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回响（更正稿）
六十年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一甲子，真的有道理。这六十年的回顾果然比十年前纪念五十年、半世纪的时候来得丰富多彩。许多重大变迁，像中国的经济发展、两岸和解，五十年时还有点模模糊糊，有点波折，到六十年就豁然明朗了。
经历了六十年波折、徘徊，才出现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具备的大环境。这个豁然明朗来之不易。
民间很多人早已经着手，把这段时期发生的大小故事记录下来，成书出版，让后来者看个明白，想个透彻，一起来纪念这段大历史。这些日子来看了一些书，沉浸其间，有时几乎废寝忘食。兹就其中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齐邦媛的《巨流河》，以及王鼎钧的 " 回忆录四部曲 " 中第四册《文学江湖》说一些自己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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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叶，中国历经惨痛的八年抗战十年内战，老少男女，强弱富穷，无人不在劫中。
我祖母曾经在杭州办宏文学校，抗战时带领学生走过流亡路，损失了家产，还损失了大部听力。小时候，她用聋人特别大的嗓音给我讲唐诗。诵读起杜甫的 " 三吏三别 " ，有时这几句，有时那几句，她总难免声音颤抖，泪光闪动。读到 " 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 ，满脸又都是我看不懂的赞叹和憧憬。
从小至今，看过记叙、描述战争残酷恐怖的书籍、电影不计其数。尽管如此，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时，还是被她的健笔深深触动。
龙应台用洋溢的感情写了一群 1949 年 " 失败者 " 的故事：
美君和槐生的苦难故事，由于下一代龙应台的成就、龙应台儿子的自由健康成长而升华，显出炫目光彩；
管管、痖弦说起少年时惨痛经历以泪洗面，诗人的名声使他们今天的眼泪晶莹耀目；
乱世诞生在越南富国岛铁丝网后面的孩子杨天啸，后来成了中华民国陆军最高统帅；
诗人席慕蓉、作家白先勇、电脑业巨子林百里……，曾经在香港避难；
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当年在香港荔园游乐场卖门票；
战时办学的钱穆在自己办的新亚书院，为樽节开支，每月只支领 200 元，比游乐场做工的秦厚修还少拿 100 元；
年轻学者余英时追随钱穆努力写稿谋生；
商业巨子蒋震曾住难民麇集的香港调景岭，再去塞班岛受美国 CIA 特种训练，只差一步就被空投大陆，直接下地狱……。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即使是那些在兵燹灾害中惨死的亡魂，那些个人晚景凄凉的故事，也像龙应台的父母美君和槐生的故事一样，今天世界、社会、人的发展进步，映照着他们的苦难，发出光辉。
这些失败者的苦难呈示在祭坛上，斐然文采凸显出它们的圣洁。这些失败者是成功后代、进步社会的前驱。他们接受事业成功的后代、享受着相对民主自由的后代的致敬，实至名归： " 没有你哪有我 " ？
这是一本经过认真准备，写给全体中国人看的书。港台海外之外，作者曾特地到北京去推介这本书，强调写的是战争残酷，写的是失败者，向失败者致敬。由此，引起我的一些联想。
龙应台记述的那些前辈先贤，当时因失败黯然离开大陆来到港、台、海外。由于他们的不屈不挠、坚忍努力，终于为后代开创了始料未及的光明前途。作者向失败者致敬，顺理而成章。
我的父母就是在那个时代分离的。父亲远扬海外，锦衣玉食不能纾解心头之痛，英年郁郁而终；母亲留在大陆，历经各种政治运动打击，痛苦难以想象。有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说：要知道地球的重量，可以问单身母亲。我骤然想到母亲，心如遭电击，忍不住泪如泉涌。
胜利、失败、可敬、不可敬的划分，对我父母这样的中国人来说，不合情理。命运不如我的中国人很多，这样的划分对他们来说，也不合情理。将无数悲惨世界中的中国人划为一部分“失败者”的陪衬，更不近情理。
失败是因为曾经斗争，有无数中国人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一直在绝望的暗黑中艰难度日，忧郁死亡。多数人的苦难暗淡无光、深沉绵长，很多人的故事还被施加迫害者搞得色泽黑丑，气味败坏，让后人无可救赎地生不出自豪感来。
