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观巴西》系列 31-40

《“威”观巴西》系列 31

爷爷的角落

爷爷有个小角落，那是爷爷收藏回忆、放飞思绪的所在……

１９７１年，巴西正处在军政府的统治之下，知识分子阶层怨声载道，一批满怀理想和信念的音乐人远离罗曼蒂克的科帕卡帕纳海滩，扎根里约热内卢西区一个叫做“鳄鱼潭”（ＪＡＣＡＲＥＰＡＧＵＡ）的蛮荒所在，以“爷爷的角落”为名，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乌托邦。

巴伊亚州是巴西出歌星的地方，所以这批音乐人大部分来自巴伊亚州，其中一个组合叫做“新巴伊亚人”，几个干将，如莫拉雷斯·莫雷拉，路易斯·加尔万，宝贝·康苏埃罗等人，日后都是巴西乐坛乃至整个文艺界响当当的人物。另外还有一个组合，叫做“音乐的颜色”，在知名度上要逊于“新巴伊亚人”。

在鳄鱼潭，他们搭起了小木屋，在许多时候甚至以苍天为被、绿荫做床，过上了原始的共产主义生活，终日只是唱歌跳舞，饮酒作乐。日后，加尔万在他的著作《７０年代：新人和巴伊亚人》中写道：我们那时候的理想，是团结所有志同道合的人，远离（军政府统治下的）规则、禁忌和法令。

“爷爷的角落”很快就获得了名气，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除了有人负责音乐器材之外，还有人负责厨房，有人负责洗衣房。在厨房的门口，有个叫做“鼻涕”的口袋，大家随意往里扔钱，集中了作为公用。音乐人弹琴唱歌，听众如痴如醉，无赖小儿在铁皮桶里泡澡……宝贝·康苏埃罗形容道：“我们就是一群玩过家家的小孩子。”

巴西式的共产主义岂能没有足球，尽管那时候的巴西左翼年轻人拼命要与足球这种不入流的东西划清界限，音乐人们在“爷爷的角落”里还是组织了一支足球队，叫做“新巴伊亚人足球俱乐部”。１９７３年，这个名字成为新巴伊亚人第三张专辑的名称。

在那几年里，“爷爷的角落”甚至成为了一个名胜古迹，除了像卡埃塔诺·韦罗索、吉尔贝托·吉尔以及汤姆·泽这样的音乐人时常前来造访之外，许多好奇的民众也喜欢来这里晃一晃，好回去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连附近的学校也组织学生前来参观，以了解这个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运作方式。

到最后，甚至还有没处可去的刑满出狱者、吸毒者、被警察通缉的逃犯等等，都把这里当成是逃避法制的天堂。久而久之，“爷爷的角落”引起了当局的关注，安全开始成为问题。１９７６年，在莫拉雷斯·莫雷拉选择单飞后，“新巴伊亚人”离开鳄鱼潭，前往圣保罗发展。３年后，这个音乐组合宣告解散。

“新巴伊亚人”一共发行了８张唱片，对巴西通俗音乐乃至摇滚音乐的发展影响巨大，到今天，许多音乐人仍然以这些前辈音乐家作为偶像。这个组合１９７２年发行的《不再哭泣》被认为是他们最优秀的一张专辑，被列为巴西有史以来的最优秀的唱片之一。

《“威”观巴西》系列 32

媒体是敌人

《圣保罗报》的专栏作家若泽·西茂不久前遭遇过一桩真正的笔墨官司。

他在报纸上议论了著名女演员朱莉安娜·帕埃斯在当红肥皂剧《印度之路》中的扮相，用了来源于印度语的“ＣＡＳＴＡ”（贞洁）这个词来形容她，结果不知道犯了帕埃斯的什么忌讳，引起该美女的愤然起诉。里约热内卢的一位替补法官对西茂的判决是：绝不能再写有关帕埃斯美女的文章，否则一篇文章罚１万雷亚尔。

好在这位法官仅仅是位替补，随着崇尚新闻自由理念的正选法官的归位，他的判决立即被推翻，西茂也不必再担心会因言获罪，否则以他的稿费收入，那得写多少字才能换得１万雷亚尔啊。

