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政治经济展望之三：动荡年华（一）

一

 

中国和美国在新年里的博弈，基本上是由美国挑起的。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现在的情势，用英文说，就是status quo，造成的结果，自然对中国非常有利。因此中国是没有兴趣和意愿，要去改变这个局面。

当然，如果现在的游戏规则制定者，美国和欧洲要求对现存的体制进行改革，中国自然要求增加自己的权利，而西方自然要求增加中国的责任。这样的一个讨价还价过程，将是这几年的一个主流旋律。

美国现在对中国最大的要求，就是为国际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的危机买单，希望靠中国的输血来完成美国经济的复苏。

这个要求，基本上是三个方面，一个就是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人民币的大幅升值，来减轻美国日益高垒的债务。另一个就是关闭美国的部分市场，利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方式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最后一个就是开放中国的市场，让各种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害无益的垃圾产品进来，尤其是代表好莱坞利益的电影、唱片等等。而任何可以提高中国技术水平和工艺能力，可以帮助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好东西，那中国就不要妄想了。

这些是经济上的要求，那么政治上的要求，就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做美国的副手（side kicker），凡是美国人自己没有本事搞定的，伊朗、阿富汗、叙利亚、也门、缅甸、朝鲜、苏丹、索马里等等，那么你中国人帮我搞定。

不过同时人家也不会忘记更多的机会削弱中国的国家能力，尤其是减弱本来已经势微的中国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这个政策主要就是在所谓支持中国主权的同时，施加压力要求西藏、新疆、内蒙、香港、澳门等地，以及中国的南方省份和东南省份，得到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培植这些地方的当地势力，从而在一旦中国的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和西方有所争执的时候，这些更多地方自治权利的地方，就可以重演当年清朝时期出现过的所谓“东南互保”的行动。

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西方的学者们，比如说哈佛大学的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俺将会杜绝用“汉学家”来翻译Chinese  Scholar这个词，避免陷入人家中国人就是汉人而把非汉人中国人，从中国人这个概念里面分离出去的伎俩），对中国历史的大局势看法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就是你大致可以把中国看成两大块，一块主要是中国内地，就是英文的China Proper， 主要是汉文化区，当然也有不少少数民族居住在这个区域。另一块就是边缘地区。

这个边缘地区，就是以前经常提到的四大块：东北地区、蒙古地区、新疆地区和西藏地区。

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如果中央政府可以保持这些地区的安定，那么整个国家就安宁，如果做不到，那么国家的前景就不是太妙。

而早期当主要的安全威胁来源于西北时候，靠近西北的长安就成了帝国的中心。当后来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于东北的时候，靠近东北的北平就成了新的首都。所以这个西京和北京，来自于西部的“安”，和北部的“平”，不是没有其内在的逻辑的。

所以希望中国的西部，可以从“宁”变成“乱”，从而导致整个中国的局势不稳，确实是符合这个逻辑。

可是对中国的另一种看法，就不是很多中国人清楚的了。

那就是起源于唐朝，但是在宋朝开始兴起的中国沿海贸易经济，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后来出现的一直有的“一国两制”之争。当年的海禁政策，可以说是对这种分制的反应。

尤其是在南宋时期发生的以理学和心学为主旋律的正统新儒家学派，和以永嘉学派为副主题的非主流派，最后以程朱在先，陆王在后，建立了其强势地位。

但是这个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强势，最后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政权落入外族之手，算是在信用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种一个国家拥有两种经济模式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内地中国这个主要依赖传统农业的社会形态，和海洋中国这个主要依赖于海外的商业和贸易的工商形式。这两种形式的冲突，表现在政治权力的分布上，代表传统的重农经商的儒家思路，在道德高地和名义上占了上风，但是实际经济实力上，沿海的相关工商阶层和代表其利益，来源于这些地方的京官们，则提供了对地方利益的保护作用。

当然因为这些经济利益集团和海外贸易的关系，自然就理所当然产生了买办这个阶层。在这样的内外合作过程中，其实北京的中央政府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对沿海地区的实际控制，只是大家在一个面子上都可以接受的官样文章之下，仍然保持一种双方都可以认可的次序。

因此当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帝国主义势力的强行介入，通过通商口岸、治外法权、和外国租界的模式，就把这种海外贸易集团，和中国沿海维系这些贸易的官商利益集团的关系公开化和合法化了。

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其实就是英国和清廷对中国的共治情况，就是说英国通过其经济利益共同体的方式，确立了在海洋中国这个经济体系的实际统治地位。而清廷则通过权力交割，退出对海洋中国的管理权，专心之至地管理它剩下的内地中国。

这个局面后来被称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是很准确，虽然半封建这个定义，用词不是太对。

随着后来的各帝国主义之间，从利益争夺，变成利益均沾的内部协调，以及后来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得在中国共治的一方就成了帝国主义圆桌会议。这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后来的八国联军行动。

而西方宗教上的渗透攻势，导致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的兴起，一场太平天国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但是对清廷的统治信用打击不小。尽管在清廷的政府管理上面，出现了积极的“同治中兴”，但是北京朝廷对东南和南方的沿海地区，就更是没有多少影响力了。

这种沿海和内地权力来源的冲突，也可以部分地套用在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和孙中山的东南和南方支持者之间的争斗。而蒋介石政府代表的东南沿海势力，和内地各派军阀的对抗，也是这条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