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穷乡僻壤的乡下一步跨进首善之地的京城，好比鱼跃龙门入沧海，惊喜固然惊喜，更多的是懵里懵懂找不着北的惶然。梁庄的榆树和洋槐远去了，代之以未名湖畔的依依垂柳，草顶土坯墙的乡间土居不见了，满目是飞檐琉璃瓦的华屋美厦。我漫步在风景如画的未名湖畔，恍惚间不知此身何处。直到脚上的带襻黑布鞋，踢着了汉白玉石桥的台阶，方才确认这一切不是梦境。这双布底鞋不正是我在梁庄小姊妹毛荠的指点下，纳断了十根大针，扎疼了无数次手指，苦心孤旨亲手做成的吗？我特意带着它来上大学，是因为它能让我感到踏实和自信。现在我就正穿着这双布鞋，轻轻走在用鹅卵石铺成各色图案的湖边小道上。
进北大不到一学期，在燕园各处奔走还不能保证不迷路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与国外发展教育交流项目，我校奉教育部指令接收了英法意德几个欧洲国家首批派遣来华学习的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有的要进入历史系学习，因此要从七七级新生中选拔若干同学进留学生楼“陪住。”不久，陪住学生名单公布了，我班被选中的三名男生三名女生中，我的名字也恭列其中。那五个同学将要陪住的都是英国人，只有我被分配和一位法国留学生做同屋。我想，天哪，我这儿还没从绕口的“一片儿一片儿雪花儿”的北京话里绕出来呢，现在倒又要去跟说着全世界最绕口的法语的人朝夕相伴了。
那天，一辆大巴士停在留学生楼门口，把一批金发碧眼的留学生和他们的大堆行李一起卸了下来。我们这些已先期入住的“陪住生”迎上前去，各自去领分配给自己的同屋。留办主任蔡老师把一位蓝眼睛、亚麻色头发、身材高挑的姑娘带到我的面前，对我简短地介绍说：“这就是你的同屋，杜克露丝 · 韦罗尼克 (Véronique de Romefort)。她来中国以前是巴黎第五大学的学生，她的老师是德斯坦总统的中文翻译。噢，她还有个中文名字，叫郑蓉。”我连忙伸过手去，对她笑着说了些欢迎的话。郑蓉却只是礼节性地伸出手来，跟我轻轻一握，说：“你好！”再无多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对于怎样和外国人打交道一片惘然。而且，从我的新同屋对我的态度和眼神里，我读到一丝傲慢和狐疑。我心里有点儿发憷，当陪住生也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玩。要是和这位看上去挺孤傲的同屋处不来的话，这两年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呢。
郑蓉学的是中国史，但历史系七七级中国史专业没招生，所以他们几个留学生便由中国史专业的教授单独授课。我们的上课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晚上即使留办没给他们安排什么活动，留学生们也会自行聚会。我和郑蓉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内容和朋友圈，虽然住同屋，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加上她的中文只有1+水平，我的法文是0，我们俩的英文水平都在1上下，说起话来，少不得她抱一本大法汉词典，我抱一本大汉英词典，吭哧吭哧的翻，费劲的很。在宿舍以外的地方遇见了，自然要打个招呼，我说：“吃了吗？”问的时候并不停下脚步，指望着她只要回个“吃了”，我们就算完成了礼貌交会，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中国人见了面，不都是这样的吗？可郑蓉偏不是这样，她听我问她吃了吗，就会停下来，一本正经地想一想，然后看住我反问：“你想知道的是中饭还是晚饭？中饭我吃过了，晚饭还没吃。”或者狡黠地眨一下眼睛，用调侃的语气说：“我还没吃，你是不是打算请我吃饭？去哪儿？”往往弄得我很尴尬，心想这家伙可真别扭，连顺嘴搭腔都不会。简直没法跟她正常交流。几个常来找我的同学也都觉得我这个同屋脾气怪怪的。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没上图书馆，她也没出去，我俩坐下来认真交谈了一次。她说：“我不懂，你们连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在哪儿吃饭都要报告吗？”