除了悲悯，我没法对更多的失败者致敬。
人群中有失败者，则必有胜利者；有可敬的人，则必有不可敬的人。回顾中国六十年变迁之际，为什么要以大陆为界，特意划分出一些失败者来致敬呢？
有此一想，龙应台精选的故事光芒辐射的面积就有限了。 " 子孙安享平安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 ，这本书是一部分人追念自家先人的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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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的《巨流河》是另一种风格。巨流河即辽河，有鱼龙出没，潮汐翻卷，作者细致绵密地写出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流泪播种，庄重收获的历史。
翻开《巨流河》几页，看明白作者姓名来历，我就不知不觉停下来，掩面长思。
辽河旁边的铁岭县范家屯，距离沈阳一小时车程，作者 1924 年初春在这里出生。
齐家女婴未满周岁时发高烧，气若游丝。午夜时分，她祖母做最后努力，派一名长工骑马到十里外的镇上，终于请到一位能骑马，而且愿意在零下二、三十度严寒的深夜到乡下去救一个婴孩的医生。当时，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 40% ，但是这个婴儿活了下来。不久这位医生再次到乡下来，给了她双重祝福，为她取名 " 邦媛 " 。
此名源出《诗经·君子偕老》： " 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
引起我思索的就是这位仁术仁心，且有旧学修养的乡下医生。
三国时，隆中隐居着智者诸葛亮，拥兵自重的刘备从城市赶往乡下恭恭敬敬三顾茅庐，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在清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深山密林之中有成精的树木花草、走兽家畜能吟诗为文；
八十多年前，距离沈阳几十公里的乡下小镇，有心地善良，诗经典故能信手拈来的医生；
王鼎钧在《昨天的云》中记叙他家乡那些诗文、书法了得的父辈，尤其是教他诗文的疯爷，特立独行，诗酒风流，令人心向往之；
我少年时，身边还有饱读诗书的长辈……。
在中国，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很多愿意在深夜冒着严寒骑马到乡下救人的医生。但是我很确定地知道，今天，有这样文化修养的普通人，别说在距离大城市一个小时车程的乡下，就是在城市中心，也不多。
这个消亡过程，就从六十多年前开始。今天中国的大学生，包括很多他们的老师辈，连《三国演义》都得别人给他们讲解。
中国的文化传承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
《巨流河》的意义就在这里。这本书用最大篇幅记叙中国文化在异族入侵时艰难传承的故事。无数志士仁人牺牲献替，无数父母长辈血泪隐忍，支持着民族的下一代，无数幼童和青少年，在血火飘摇中坚毅向学。无数感人至深的人与事编成了大时代的壮丽画面，让今天的我们肃然动容。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故事，是画面中鲜明的一抹。
前东北军将领齐世英在北平成立机构，照顾来自东北流落平津街头的青年，复于 1934 年筹款成立国立中山中学，招收 2000 名从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学生。第一任校长是原吉林大学校长李锡恩，教师都是流亡北平的大学教师。
日寇扩大侵略，华北局势恶化后，中山中学先迁南京，再转湖北汉口，不久又从汉口逃到湖南湘乡，再从湘乡流亡到广西桂林。不久，羁留桂林的师生分成三队，由桂林徒步走到贵州宜山县的小镇怀远……。
单从桂林到怀远这一程七百六十里路，孩子们就走了几乎一个月： " 那数百个十多岁的孩子，土黄色的校服已经多日未洗，自离开湘乡后没有睡过床铺，蓬头垢面地由公路上迤逦走来 " ，父母皆无法从那些挑着行李，破衣草鞋的人群中辨认自己的儿女。