西茂的官司了结了，《圣保罗报》的麻烦事却还没完。

２００９年初，来自米纳斯州的联邦众议员艾迪玛·莫雷拉刚刚当上第二副议长要职没几天，就被众多媒体披露他在家乡拥有一幢城堡式住宅，楼高８层，仅套房就有３６套，各种娱乐设施齐全。附近的贫困户都知道这幢豪宅属于莫雷拉，几乎每天都有穷人到他家索取食物。但是，莫雷拉在个人财产申报时，却并没有如实申报这幢豪宅的价值。媒体同时还揭发，莫雷拉在过去两年里一直挪用议员补助金支付私人保安费用。

这些重磅炸弹在诸多媒体上密集露面，顿时让莫雷拉颜面扫地，尽管他辩称如数缴纳了豪宅所需税款，保安公司均属他自家产业，但是却也不得不辞去刚刚做了一星期的第二副议长职务。同时，为了避免影响所属党派的荣光，他还不得不宣布退党。

引退后的莫雷拉难以咽下这口气，于是一气抛出４４份诉状，起诉包括《圣保罗报》、《环球报》、《请看》杂志、旗士电视台等刊登及播放过他瞒报私财新闻的媒体以及参与采写报道的记者、编辑，要求它们及他们赔偿精神损失费。

最近，其中两起官司已经审结。米纳斯州的地方报纸《环宇报》被判决赔偿莫雷拉３万雷亚尔的精神损失费，外加在该报显著位置刊登道歉启事。不过，针对《时间报》的起诉未获法庭支持，莫雷拉本人被判交纳１０００雷亚尔，充作官司审理费。

虽然莫雷拉的遭遇给了巴西民众无数饭余茶后的谈资，但是政坛人物却对此心有戚戚。同样被媒体群起而攻之的参议长若泽·萨尔内９月中旬在参加国际民主日活动时，语出惊人，以“敌人”两字来形容媒体。

媒体为何是敌人？

从６月起就一再指责媒体无中生有调查他家隐私的萨尔内说：技术进步使得传媒更加无所忌惮。到底谁代表人们呢？媒体说，是我们。我们这些由人民选出的议员则说，是我们。今天我们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媒体已经成为公共代表机构的敌人了。

这位参议长还表示，对媒体作用的讨论，并非是他本人非要刻意提出的，“我在这里说这些，只是因为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威”观巴西》系列 33

尊老爱幼

不久前，巴西爆出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 “少女连环杀人事件”：一名因为街头斗殴事件而被捕的１７岁女孩主动向警方坦白，她曾经手刃３０名男性。

面对警察叔叔怀疑的眼神，少女解释说，自己从１５岁起即成为连环杀人犯，之所以主动坦白，是希望在１８岁前认罪，从而可以享受未成年人犯罪不必受到法律制裁的待遇。

在巴西，做未成年人很幸福，即便作奸犯科（１０岁出头的巴西小孩已经很是牛高马大，成为持枪抢劫的主力了），也不会受到法律追究。因为根据巴西刑法第２７条、巴西１９８８年宪法第２２８条以及儿童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１０４条的规定：只有１８岁以上才会被定罪，１８岁以下免于处罚。

不独爱幼，巴西人还尊老。犯罪嫌疑人一旦年纪超过７０岁，案件的追溯期就自动减少一半。比如这几年巴西报章一直在关注的马鲁夫案，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保罗·马鲁夫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间，做了４年的圣保罗市市长。在他主政期间，圣保罗大兴土木，尘土飞扬，以已故Ｆ１车手的名字冠名的“塞纳隧道”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卸任之后，当地检察机关进行了姗姗来迟的调查和取证，认为马鲁夫涉嫌结党营私，将大量市政工程的招标和建设工作交给家人和亲信去操作，从而中饱私囊，涉及到的工程就包括这个著名的“塞纳隧道”。