“报告？什么报告？向谁报告？”我一下没闹明白她的意思。
“向留办报告啊。你们不都是中国政府派来监视我们的吗？每个留学生都有一个监视他的同屋，对不对？不过我不在乎。”她耸了一下肩说。
“什么呀？”我委屈地叫起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到现在连留办的办公室门朝哪还不知道呢。再说，我进校才一学期，除了海淀，连故宫、王府井都还没去过呢”
“真的吗？”她的蓝眼睛里露出惊讶。
“当然是真的。来北京以前，我在一个小村庄当下放知青，连我家乡的那个省都没出过。你看，我穿的这双布鞋，还是我在乡下的时候自己做的呢。”我这样讲着的时候，本来是颇为自得的，可是提到插队的日子，自得里头竟又泛起了几许自怜的酸楚。再联想到耳闻目睹的外国留学生们的生活和他们受到的特殊待遇，简直不能自已地有些愤愤然了。“你看，你才来了几星期，人民大会堂也去过了，中南海也去过了，教育部长、校长还跟你们一起吃饭、合影。”我指着她漫不经心扔在书架上的那张方毅、刘西尧、周培源等领导与他们二十来个留学生合影的大照片，意犹未尽，继续控诉：“你跟我说过法国政府一个月发给你三千法郎生活费和旅行费，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是多少钱？12块5毛！我们整天忙着学习，你们整天忙着玩，还说我们监视你们。说实话，你想叫我监视你我都没时间！”
一阵连珠炮发过去，把郑蓉打哑了。过了半天，她有些歉疚地说：“我很抱歉，很遗憾。我……”拿过词典一阵翻，找到了需要的那个词：“……误解你了。我想，留办为什么要给我们每人派一个同屋？一定是派来监视我们的。”我笑她糊涂：“你不知道吗？派同屋是根据中法政府的教育交流协定进行的，是为了帮助你们学中文，适应新环境。你要想单住也可以，那你的国家就要为你多付一半的房费，这可能吗？”郑蓉沉吟了一会儿，点头同意了我说的，但不忘找补一句：“你刚才说我们整天玩，不学习，那也是误解……。”又说：“喂，下个星期天你有没有空？我想请你去城里玩，可以吗？”
真是不打不成交。我和我这位法国同屋的嫌隙就这样通过一场对话消解了。下个星期天到来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开到了25楼（女留学生楼）门口，郑蓉和我上了车，直奔城里去也。那天，郑蓉带我去了四个地方：友谊商店购物、北京饭店看朋友、全聚德烤鸭店吃烤鸭。最后，到了晚上，我们又去了意大利大使馆参加为一位名叫保拉的意大利女画家的现代派画展举行的鸡尾酒会。出席酒会的人几乎都是法意等国在京的外交官和文艺界人士。置身于衣香云鬓间，我算是亲身体验了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西方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景。那天我跟着郑蓉广为游历，大开眼界。经历了人生阅历中的好几个第一次，包括坐出租汽车。我对郑蓉心存感激，她既然对“吃了吗”的中式问候语过敏，我就戒了这句话。以后见了不管谁都不再用“吃了吗”打招呼，而改说“你好”了。弄得一些朋友笑我当陪住生当成了“二出国的假洋鬼子。”
郑蓉对我不再心理设防，便开始跟我大谈法国、谈她的老家马赛和她的家人。我发现法国人对母语的热爱是溶化到血液中的。郑蓉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肯借助英语，宁可费时费力地在法语和中文中硬撑，因为“法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中文呢？中文当然也值得骄傲，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承载了几千年的文明啊。当我表示愿意跟她学点法语的时候，她非常高兴，立马就教了我一句：“VIVE LA FRANCE！”（法兰西万岁）
