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诗人 毛泽东说农民都写诗怎么行 ZT

1958年，中国掀起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在“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的突击式群众性文艺创作运动中，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样，文艺战线也捷报频传，“卫星”频发。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艺发展的“高潮”。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至此，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三面红旗”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飘扬。

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很多地方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立即修改了原定的“跃进”指标。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件，现在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现增加到235部。可是不久，这一指标又被突破，被更改为：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4000篇，创作歌词3000首，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

　　不仅如此，很多著名文艺家个人也制定了“跃进”指标，提出自己在多长时间内要写多少部小说、创作多少篇诗歌、完成多少部美术作品等。例如，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我的规划》中表示：下半年要“写一个多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忆》初稿；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并“保证完成，争取超额”，“谨以上条件，向部、局、司级的同志们友谊竞赛。请大家予以督促检查。”

在领袖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开展得如火如荼。“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很多民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龙王辞职》：“自古水往低处流，谁见河水翻山头；人民智高力量大，指挥江河有自由。”“龙王一见愁上愁，告老还乡去退休；调动一切积极性，还是把他社里留。”《月宫装上电话机》诗：“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惊动天上太白星》诗：“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社员堆稻上了天》诗：“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铺天盖地不透风》诗：“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大跃进”时期的“盛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于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在1958年“新壁画运动”中，山西平顺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跃进车，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在“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河北省昌黎县后钱庄中心俱乐部主任高学谦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据介绍：他们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的口号下，仅用了3天工夫，就创作了164幅壁画，出现了“墙壁粉刷白，诗画满墙山，户户六面光，村村大改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