检察机关认为，马鲁夫涉嫌在英国、瑞士、泽西岛等地洗钱，仅仅重返巴西的漂白后的钱财就高达１.６６亿美元。因此，在２００７年２月，检察机关开始正式对马鲁夫和另外１０个同案嫌疑人提起刑事诉讼。１０个人，还包括马鲁夫的妻子西尔维娅以及他的４个子女。检察机关宣布查封他的家产。泽西岛还应巴西司法机关之情，冻结了一笔属于马鲁夫家族的２２００万美元的巨款。

当然，马鲁夫本人一再辩称自己是无辜的，自己在海外根本没有账户。

就在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期间，马鲁夫于２００６年当选为联邦众议员，圣保罗州检察院就没有权利继续调查他，有关案子转移到联邦检察院处理。但是联邦检察院事务繁忙，除了媒体一再呼吁之外，马鲁夫的案子迟迟没有人去进一步审理，以至于连马鲁夫的辩护律师都说：如果说此案存在拖沓的话，那也完全是联邦检察院自己造成的。

按照巴西刑法的规定，一起案件的追溯期是所适用的最高量刑的两倍。而如果犯罪嫌疑人年纪超过７０岁，那么追溯期自动减半。所以，早在２００７年８月，巴西最高法院就终止了针对马鲁夫在塞纳隧道建设工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调查。

近几日，《圣保罗报》又仔细地为马鲁夫算了一笔账：由于巴西刑法尊老爱幼针对马鲁夫在英国洗钱的指控今年底就自动取消，针对他在瑞士洗钱和结成犯罪团伙的两项指控在２０１０年也将寿归正寝，仅仅只有在泽西岛洗钱的指控可以撑到２０１４年。

如果陈水扁听说了马鲁夫的故事，他一定会希望自己来生做个巴西人。

《“威”观巴西》系列 34

矿工警察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４日，三名《今日报》的工作人员在里约热内卢西区的一个贫民区惨遭折磨７个半小时。幸运的是，歹徒饶了他们的命，从而使得在里约存在多年的“矿工警察”现象终于受到广泛重视。

根据里约州议会的调查，自从２０００年左右开始，在里约的一些边缘地区开始陆续出现民兵组织，其成员大多是现役或退役警察和消防员等公安体系里的人员，使用的也是纳税人为他们购置的武器装备。民兵组织的出现，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地居民缺乏安全感，于是以各种形式（集资或某有钱人出资）集合了这么一帮人来保障社区安全。

里约人对民兵组织有个俗称，叫做“ＰＯＬＩＣＩＡ　ＭＩＮＥＩＲＡ”（按字面翻译，是“矿工警察”或者“米纳斯警察”的意思，确切如何翻译，容我日后再推敲推敲）。上至市长，下到普通百姓，对“矿工警察”的问世，基本还是抱着赞许的态度，尽管偶尔也有人会认为他们有点类似黑帮的模样。前市长塞萨·马雅（ＤＥＭ党人）２００６年在接受ＲＪＴＶ电视台采访时说：“矿工警察们通常都是些现役的警察或者消防员，他们的出现，对社区治安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圣若泽奥佩里奥山头，以前是里约州治安最为恶劣的地区之一，但是现在倒成了最为平静的地区之一。”

从治安恶劣到治安平静，当地居民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个中甘苦，也许只有当地居民才能真正体会。据《亲爱朋友》杂志报道，矿工警察们并非善茬，他们在社区里除了收取保护费之外，还控制了诸如销售天然气、安装互联网和有线电视、提供公交服务等与居民的衣食住行相关的行业。其中仅提供公交服务一项，每年就入项６０００万雷亚尔。里约州议会认为，矿工警察现在的势力已经不容小觑，截止２００８年底，里约州至少１７１个社区存在着矿工警察，而这个数字仍然在增加之中。