说到她的家庭，郑蓉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画家，她父亲的画别具一格之处在于他喜欢把过去的人物置于现代的场景，让时光流逝造成的对比显示在同一画面上。她的家人除父母外，还有一个“姐妹”和一个弟弟。我纠正她道：“姐妹是通称，比你大的应是你姐，比你小的应是你妹，你这“姐妹”到底是你姐还是你妹呀？”她振振有词地分辩：“她是我的姐姐也是我的妹妹，所以应该叫姐妹啊。”原来郑蓉和她的“姐妹”是双胞胎，郑蓉先出生，当然是姐姐，那位就是妹妹，但这是根据的中国法律。根据法国法律则正好相反，后出生地被认为是先有的，应是姐姐，那先出生的自然就是妹妹了。郑蓉为了照顾到两国法律，就这么称呼她的“姐妹”了。没想到这看似错误的称呼还真有它的道理。这让我想起老人家的教导：“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郑蓉的父母爱女心切，万里迢迢从法国邮来了一小篓法国奶酪和巧克力。这下可热闹了，那些欧洲留学生们跟她熟不熟的都找个借口来我们宿舍拜访。郑蓉也明白馋猫们是冲奶酪而来，就慷慨地用面包奶酪招待大家。那天下午我下了课回宿舍，见七八个人高马大的男女留学生把我们小小的房间挤得满满，连我俩的书桌上都各自盘腿坐了一个，人人手拿小小一块面包，抹上厚厚一层奶酪，大块朵颐。郑蓉见我回来， 也给我递上一块这样的奶酪面包，叫我尝尝这地道的法国美味。我从没见识过奶酪这玩艺儿，只觉得一股奇异的怪味冲鼻而来，令我反胃。为了礼貌，我接过面包举在手上，趁人不注意，就把它扔进了门后的字纸篓。不料第二天被郑蓉发现了，她大光其火，涨红着脸冲我嚷嚷：“你不要吃奶酪，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父母从法国寄来，非常不容易，你，你把它们扔掉！我真的不高兴。”这事儿我自觉理亏，只好再三向她道歉。
过了几天，我从学三食堂吃完午饭回来，递给郑蓉一个小盘子，说，“看，我给你带了点儿好吃的东西。”
她接过盘子，闻了闻，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
“是腐乳，也是中国人的奶酪。我想，喜欢吃奶酪的人也一定喜欢吃腐乳，所以就给你买了几块。”我一脸诚恳地对她说。
她谢了我，表示愿意尝尝，但不是现在。就把小盘子搁在她的书桌上了。
傍晚再回宿舍，书桌上的小盘子连同里面的腐乳都不在了。
过了两天，我和郑蓉都闻到我们房间有股什么味，我说可能是她那包准备送去洗的衣服发出的味道。可是她把那包衣服送走之后，气味仍在。我们又察看了壁橱和床底，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再过两天，怪味更浓了，甚至我们宿舍的门一开，走廊上的人都说怎么这么臭。这次我和郑蓉更彻底地检查了一下我们的宿舍，最后我把那扇朝着五四操场的纱窗推开，探头看看是不是操场上有什么垃圾带来了这股气味。我看到了什么？纱窗外的窗台上赫然放着那个小盘子，里面摆的几块腐乳已被夏天的阳光晒成褐色，软塌塌地摊在那儿，几只苍蝇正嗡嗡地围绕着盘子盘旋起落。我回头大叫一声：“郑蓉，你干的好事！”这下轮到她傻眼了。原来她也是接受不了腐乳的味道，又不好意思拂我的意，那天等我上课去了，她就把我送她的那盘腐乳放到了窗外，随后就把这事儿忘得干干净净了。
…………
郑蓉是1980年9月1日回法国的。分别时， 她和我执手相看泪眼，依依不舍。做了两年同屋，我们分享了许多的喜怒哀乐，也因为语言、文化的隔阂和脾性、经历的不同产生过不少误解和摩擦。但我们最终超越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种种障碍，让友情在我们心中成长，成长的还有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兼容并包的胸怀。弹指间，二十五年过去了，“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茫茫人海中，我们还会再见面吗？若是再聚首，我们彼此还能相认吗？各自心中又该有多少故事要向对方述说啊！
2005年3月27日 于枕浪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