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华盛顿设立驻美联络处的先头部队，由外交部联络处的副主任韩叙率领。韩的仕途这几年拾级而上，从一个礼宾部的官员开始，现在已经是大使级人员了。我们先头部队的任务是，为驻美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家眷寻找合适的工作地点和住所。一切妥当后，黄镇大使便和其余的人员和家属来美。
1973年4月，在我们出发前几天，周总理邀请代表团各成员到他家吃饺子。他就我们在美国的工作作出训示。完了之后，他突然说出了惊人的说话：「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们了，也是最后一次跟你们吃饭了。」这有如晴天霹雳。我听到有人在饮泣，有人在用纸巾抹泪。我则心潮汹涌澎湃，并混着恐惧。总理近来变得消瘦憔悴，他是不是病了呢？还是他在江青那一帮人的围攻下，将被清算呢？他的宣布对我和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
总理最近宴请了一些在华工作的西方人士。这些人都是共产党人，不少更在中共政府工作，主要是翻译和编辑宣传文件。1960年初，当我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时，我曾和他们合作过，其中包括美国人爱德乐（Sol Ader） 和柯弗兰 （Frank Coe）。柯是马克思经济学家，曾在美国财政部工作。他在麦卡锡时代逃往中国。爱德乐则是在英国出生的美籍人士，也是经济学家，曾与柯弗兰共事。
周总理热情地和这些外国朋友拥抱，并对他们在中国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表示歉意。那时，我觉得周的表现意味中国往好的方面转变。现在，我结合周的说话看起来，这无疑是一个人在利用他余下的时间，解决他心中尚存的问题。
总理没有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好意思去追问。而正正因为总理说得这样简短，意味可能将有大事发生。我们同事间经常谈到总理这些话，但没有人知道它具体的意义。我们知道和看到的是，周总理老得很快。他不抽烟，但他看起来非常疲倦，就像一棵老树将要枯萎一样。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早上的时候，中国代表团起程前往美国。途中我们在日本东京过了一个晚上。翌天下午，我们换乘一架波音747客机。这是我首次乘搭这种庞然巨物在空中飞行。我们虽然是下级干部，却被带到客机上层的头等舱里，这无疑是航空公司给我们的特殊款待，像皇室成员一样。我们的成员中包括了大使的司机。他也跟我们先头出发以熟悉美国的交通法例及考取驾驶执照。他并会协助购买一部房车，以供大使之用。这位司机属中年年纪，个性随和，略肥。由于是高干的侍从，他看起来颇有尊严。客机的机舱服务员见到他这个派头，以为他便是中国大使了。她称呼他为「大使先生」，殷勤款待。这位司机不懂英语，只是微笑，许多时候庄严地点点头。所以，每次服务员来的时候，我们都好容易才不笑出来。
我们的目的地是洛杉矶。我最后见它的时候，是二十三年前了，当时我正乘坐轮船来美国。现在再来的时候，我已经是饱经忧患的中年汉了。在机上用过晚餐后不久，播音器突然传来了机长的声音：「各位乘客，我是机长。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留意到，飞机的一个引擎正发生火警。请不要过份惊恐。747客机的设计，是只有两只引擎也可以正常飞行。同时这种飞机的设计，可以在空中把引擎除掉。我现在正准备这样做。当我把引擎抛掉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飞机有轻微的震动和摇摆。请不要担心。并请留在座位上，扣紧安全带。客机将会在夏威夷紧急降落，乘客可转乘另一班机继续前往目的地。」
几分钟后，飞机果然摇了一下。从我的座位，我看不到什么景象，但我可以想象到一个着火的引擎，从机翼脱离出来，跌向下面的茫茫大海。我见到我的同僚有些满头冷汗，眼睛睁得有如铜铃大。至于头等机舱那位服务员，她是震颤得这样厉害，竟把一杯橙汁倒在我新造的西服上。
我经常坐飞机陪同总理东征西走，「身经百战」，对飞机发生事故并不害怕。我怜惜的反然是我的新西服。到了夏威夷檀香山机场后，美国国务院从洛杉矶赶来的人员以及本地的官员非常惊惶失措地向我们表示歉意。我可以想象到当他们收到载着中国第一批使馆人员的飞机机件出了问题，可能掉进太平洋的消息时，面上会是怎样的惶恐。如果我们真正没入太平洋，我想飞机失事的阴谋理论会成为人们的千古话题。
小休之后，我们继续旅程。这次安然无事抵达洛杉矶。我们被送往机场附近一所酒店。人人都显得疲惫异常，一早睡觉，但我却不能入寐。如果给我选择的话，我非常渴望在外面走一下。但我们的纪律非常严格，在国外旅行时，一个人不准出外，更何况这里是美国呢。因此，我只能困坐在房间里，遥望外面城市的灯光，回忆过去一切。
第二天，我们飞往华盛顿，由两国美国国务院的人员伴随我们。他们并对各种安排给我们作了一般的介绍。飞机在杜勒斯国际机场降落。在走出机场出口时，我一眼便看到我的哈佛宿舍房友黎赫白（Herb Levin）。我们热烈握手，欢畅地交换笑容。能够和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再见面，像往日一样互相取笑，这感觉是蛮好的。
我们住在五月花酒店，距离白宫仅五个路口。在我们这个小群体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感觉到回到家里一样。黎赫白和国务院的其他同僚也协助我们物色联络处地址。我们来自中央的指示是，要找一座独立的屋宇，以免「隔墙有耳」，给人偷听。由于我的英语能力，以及我对美国文化的熟悉，我成为我的同僚的顾问。他们总是问：「朝铸，你觉得怎样？」