矿工警察们的势力壮大之后，开始寻求获得更大的政治话语权（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民兵组织根本就是被政客所豢养）。社区居民既然已经被他们控制，操纵选票就成为轻而易举之事。里约州议会“民兵组织”问题调查委员会主席马塞洛·弗雷肖指出：“热罗密尼奥·吉马良斯的当选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２００４年，他以大约５万张选票当选为市议员，几乎所有选票都来自坎波格朗德区。２００６年，热罗密尼奥的弟弟纳塔利诺选上了州议员。２００８年，热罗密尼奥的女儿卡米尼亚也当选为市议员。”

从２００７年２月开始，弗雷肖不遗余力不顾安危地推动调查“民兵组织”现象，但是一直到了发生《今日报》记者遭折磨事件之后，“民兵组织”问题调查委员会才得以成立。如今，包括热罗密尼奥、纳塔利诺在内的４２人已经被捕，另外数百人正被警方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弗雷肖本人几次收到死亡威胁，以至于州议会特别授权，调遣１２名警员２４小时为他提供安全保障

《“威”观巴西》系列 35

最后一个革命者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１日，安东尼奥·热拉多·达·库斯塔抵达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１９７９年，他仓惶逃离巴西。这是近４０年后，他首次以真名回国。

时光倒流４５年。１９６４年，风华正茂的安东尼奥是个年轻英俊有政治抱负的水兵，担任着巴西水兵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就在那场震惊全世界的政变发生前５天，水兵协会不顾海军部的禁令举行２周年庆典，结果遭到镇压，安东尼奥被抓进了监狱。

从那一年的９月份至１２月份，安东尼奥在狱中备受折磨，其惨状甚至上了《晨报》，作为揭露政变上台者迫害异己分子的证据。虽然在他的同志们的奔走下，上层为他签署了释放令，但是就在命令下达至监狱的几天之前，他成功越狱，远走高飞。

后来的几年间，安东尼奥投身反对军政府的运动中，与包括全国解放者联盟等地下组织一起，做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子。比如１９６９年，他参与了针对里约ＬＥＭＯＳ　ＤＥ　ＢＲＩＴＯ监狱的劫狱案，救走了被关押的数位政治犯。他还在里约和圣保罗参与了４次抢劫银行案，劫得的资金用来资助“革命事业”。其所作所为，与前不久公演的法国电影《头号公敌》中雅克·梅林有得一拼。

在第四次抢劫银行时，由于一时生出恻隐之心，这帮“非专业劫匪”把银行职员赶进卫生间后，却没有落锁，结果银行经理招来了警察，安东尼奥有两名同伴被捕，他本人侥幸逃脱。这次事件之后，安东尼奥萌发退意，于是在圣保罗内陆买了一个假身份证。１９７０年，他以“卡洛斯·德·梅洛”的名字去了瑞典，在那里结婚生子，几年后获得了瑞典国籍。他先后做过厨师和养老院看护等工作，由于新的身份证上他的年纪比真实年纪小了５岁，结果导致他不得不多干了５年才得以安享晚年。

事实上，到了１９７９年，巴西政局发生变化，新政府颁布了大赦令。与安东尼奥一同在瑞典隐姓埋名的同志中，有人因此就返回了巴西，但是安东尼奥却一直没敢动身。

到了２００５年，在众多老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贵为议员，有权有势。）的催促下，安东尼奥终于鼓起勇气，用卡洛斯这个名字回了一趟巴西，并且向巴西官方正式提交了赦免请求，并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获得了赦免书。尽管这样，在接下来的２年多时间里，他仍然使用假名继续生活，直到２００９年６月才在巴西驻斯德哥尔摩使馆获得了使用他真实名字的巴西护照。

当他抵达里约机场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多年后才返回祖国？”他答道：“蹲监狱的那段经历让我记忆犹新，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个大赦令是真实的，害怕再度受到迫害。”

《“威”观巴西》系列 36

快乐火车

在中国，如果想当官，可以走“终南捷径”。巴西虽然没有终南山，但是有“快乐火车”。据《圣保罗州报》披露，有一批在参议院工作的实习生，１９９１年未经国家考试而幸运地获得了公务员资格。这个现象，就叫做“快乐火车”（trem da alegria）――虽然实际上全巴西没有几条像样的铁路。