这些中华少年没有缺少长辈的关爱，尽管在日军炮火延烧中仓皇逃命，他们年轻的眼睛看到了中国山川的壮丽，看到了丰美的土地和文化。颠沛流离中，无论何时，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只要安定下来，就弦歌不辍，就正式上课，甚至举行期考。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那些可敬的老师们除了各科课程，也传授献身与爱，自尊与自信。他们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 "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 。
九十年代，中山中学在沈阳复校，主要支持者就来自抗战流亡返乡的校友，包括吉林省省长、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市长等。大家都在湘桂、川黔路的漫漫长行中含泪唱过：
"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
中国没有亡，中国能复兴，因为几代中国人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文化薪传重任。除了东北中山中学，全国地无分南北，有千千万万所这样的学校，有中学、大学，还有小学。
齐邦媛笔下，工整地描述了一系列大时代的人物，记忆出自心扉，读来感人至深。天上人间，都是她一生所寄托缅怀，这些人物中，有她的父亲齐世英，有她的多位恩师、挚友，最壮丽的形象是她一生的精神恋人张大飞。
齐世英青年投身革命，为国为民，不辞艰险，常舍身忘家。在社会上，他有抱负，有操守。在他妻子心目中则始终是 " 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 。
张大飞是抗日烈士之子，父亲被日寇酷刑烧死。他 14 岁流亡关内，在齐家得到庇荫，中学毕业就决心报国，参加空军，一直在陈纳德的飞虎队中服役，身经百战。抗战胜利前夕，年方 26 岁的他在河南信阳空战中殉国。
作者对她的恩师，尤其对南开中学教国文 " 诗选 " 的孟志荪，武汉大学教英诗的朱光潜，最为深情。
孟老师的 " 语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内容滔滔深广，又处处随所授文章诗词而激流奔放 " ， " 任何人听课都会被他吸引，感情随他的指引而回荡起伏，进入唐宋诗文的境界，下课铃响才如梦初醒，回到现实 " 。
朱光潜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他用 " 略带安徽腔 " 的英语，把年轻学子引领入文学的神奇世界，使作者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
战争到最后关头， 1945 年 5 月，与齐邦媛刻骨铭心爱恋的张大飞血洒长空；世界大战主要领袖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重庆 200 万市民空前绝后送别飞虎队领袖陈纳德……。
苍凉的声音响起来，那是朱光潜在朗诵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 O Captain! My Captain! ），追悼那些不及见战争最后胜利的志士仁人。音调铿锵，如鼓声送别，让人椎心泣血，让人呼号叹息，让人无限低回：
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
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港口近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
所有的眼睛跟着我们的船平稳前进，它如此庄严和勇敢；
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
啊，鲜红的血滴落，
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
冰冷并且死亡。
张大飞殉国后，齐邦媛意外地飞越万里江山，从重庆回到光复后的上海，再到南京。她在破败如废墟的市中心新街口茫然徘徊，若有所思。 " 忽然看到一条布带横挂在一座礼拜堂前，上面写着大字：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进入我的心，……不知道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 "
时间过去半世纪，齐邦媛垂垂老矣。 2000 年 5 月，她在南京凭吊中山陵，想起在旅馆看过南京地图，紫金山旁边有一座航空烈士公墓，就向司机问路：
