学术，不会挣钱，令人缺憾。李白、杜甫、曹雪芹是这种人的典型。说“李杜光芒照千秋”，本人只能部分同意。以杜甫为例，他的诗确实优美，字里行间透着强烈而高超的现实主义的光芒，死后被誉为诗圣。然而他生前穷困潦倒，最后竟病死在一条破船上。虽然那个“万恶”的社会，奸佞当道，是造成他不得志的外界原因，但他的思想结构和社会主流意识差距较大，他太清流，也是他贫困的自身的内在原因之一。曹雪芹先生也是这样的。他对小说创作太投入，以至于达到不顾生计的程度，有时竟然举家食粥。我们无法评价他们学术上的突出，是否是以牺牲个人生计，或是以牺牲对上级的义务和恭敬为代价（杜甫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得来的。但起码他们没有重视个人生计是我所不欣赏的。“唯学术主义”不符合那个、甚至是当今时代的要求。而且学术上的突出不一定要以牺牲个人生计为代价。在看看成功的例子。曾任通用公司董事长的韦尔奇先生，同时也是位化学博士。鲁迅先生文章甲天下，对金钱也是高度重视，一生充裕。张贤亮先生文章成名，转而为商，办公司、置实业，兴旺发达。袁隆平先生是著名的农学家，同时也是个亿万富翁，他至少持有隆平高科250万股。以上例子都说明了物质和精神的繁荣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一定程度上更能促进人性的发展。但以上例子是少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济、社会地位多是处于中等左右。这对推动社会快速发展是不利的。其原因不外乎如下：社会制度对科学技术教育等知识分子行业的投入不足，政策力度不够。这是根本原因。因为按市场经济理论，通俗社会对高精尖的理论技术的需求消费是远远小于大众性的货物的。但科技却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和决定性力量，不能不提高到战略性的高度上。所以日本二战后把GDP的30－40％投入到科学技术教育领域中去了。而中国人只是嘴上喊喊口号而已，并没有真刀真枪地干，至今GDP投入到科学技术教育领域中的只有2％左右。实在难以理解为何如此短视！日本的高速发展给我们一个提示：决不能在科学技术教育领域也搞纯粹的市场经济，一定要有国家政策的强力调控措施。知识分子本身的知识能力结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许多经济学家都不炒股、做生意、办事业，更不用说其它领域中的科学家了。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平先生认为这句话只对了一部分。他认为，太多的、过时的知识有时反而对个人的发展形成一种反压，是个障碍。《哈佛帝国》这本书中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学位越高越不会赚钱。其实那是制度性的，他或她整天思考的是地义天经，道德伦理，怎么可能又有太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呢？决不能苛求这个类群两方面都能干。所以我个人认为国家性的干预是必要的。比如：在美国，一个成熟的科学家的个人资产应不少于200万美元；在中国，一个成熟的科学家的个人资产应不少于100万元。这才符合亚当•斯密的“重励本源，兼顾百业。”的理想社会模式。中国二、三十年代，大学教授的月收入有300银元左右，而公务员30银元左右。社会并不认为不合理，反而认为很公道（因为大学教授不可替代），出国留学人员几乎全部返回。蒋介石也亲自提倡“万官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古代由于实行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官员更是重视自己的学术背景，决无纯粹的泥腿子做副宰相之说。相比较而言，目前则是“官商多下品”。 “春江水暖鸭先知”，而社会潮流是知识分子先知。正因为有高深的专业技能，往往能看清并加速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要求抢先研制原子弹，开创了核时代。照像术、摄影机等的发明开创了电影时代，也大大拓宽了艺人的发展空间。电话、电报等的发明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信息交流。汽车、飞机的发明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交通，使得地球变得象一个村庄。我们不能否认影、视、歌、政治、体育等明星的社会作用，但在对社会源动力的贡献上，他们是不能和科学家相提并论的。伏尔泰赞同牛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说：“他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而非用武力奴役我们。”。麦克•哈特先生的《对世界最有影响的100位名人》中，科学家竟然占到一半以上。但社会对科学家群体的资源配置并没有超过其他群体，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