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５年这两年间，达拉（ＭＯＡＣＩＲ　ＤＡＬＬＡ）出任参议长。在他任内，有多达１３００人被参议院雇佣，进入印刷部门实习，负责议员书籍出版和会议文件的印制。尽管当时司法部门针对参议院招收如此众多实习生而提出异议，但是执法者拗不过立法者，双方就此事的争议持续到今天。

１９８７年，马雅（ＡＧＡＣＩＥＬ　ＭＡＩＡ）被提升为印刷部门负责人，开始了他在参议院里长袖善舞、飞黄腾达的历程。１９８８年颁布的巴西新宪法规定，所有进入公职部门的人员都必须通过国家考试，但是马雅对此不理不睬，于１９９１年发布秘密行政令，将其中８２个实习生转正，职称为“工业印刷助理”。在参议院车满为患的停车场中，这些人甚至还拥有专属停车位，别的参议院职员不得占用。

２００９年初，已经贵为参议院办公厅主任的马雅被媒体曝光未如实申报自己所拥有的房产情况，不得不宣布辞职。于是，“快乐火车”的“乘员”和“行驶”情况逐渐浮出水面。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参议院印刷部门属下共有１１００名公务员，但是其中有４２０人并不在印刷部门内上班，而是分布在众多参议员办公室、秘书处或者其它部门。

可笑的是，参议院豢养了这么多印刷专业人士，每年还需要拨付３００万雷亚尔的经费，聘请外部机构印制所需材料。其中，受益最大的是一家位于巴伊亚州ＬＡＯＲＯ　ＤＥ　ＦＲＥＩＲＡＳ市的公司，名字叫做ＳＴＥＥＬ，参议院每年付给它７００万雷亚尔，两倍于外包预算经费。据说，马雅还将一些参议院的家人亲属安排到这家公司支取薪水。

调查还发现，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４年间，参议院印刷部门已经传出腐败问题，时任参议员的路塞纳（ＨＵＭＢＥＲＴＯ　ＬＵＣＥＮＡ）和若泽·萨尔内的女儿、众议员罗斯安娜涉嫌使用参议院的设施来印刷自己的竞选材料。一年多后，当１９９５年萨尔内就任参议长的时候，马雅被擢升为办公厅主任。

时至今日，这批８２人中，有７人已经退休，６人已经死亡（其家人仍在领取养老金），５１人仍在印刷部门上班。参议院第一书记处已经设立了调查委员会，计划对每个人的工作表现进行甄别。２００８年担任参议长的阿尔维斯（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　ＡＬＶＥＳ）甚至提出，如果这些人被认定为不称职，他们应该将所领取的薪水交还给国家。

看来，乘务长一旦提前下车，“快乐火车”的车厢里就很难再有欢声笑语了。

《“威”观巴西》系列 37

地方传统

“这是一群年纪在１４、５岁左右的女孩子，大概有１０多人，穿着当地女孩子喜欢的打扮：露出小半个臀部的短裤和短得不能再短的上装。

时间已近午夜。在这个位于亚马孙入海口的小岛上，布雷维斯（ＢＲＥＶＥＳ）已经是最大的城市了，在这个时间，除了这群半裸女孩子，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

女孩子们边走边闹，循着远处传来的乐声前行。这个位于港口附近的舞场，不过是由几根７米高的大木头搭起来的大棚子而已。但是在布雷维斯，大部分的建筑物都是这样的结构。

舞场的入口有个说明：未成年人不得入内。但是她们就这么嘻嘻哈哈地进去了，没有人要求看一眼她们的证件。

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她们仿佛在等待什么。如果你接近她们，她们中会有人告诉你，她们已经１７岁了。然后她们会请求，或许你能够给她们买个啤酒。‘要是你付啤酒钱，你可以从我们中间选个人带出去’。她们说得十分直接。”