" 车子在山路上绕行的时候，我好似在梦游境界，……这是万万想不到的意外之旅！直到迎面看到国父孙中山所写 ' 航空救国 ' 的大石碑……。第二层是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刻的是三千多位中国空军烈士的名字，……他那一栏简单地写着：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我，温馨如他令我难忘的温和声音。到这里来，莫非也是他的引领？ "
天若有情天亦老。张大飞的一生在齐邦媛心中 " 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
年轻的生命有对未来的执着向往，壮盛的生命倾全力为理想奋斗，苍老的生命有庄严的深情回顾。
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齐邦媛，有机会亲炙中国近代史上多位大学者，和许多献身教育的优秀人才合作奋斗，更作育人才无数。她从自己特定的角度见证了台湾社会六十年走来的道路：从崎岖曲折到初具规模，到渐上轨道……。
她对自己走过每一段路程的冷静记载中，常常透出掩不住的强烈感情，爱恨分明。写情写景，起伏有致，从战火离乱中求学，一直写到六十年后和昔日同窗共聚，感叹人生飘零，故事长，读者不忍掩卷。这是她的生命诗篇。
齐邦媛早年求学时，通过见闻接触对共产党有相当的认识。两岸隔绝多年后，她重新参与两岸文化交流，再次思考这些问题，对这个过程有清晰地记录。这也是这条大《河》中长达数十年的完整回流之一。
1949 年大陆易帜前，齐邦媛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惊讶地发现身边一个又一个能人、好人，当然也有乖戾特异的人，原来都是共产党。她还记得当年民心一片，整齐倒向共产党时，自己的感慨、彷徨、惊怵、无奈。
单纯地看画面，有很多慷慨激昂，奋勇献身的个人。仔细地看，可以在画面背后发现，其中有一批人或明或暗在各个层面为新的国家做引导。
那些做引导的知识分子，当年令很多人不安，冷静回顾，当中其实不乏志士仁人。引导别的知识分子为新中国效力，就是他们的报国。有人说，当初那批骨干背后是什么人设计了方案，以后一步一步如何如何都是既定方针。我不信。
这背后一层又一层的人们都是普通人，普通有弱点的人。
政治的腐败，让正直单纯的知识分子走向政府的对立面。投入这个事业的则有各式人等。
犹如找到一份工作，一份抱希望有愿景的工作，大家都从自己的地位和角度在猜度方向，在发挥能力，在变化姿态。有激昂、有投机、有动心忍性、有卑鄙钻营、有拍案而起、有鞠躬尽瘁、有玉碎、有瓦全。纵然是左派的骨干、前锋，全不例外。一场场表演，前仆后继。
往事并不如烟，有无数浸透血泪的回忆、记载为证。
大时代中，执政党领袖们大权在握，异化程度远胜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开始的时候，国家上下，大家还有即兴表演的机会。到后来领袖成了真神，层叠排列的普通人没有了自己的空间，没有了说话的权利。高压之下，人的天生弱点成了突破口，事情就是这样起变化的。
清人顾炎武说： "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这是俗话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的来处。那些在少壮的时候认为 " 自己焉能没有一份责任 " 的知识分子，到老来回首前尘往事，还能够认同这句让年轻的他 / 她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热血沸腾的格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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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一位出版界朋友和我谈起王鼎钧的新书，回忆录四部曲的第四本《文学江湖》。她是王鼎钧的忠实粉丝：
" 鼎公功力了得，像个老僧说着天宝旧事，天呀，那是他自己心厎血块干了数十年的纪事，但一眼看去，文字中似乎没有一丝丝情绪波动……。 "
王鼎钧把非常强烈的感情精致地藏在他的文字中，看似波平浪静，其实有深有浅，并不因时间推移稍减。读者情绪四时不同，有感应的时候，读到是处，会有触雷的感觉。
试看《文学江湖》中记叙 1949 年 6 月发生的山东烟台联中冤案的一节：
" ……学生举手呼喊 ' 要读书不要当兵 ' ，士兵上前举起刺刀刺伤两人，司令台前一片鲜血。另有士兵开枪射击，几个学生当场中弹。三十年后，我读到当年一位流亡学生的追述，他说枪声响起时，广场中几千学生对着国旗跪下来。这位作者使用 ' 汴桥 ' 作笔名，使我想起 ' 汴水流，泗水流，……恨到归时方始休！ ' 可怜的孩子，他们舍生忘死追赶这面国旗，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 "
