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勤跑特送的人。有句俗话将这类事件总结的惟妙惟肖、如木三分：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小跑小送，平级调动；多跑多送，提拔重用。现实中，许多官员选人用人也正是这样暗箱操作的。
这类人不仅“官欲”最强，他们“孝敬”领导甚至超过了孝敬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深知官场潜规则，并把那些潜规则运用、发挥的淋漓尽致。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这类人整天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研究领导爱好、揣摩领导心思和营造一些政绩工程做秀上。只要一遇到重大节日，或者领导外出学习、婚丧嫁取之机，他们就会曾机揣着沉甸甸的钞票，开始了肮脏的“交易”。
在一个地方或单位，提拔重用这样的大事还是主要领导说了算，因此有的人往往要破费很多钱财去打通一道道关口，最后虽然当上了个小官或副职，但若要谋取一个最好最理想的位置，或者想继续升迁，那只有继续将勤跑特送发扬光大了。
当然，勤跑特送的人并不是把礼都要送到一把手那里。其实，他们各有各的升迁渠道和靠山。倘若没有这样的渠道和靠山，那就得带上厚礼去拉关系了，否则他们的前途就会暗淡无光，甚至是一辈子都不能“进步”，没有一点起色和多大作为。而那些大送特送的人，就会扶摇直上、连升几级，真可谓官运亨通、风光无限。
二是“官二代”及领导的亲属朋友秘书。与第一类人相比，这类人并不需要勤跑特送，他们只需要有这样特殊的背景和关系就足够了。
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近水楼台先得月。如今，这样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彻底根治，而且手段更加隐蔽周密和有恃无恐了。这里所说的领导，当然是有一定的品位和权力的人了。比如对一个县来说，至少要是个县处级的人物，或者是某个强势部门的领导。按照有关任免规定、程序及德才情况，尽管他们的子女、亲属、朋友等表现的很平庸，甚至很差劲，但是他们照样能够得到提拔重用。这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这样强硬的靠山，有这么一个举足轻重的爹或者娘，一般人怎么又能够与其相提并论呢？
对于县上一把手来说，明智的书记、县长，无论如何也不敢得罪那些退居二线或者还在人大、政协等机构任职的领导的，而是提拔重用了他们的子女、亲戚、朋友，等于是在为自己门前栽花，否则将会后患无穷。退一步说，一把手再贪，也不能贪到人大、政协领导头上去了。只有提拔了人大、政协以及老领导的子女、亲戚、朋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当然没有了，即使有也说不出口。这样对外还能够冠冕堂皇地说成是公平、公正地以德才选人用人了。
领导的秘书，大多是靠笔杆子写出来的。不过，他们多多少少都沾了领导的光，否则他们提拔的也没有那么快。
三是有钱有势的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确有一大批人依靠党的好政策先富了起来。不过，他们并没有兑现先富带后富诺言。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们不在满足于那些物质和金钱上的刺激享受了，而是想在政治上有一席之地，即花钱弄个文凭，再买个官当当，这样能够旱涝确保丰收。
最明显的就是那些贫困地区，依靠仅有的一点矿产资源或其他门道暴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危机感和官瘾表现的最强。因为一旦资源枯竭了，国家政策严了，企业效益差了，自己“杰出”的才能也跟着枯竭了。不过，他们手里依然有的是钱，而某些官员们缺的正是钱。金钱是个好东西，谁人又不想要呢？官员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官，最后才是做事。于是官商们一拍即合，打着发展地方经济和“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幌子，暗地里收足了钞票以后，什么副乡长、镇长、局长、县长助理等等头衔就给戴在头上了，那些暴发户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公务员和人民公仆了。
可以说，许多比较正直的官员以及那些规范的选人用人制度，都是那些有钱有势、又想当官发财的商人参与进来给弄坏和排挤了。不过，这个主要责任不在于暴发户，而在于某些贪得无厌和无耻的官员身上。苍蝇不盯无逢的蛋，他们打铁自身都不硬，因此难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四是趋炎附势、讨好献媚的人。自古以来，在官场上许多趋炎附势、讨好献媚的小人都很得志，甚至都做了大官，而那些有才干又十分正直的老实人，往往受人排挤，甚至没有好下场。如今，这样的现象仍然存在着。尤其是大多数领导都喜欢听话的奴才，喜欢趋炎附势的小人，甚至喜欢讨好献媚又献身的人。于是权力和名利结合了，产生了严重的人事腐败等问题。
重用没有用的奴才以及趋炎附势的小人，因为他们很忠心，甚至没有半点怨言或反抗，也不会危及到自己的地位，而且就像使唤自家畜生一样乖巧和得心应手，这样的人领导当然喜欢和放心；重用讨好献媚献身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能够给自己带来精神和感官上的超级享受和刺激，这样才能充分享受当官做老爷的妙处。
相反，那些埋头做事，不善声张“造势”的老实人，其辛苦和业绩往往不易广为人知；他们清正自守，不好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往往“人脉”不广；他们不跑不送，不找不要，不善奉迎，往往引不起领导的关注。这些干部专注干事不会来事，讲原则不懂圆滑，往往还会得罪人，更不用说提拔重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