以上是《圣保罗报》记者暗访布雷维斯后写的一篇报道的开篇。

布雷维斯隶属于帕拉州，其所在的马拉若岛（ＭＡＲＡＪＯ）是亚马孙河口的冲击岛，成因类似于上海的崇明岛。２００８年５月份一个晴好的日子里，我曾在陆地上的帕拉州州府贝伦市极目远眺，试图一睹马拉若岛的景色。马拉若岛面积１０.４万平方公里，人口４３.６万，但是有３.５６万个家庭属于赤贫和准赤贫行列，每个月享受政府发放的几十到上百雷亚尔的生活补助。

在马拉若岛纵横交叉的河道里，经常会有沿岸人家的小姑娘划着简陋的独木船，靠近偶尔经过的游船。她们会向你叫卖家酿的阿萨伊汁（açaí，巴西一种特色饮料），你要是有兴趣，也可以把她给“买”了。最后，你可以选择给钱，也可以从你的船上打上几勺柴油给她，因为她家的发电机需要柴油。
　　２００６年４月份，当地的一名主教给巴西联邦政府写了一份报告，揭露马拉若岛上的少女卖淫现象。自那之后，当地政府多次派遣警员进行干预。２００９年６月份，帕拉州民事警察部门驾着小船，邀请多家巴西媒体共同见证打击少女卖淫现象的成果。在一周之内，这些远道而来的警察们抓到了数个涉嫌卖淫的男子，“解救”了２２名未成年少女。让警察们感到诧异的是，这些少女并不领情，一些人甚至颇有怨言：“这些大叔是在帮助我们，还给我们钱，干嘛抓他们呢。”

当地警察对此倒是见怪不怪。一位叫做阿达贝托·卡多佐的警长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奶奶们小时候就这么做，妈妈们也是如此，你抓小姑娘有什么用，等她长大了就不会继续做了。”

在卡多佐警长的管区，有一条街叫做Xirizal，算是当地的红灯区（这个地方是如此之穷，以至于没有一家能够被称为妓院或者夜总会的场所。），因为“Xiri”这个词，在帕拉州的方言中，是女性生殖器官的意思。如果你去了，会觉得很诧异，因为姑娘们的开价低得让你想象不到。“你给２块钱就行了。因为我想要去买个热狗吃。”

只需两块钱，她就会答应进行“全套服务”（fazer um programa）。这个词组，该是学自圣保罗富人区的高级夜总会吧。

《“威”观巴西》系列 38

悬赏唱国歌

在巴西２年多时间，在各种场合听过巴西国歌，个人觉得曲子很好听，歌词写得也很美，只是实在是太长，唱一遍需要大约４分钟。

有一次，参议院通讯社的记者朋友马尔科斯夫妇来我家吃饭，我请他们为我唱一遍国歌，结果这两个热爱音乐的知识分子只唱了开头几句就唱不下去了。“年纪大了，记不住了，”他们为自己找借口。

　　不过马尔科斯夫妇还是应该被原谅的，因为唱不下来国歌的大有人在。

２００１年，巴西旗士电视台推出了一个悬赏唱国歌的节目。制作小组每星期在大街上随机拦下一个人，如果他能够一字不差地唱出巴西国歌的话，就可以获得一笔奖金。

初始奖金的数额是５００雷亚尔。第一个星期，没有人能够领走这笔钱。第二个星期还是没有人……时间一周又一周地流逝，奖金积累到了１.９万雷亚尔，制作小组终于在大街上遇到一个能够不打磕巴、把国歌从头唱到尾的爱国者。

巴西国歌分两段，８小节，５０句韵文歌词。曲子从问世至今未曾改过一个音符，但是歌词却几经修改，前后换过好几个版本。目前所用的版本由记者兼诗人若阿金·杜克（１８７０－１９２７）经过１１次修改写成，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日被巴西政府正式立法定为国歌歌词。

１８２２年，为了庆祝巴西独立，作曲家弗朗西斯科·达·席尔瓦（１７９５－１８６５）受邀写了一首进行曲，到处演出，风行巴西。几年后，有人为这首曲子谱了歌词，于１８３１年４月１３日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码头首演，以讽刺逊位的佩德罗一世。到了佩德罗二世时代，歌词内容做了修改，虽然未经正式认定，但是俨然以国歌的面目出现，在重要场合均会演奏或演唱这首歌曲。