作者精准冷静写出事件过程，写到学生的呼号苍凉，军人的铁血无情，场面骤时绷到最紧。作者从容借一位流亡学生的回忆，从长焦到广角，拉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大场面：枪声响起，广场中数千悲愤憔悴的学生 " 唰啦 " 一片，齐齐对着国旗跪了下来。一切都那么清晰：广场上黄尘飞扬又落下，悲愤惊恐的眼泪从黧黑肮脏的面颊慢慢流下来，经过长途流亡，浸透过雨水海水汗水泪水的年轻身体喷发出不洁的气味……。为什么对着国旗？国旗就在面前呀！
死一般的寂静。读者在担心：还有学生奋不顾身攘臂高呼吗？还有军人刺刀见红意犹未尽吗？作者继续拉动镜头到焦点以外，拉到千年之前 " 思悠悠，恨悠悠 " 的唐朝瓜洲古渡头。那位回忆者笔名刻意取为 " 汴桥 " ，是呀， " 汴水流，泗水流，……恨到归时方始休！ " 至此，作者不再矜持，他放下摄影机，遥对这群生死未卜的学生，面向今天直至未来的读者，长声呼号：
" 可怜的孩子，他们舍生忘死追赶这面国旗，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 "
大家为年轻的牺牲者同声一哭。汴水流，泗水流，那是无尽的泪河！
这段不到二百字的记叙，字字闪着寒光。至冷至热至悲至愤的激荡，让读者不能自已。写出这样凝练精致、深邃内敛的文字，需要何等的修养和功力？
《文学江湖》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作者细细回顾一生文字姻缘。何意百炼钢，竟成绕指柔。这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台湾版。
共产党解放上海前夕， 24 岁的王鼎钧带着父亲登船，在 1949 年 5 月 31 日抵达台湾基隆。上岸登记的时候，他向办事人员要了几张 " 十行纸 " 。随后就坐在水泥地上，用随身带着的钢笔写了一篇稿。接着他找到邮局，用剩余的纸做一个信封，把稿子寄给台北中央日报副刊。几天以后，文章登出来。
他勤于投稿，从未接到过退稿，前后用了五十几个笔名，也从未拜访过任何一位主编。台北街头热闹地方都有阅报栏，张贴当天报纸。王鼎钧早上挤入人群，先看副刊。有时看到副刊上留下一个方形黑洞，他就到别的阅报栏查证。发现被人挖走的就是他的文章时，真是其乐何如。
当时副刊稿费标准不低。有了这一条煮字疗饥，且与人无争的小道，王鼎钧安定下来。 1950 年 1 月，《扫荡报》副刊主编萧铁请他担任助手，参与编务。半年后该报停刊。他随即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从节目部资料员做起，不到半年就升任编撰……。王鼎钧就这样走上了写作的不归之路。
当时，政宣节目内容敏感，一言可丧身，一字能倾家。上面有人欺他年轻新进，把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这个资历最浅待遇最低的人。王鼎钧无挂无碍，一往无前，不久就跻身节目部 " 三张王牌 " ，和王玫、王大空并列。
1953 年，当时的立法院长兼中广董事长张道藩请 28 岁的王鼎钧为他记录口述自传，轰动了公司上下。
作者清楚知道自己的写作天分在众人之上，知道靠这份天分立足必须随时砥砺进修，才能维持领先。他随时检讨自己的文字，花大力气钻研过莎士比亚，从兵法中触类旁通，把胡宗南的名言 " 集中兵力于一点而发挥之 " 用来指导作文， " 才想起演绎的过程可以千变万化，水无常形 " 。
" 我以白话为淀粉，文言为钙质，欧化为维他命，长养我的写作生命，副刊方寸之地成了我的练习簿。我固然为了要发表某种意见而写，也为了实验某种技巧而写，也常常为了练习某一布局、某一暗示、某一句法、某种旁敲侧击抑扬顿挫而写……，充分追求 ' 文无定法 ' ， ' 情欲信词欲巧 ' ， ' 文学的语言高出日常生活的语言 ' 。 "
王鼎钧也拿政治节目做练习。他知道总统的话不能动， " 万寿无疆 " 也不能动， " 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改，一句话一句话的改……。几年下来，我的作文渐渐化难为易，化古为今，化单调为多样，化严肃为平易。 "
多年来，文化人都尊王鼎钧为 " 鼎公 " 。王鼎钧说，这其实是他 26 岁时参加张道藩创办的小说研究组时，同学们给他取的绰号。为的是他的文字 " 食古不化 " 。王鼎钧文字早臻化境，当年游戏鼎公成了现在的俨然鼎公。