１８８９年，巴西成立共和国之后，政府经过一番海选，确定了由列奥伯德·米格斯做的一个曲子作为国歌，但是民众不干，举行多次抗议活动，反对政府采用新国歌。于是，率领军队推翻帝制的丰塞卡将军顺应民意，还是沿用达·席尔瓦的曲子，而将米格斯的那首定为共和国独立日赞歌。

１９２２年，杜克写的歌词受到官方和民间肯定，几经传唱后被定为国歌歌词，政府同时对于奏国歌的场合、编曲和使用的乐器都做了规定。这时候，离达·席尔瓦创造进行曲的时间已经整整一百年了。最近，有人又考证出，杜克早在１９０９年就写成了现在人们所见的国歌歌词，因此２００９年可以算作巴西国歌正式诞生１００周年。

因为这个百年庆典活动，今年６月份，里约热内卢有１０６２所学校决定联合开展唱国歌活动，首先是教会学生歌词的每一个陌生单词，掌握歌词里引用的典故，然后是每个周一举行“升国旗、唱国歌”活动。根据市政府颁布的第１０２６号决议：唱国歌是强化学生公民意识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公民道德。

在里约南区一所学校当校长的里卡多·金塔纳说：“唱国歌并不算是强制，学生们都很喜欢。我唯一认为不好的地方是，不该规定在周一唱国歌，因为周一不仅学生容易迟到，而且精神普遍不好，个个都在打瞌睡。最好是周四，那时候学校里的老师最多。”

《“威”观巴西》系列 39

圣克里斯托万保佑

“圣人啊，请您保佑我们，让我们手握方向盘的时候手上有劲，目光炯炯，让我能安全抵达目的地。也请您保佑我车上的乘客。帮助我尊重其他人的安全，帮助我谨慎驾驶。希望您有一天为我显灵。阿门。”

每年７月份的某一天，巴西利亚的出租车司机们，会自发地在巴西利亚大教堂举行活动，祈求得到保佑。

出租司机们口中的圣人，据葡语音译叫做圣克里斯托万，他的形象通常是一个大汉手托一个幼儿。如同中国的木匠拜鲁班一样，巴西司机们拜圣克里斯托万，尊他为交通行业的祖师爷。

这个克里斯托万原名雷利托（ＲＥＬＩＣＴＯ），是个来自巴勒斯坦的武士，身材高大，勇力过人。他想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威权的帝王服务，不远千里投到了罗马大帝德乔（德塞乌斯）的麾下效力，帮助镇压了不少基督徒。虽然德乔已经够威风，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雷利托依然一心要去寻找世界之主。

有一次，雷利托在一条河边遇到了一个商队，这些人个子矮小，过不了河。这时，一个基督徒走到雷利托的面前，要求他将这些人抱过河。雷利托照做了。最后，当他抱着一个小孩过河时，突然觉得小孩越来越沉，体重要远远超过大人。他大为诧异。这时，小孩说话了：“我可以重如全世界。我就是世界之主。”

自那之后，雷利托就皈依了基督教，并改名克里斯托万（词义近如基督徒）。德乔听说雷利托该信基督教之后，大为震怒，将他抓起来，要求他改变信仰。但是雷利托宁死不从，最后在公元２５０年被砍了脑袋。之后，他被罗马教廷封圣，称作圣克里斯托万，巴西有多家教堂以他的名字命名，供奉他为主神。

由于克里斯托万担任过一次摆渡客的角色，算是与交通沾点边，因此在巴西出租车司机看来，有了他保佑，就能太平出车，安全行驶了。

７月２５日早上８点，数百名巴西利亚的出租车司机从大教堂出发，一直开到机场附近的司机休息站。１０点半，再回到大教堂举行弥撒活动。到了下午，具有巴西特色的活动开始登场：火爆的乐队演出，慵懒的鸡尾酒会和谐趣横生的抽奖活动。巴西利亚出租车司机工会预测，参加活动的总人数起码在１５００人以上。

６１岁的出租车司机瓦尔迪笃信圣克里斯托万，钱包里永远有一张圣人手托“世界之主”的画片。瓦尔迪认为，他几十年驾车生涯中有过几次险情，全是因为圣克里斯托万显灵，才保了平安，“有一次在皮奥伊州开车时，突然从路边窜出牛，而我当时的车速很快，就算踩了刹车，也肯定会撞上。但是突然间，那头牛竟然猛得调了一个头，堪堪跟我的车头错开。肯定是圣克里斯托万显灵了！”他说道。

３３岁的出租司机若昂也认为，如果不是圣克里斯托万，他说不定早就尸骨不存了。有一次他被一伙歹人连车带人绑架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当时我以为自己肯定小命难保了，结果没想到他们竟然放了我。几天之后，我又竟然找到了自己的车。”

巴西人喜欢开快车，尤其喜欢酒后驾车，开车在路上充满了危险变数。每次一有节假日，巴西媒体上肯定充斥着交通事故的消息。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巴西全国有３５１９人死于交通事故。所以，圣克里斯托万啊，请您保佑，请您多多显灵吧！

《“威”观巴西》系列 40

没有作品的文学院院士

法兰西学术院只有４０名院士，都是些在人文领域具有突出成就的名人。院士是终身制职位，只有在某成员去世留下空缺时，才会考虑增加新成员。一旦被选为院士，则意味着从此进入法国历史文化的殿堂，民间俗称“不朽者”。

巴西在人文领域深受法国影响，上至联邦下至各州的文学院也都是４０个编制，院士们也享有“不朽者”的美名。进入文学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比如圣保罗有位叫作伊纳西奥·布朗道的作家，写过３０多本书，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是从他出版第一本书开始，他花了４２年时间才有幸进入圣保罗州文学院。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也有人不需什么鸿篇巨制，就可以成为文学院士。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曾经做过总统、但同时也是首位被弹劾下台的国家元首、现任参议员的科洛尔当选为阿拉戈亚斯州文学院的“不朽者”，他的“作品”仅仅是七册演讲稿，其中有一本是他以前当市长时的施政纲要，叫做《马塞约（阿拉戈亚斯州首府）面临的挑战》；还有一本是２００７年在国会中的自我辩护，题目是《给历史一个交代：弹劾程序的真相》。

科洛尔顶替的是去年底去世的一个医生作家。没有人与他竞争，他是唯一一个候选人。在３０个参加投票的“不朽者”中，２２人投了赞成票，８人投了弃权票。

不过，尽管当选为“不朽者”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荣耀时刻，但是科洛尔本人并没有时间来亲自见证这个时刻。他派来了一个叫做卡洛斯·门东萨的政治追随者，职务是某非政府研究机构的主席。这个门东萨说：“大家不能太苛求，科洛尔年纪轻轻就投身政坛，显示当市长，然后当联邦众议员，当州长，当总统，肯定没有时间去写小说。”

文学院副主席米尔顿·埃尼奥认为，科洛尔当选后，将会推动青少年爱书、读书。他告诉《圣保罗报》记者：“他有针对年轻读者的计划，比如举行诗歌和写作比赛。”

仕而优则“不朽”，在巴西政坛上，由政客而当选为文学院院士的人比比皆是。比如在最高等级的“不朽者”集团――巴西文学院中，有３位前总统的名字赫然其中，远的有不堪辞职压力、愤然举枪自戕的热图利奥·瓦加斯，近的有深陷政治危机的前总统、现任参议长若泽·萨尔内。

若泽·萨尔内倒是有两部文学作品，不过我没有机会读到，不知道写得怎么样。他是个双料“不朽者”，除了巴西文学院外，同时也是所在的马拉尼昂州文学院的“不朽者”。他的两个兄弟伊万和埃万德罗同样也是马拉尼昂州文学院院士，可谓“一门三学士”，堪比苏东坡他们家。

我大胆地预测，等若泽·萨尔内兄弟们百年后腾出座椅，接替他们的新“不朽者”很有可能也会挂着“萨尔内”这个伟大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