兴趣所在，努力所向，加上因缘际会，王鼎钧在半世纪前就是一位 " 多媒体 " 作家：新闻采访、报纸副刊、杂志专栏、广播、小说、剧本、电影直至电视，这么多方面的经验，都来自极复杂环境中长时间的实践，而且是成功的实践。
这里面没有独得之秘。王鼎钧经常公开他的写作经验。从 1953 年开始，他为不同程度的读者（学生、文字工作者）写过不计其数的专栏，出版过《文路》、《小说技巧举隅》、《广播写作》、《讲理》、《短篇小说透视》、《文艺批评》、《文艺与传播》等书籍，介绍自己的实践心得。
这是一种 " 邃密群科济世穷 " 的胸怀。
五十年代台湾汉语水准偏低，赵友培在 1952 年成立 " 中国语文学会 " ，创办《中国语文月刊》。王鼎钧在为中广撰稿的同时，开始为中学生写稿。
他在六十年代初一度担任该月刊主编， " 针对中学生的需要设计十个专栏，用本名和笔名写了无数零碎文章，以活泼版面，增加趣味，引发议题，把胸中的鲜花撕成花瓣挥洒散落。 "
他仿照《爱的教育》模式，特地兼任育达商专国文教员一年，零距离观察学生生活，体会他们的想法，以此为基础写出一系列文章在《中国语文月刊》发表， 1962 年出版单行本《文路》。
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学生写作议论文能力，他通过分析升学考作文，找到 " 议论比记事抒情困难 " 的原因。为实验他想出来的学习程序，他再次主动要求担任汐止中学国文教员一年。期间他仿照夏丏尊《文心》体例，在《自由青年》开一专栏 " 讲理 " 记叙心得。 1963 年出版《讲理》，畅销一时。
王鼎钧 1978 年离开台湾以前，二十余年中他全程参与 " 中国语文学会 " 和《中国语文月刊》工作团队。这份切实 " 为大于微 " 不沾红尘的私营刊物，在一群志同道合文化人努力下，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迈进 21 世纪。
日本侵略中国，生灵涂炭。王鼎钧很早就发现汉奸现象内涵丰富，他把不少观察心得写在前面几本书中。《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三十年的人性锻炼。特务是他不得不下功夫研究的对象之一。
面对横逆，任何时代都有横眉冷对，拍案而起的人物。拍案而起，有 " 玉碎 " 美名。但是，有不少玉碎的英雄好汉事后被各式人等细细检索，传出来的消息是 " 瓦 " 碎而已。
面对特务的纠缠，王鼎钧像躲在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孙猴子，被文火、武火慢慢熏炙。他睁大眼睛熬着，直到火变成烟，烟飞灰灭，自己有了一对火眼金睛，躯体炼成不坏之身。
眼看特务如附骨之疽，把王鼎钧盯得紧紧的，读者会有窒息感，心里不由暗念 "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 。但是我知道，王鼎钧不会选择玉碎。
少小时他心里就牵挂父母弟妹。九死一生的战时，袋无分文的战后，他常反思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从第一笔微薄稿费开始，他就为自己能够养家兴奋。人世间他的牵挂太多。他太理智，太想把事物的因果看个彻底明白。他明白，唯有写作是他的最后执着，是他的生命使命：
" 我做别的事情内心都有矛盾像陶渊明 ' 冰炭满怀抱 ' ，只有写作时五行相生，无味调和。……我是付过 ' 重价 ' 的，现在如果不写，对天地君亲师都难交代。 "
" 我劫后余生，该死不死，……留下我来写文章，写回忆录回馈社会。我写文章尽心、尽力、尽性、尽意。我追求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己之性。走尽天涯，洗尽铅华，拣尽寒枝，歌尽桃花。漏声有尽，我言有穷而意无尽。 "
读王鼎钧的书，有时使我想起《红楼梦》中那副对联： "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 。这副对联放在秦可卿房中 " 极俗 " 。但是，在人间世界，尤其在颠沛流离血火飘摇的战争时代，在魑魅魍魉出没无常的革命时代，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是独善其身的法门。
很多人有观察精细深刻的本领。但是，把对社会人间的观察从独特的视角用独特的语言写出来，绝对 " 政治正确 " ，悲惨世界的故事也可以九分庄重一分诙谐，让读者含泪微笑，文字如铁线勾勒，绝无苟且俗套……。王鼎钧的眼力和文字功力，无人可以望其项背。
《文学江湖》中，作者写到和他生命有过某种交集的人物喻百，或简或繁，一幕幕场景淡如清风掠过水面，一个个人物皆铁划银钩，鲜有一笔虚与委蛇。其中， " 难追难摹 " 的张道藩； " 一半是名士，一半是斗士 " 的魏景蒙； " 帝王于我何有哉 " 的幽默奇才王大空；恃才傲物的黎中天；因匪谍案被捕判无期徒刑的李荆荪；中广强人邱楠……；这些故事不时有银瓶乍破，铁骑突出的亮点，余韵不绝，让人展读再三，欢喜赞叹。
张道藩晚年和夫人团聚，和情人分手。蒋碧微遂出版回忆录《道藩与我》，公布两人恋情。张道藩托人劝阻，说张道藩寿命来日无多，是不是等他身后再出书。蒋碧微说：
" 黄泉路上无老少，也许我比他早死。 "
她手上握有张道藩早年写给她的情书，一直严密收藏。《道藩与我》由小说家章君谷执笔。但是连章君谷也没有看见过那些情书。 " 两人通信的那一部分，蒋碧微自己整理嵌入，可见蒋用心之深。 "
蒋碧微过世时，家里东西无人收拾，有人在地上捡到了张道藩自传的手抄原稿。
前后寥寥千余字，将迟暮时分的一代江南名媛蒋碧微刻画得入木三分。
王鼎钧与小说家姜贵忘年之交惺惺相惜。两人相交十余年。姜贵不合时宜的名士气派，特立独行的冷峻语言，读来使人想笑又想哭。
看到台湾人新造的饭店有于右任写的招牌，他说：“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中华民国就像这座大楼一样，一切属于台湾，只有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是外省人的手笔。”
看到蒋介石铜像：“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些玩意儿都会变成废铜烂铁，论斤出售。”
电影散场，夜阑人静：“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舞台演宋美龄如演慈禧太后，演蒋介石如演张宗昌。”
姜贵对王鼎钧做事作文从无一句指教，唯一忠告是“有一天，台湾话是国语，教你的孩子好好学台湾话。”
姜贵对小说家亮轩说：王鼎钧这个人，每隔一段时间要找他谈谈。
王鼎钧也认为，姜贵这个人，每隔一段时间要找他谈谈：
" 我一向主张找失意的人谈天。跟得意的人谈话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失意的人吐真言，见性情，而且有闲暇。 "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然笑春风。这些走入历史的人物音容宛在，读来令人低回不已。
统观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写的是他少年时代家庭生活。
虽然战争雷电的隐隐闪光开始从天边逼近，生活依旧柔和舒展， 1938 年日军进犯山东，少年王鼎钧第一次当难民。一起出逃的有一位顾娘天天出去讨饭，为王家节省伙食。她说：
" 我是难民。难民讨饭不丢人。 "
王鼎钧怦然心动：
" 我能去吗？我也去好不好？ "
乞丐必备两件东西，要饭包和打狗棍不能兼顾。顾娘砍一棵荆棘修成伞状，小王拿着这件怪异的独门防身兵刃，就出门了。结果第一次就讨来一个大大的温热的煎饼。乡绅父亲不卑不亢，嘱咐儿子把弟弟妹妹找来三人分食……。即使要饭，还是穷而不困的气象。
一家人回到兰陵后，尽可能照常生活。小小蒙童依旧是沃土里的种子。进士第学诗的故事令人神往。
《怒目少年》写抗战流亡学生生活，故事中有一个经常出没的人物：国军第廿八集团军总司令兼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 " 李氏不烟不酒，不嫖不赌……，处事开明公正 " 。为了收容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青年，他在 1942 年办了一所中学，各方青年闻风而至。第二年这所中学正式成为国立二十二中。战事不顺遂，办学更艰难。李仙洲本人命运多舛，但对这所学校和学生自始至终有一份诚意的关怀。王鼎钧笔下，李仙洲是他敬爱的老校长。
《关山夺路》写王鼎钧内战时期亲身遭遇。四本回忆录中其余三本都涵盖十几年到几十年的时光，只有这第三本细细记录仅四年的经历：他从学生到宪兵，从国军到共军，再回到国军……，冷峻道出战争凶险，逆境中被扭曲人心的残酷。
其中的插曲是，他利用驻在东北当宪兵的相当短一段时间，一步一步把向报社投稿，并取得稿费的途径弄明白，走通，为他在不久的未来到达台湾的谋生和发展，留下伏笔。
然后，王鼎钧把他在台湾 30 年生活经验集中在文学生活上写成《文学江湖》。
世事轮转，人心依旧，唯智者明察万里。
距离《文学江湖》的结尾，又有三十年时间过去。王鼎钧迄今写作不辍，思想明锐如昔。期待王鼎钧继续 " 把胸中的鲜花撕成花瓣挥洒散落 " ，把回忆录四部曲扩展成五部曲，写出他的思考，则后世幸甚。
2009 年 12 月 (此文原来贴在博客时是旧稿，现特更正。本文曾刊《世界周刊》134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