一天，我们驾车外出，正要驶过石溪桥（在华盛顿西北方）的时候，我瞥见一座叫温莎公园（Windsor Park）的古老而别致的、维多利亚建筑式样的酒店正在出售。这酒店附近有几个使馆，我认为正合我们之用。黄镇大使也同意了，于是我们用略为超过五百万美元的价钱买下了。地产经纪告诉我们，日后我们把它出售时，将会赚大钱。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附近购买了两个物业，其中一个附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准备给高级官员之用。
虽然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热诚地帮助我们，但我们抵达华府的时候，正值美国出现自从南北战争以来总统最大的危机—水门事件。我们到达华盛顿之前的一天，尼克松总统公开承认，政府中可能有人涉及用不法手段针对他的政治对手。我们的新朋友遇上了麻烦了。而当我为我的同僚翻译电视报导的时候，我见到他们都甚为担心。「他会被清算吗？」他们问。我尽力回忆我读过的美国宪政史，但却不记得美国总统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轰下台。我把我们的忧虑告诉黎赫白，他着我们不必担心：「告诉你们的同志放心。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是让尼克松卷入麻烦的原因。你们不必作任何表示。」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忧心忡忡地看着水门事件的逐步发展，而几个月之后副总统艾格纽也因贪污丑闻而宣告辞职了。
黄镇大使于五月来美就任。他来的时候穿着毛装，戴起平头软帽。我们在机场迎接他。他是一个资深的外交家，政治上算是一个「好人」，我在他手下干事感觉十分放心，也感到受尊重。他曾驻节印尼和法国。他之前在军队中是个将军，曾参与长征，和日本、蒋介石打过仗。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艺术天份，长征中留下了好几幅素描画。他是唯一有中央委员身份的外交人员。
由于黄镇上任时，我们的住所和办公室仍未装修好，因此我们仍然在五月花酒店住宿和办公。为了工作需要，我们与白宫之间安装了热线电话，以便韩叙和我可以和基辛格的副手史高哥罗夫将军 （Gen. Scowcroft）直接联系。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和美方人员开会是很多的。到后来我们搬到温莎公园后，我和韩叙的办公室都各自安了热线。
像周总理一样，黄镇大使对我非常信任，鼓励我在美国体制内认识多些朋友。我被任命为政治部联络处的副主任，主要对手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部的人员。除此之外，黄镇大使也着我广泛结交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和大使有许多次的谈话，研究谁是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并起草名单，以决定谁应该拜访，谁应该邀请吃晚饭。自从49年解放及美国决定支持台湾后，国民党在美国国会中已建立起强大的游说团。黄镇大使明白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和好些政治人物会面。黄镇认为我们的一些规矩，例如不能和外国人单独会面，荒谬不当，因为这会使外国人不能畅所欲言。他运用他的权力着我们和某些人士单独会面，例如他派我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赖斯顿（J. Reston） 的访问。而我也乘机刺探水门事件的进展及不公开的内情。
联络处的第二号人物韩叙，则非常注意和遵守一对一的禁条。我时常陪同他参加聚会，他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身边。有时我走开同其他人握手，他也不满意。1974年，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又再炽热起来，人人自危。联络处的左派也开始批评黄镇。而由于我的美国背景和与美国官员的良好关系，我亦难免受到怀疑。
1974年1月，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来自中国的同事一起办公，他们告诉我邓小平复出和恢复政治局委员地位的消息，我高兴得在房间里跳起舞来。邓小平是好人，他是周恩来的盟友。然而，即使如此，随着毛泽东健康的恶化，中国政局愈来愈不稳定。周恩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也似乎在褪色中。江青利用毛泽东的病情为所欲为。她力图压制周恩来，大力鼓吹「不破不立、先破后立」。一班老革命家被有计划地清算、流放，有些更被杀或自杀。彭德怀元帅，韩战我军的最高统帅，被红卫兵毒打，受尽折磨而死，时间是1974年11月。我的妻子向同也因为她和台湾的关系，（她的父亲49年去了台湾）而迟迟不被批准来美和我相聚。
还有一事，也是荒谬得可以。文化部派遣一个代表团访问上纽约州的康宁玻璃器皿公司，目的是商量合作生产电视。这是江青的意思，她希望透过电视把她的革命样板戏向全国传播。访问结束的时候，康宁公司致送一个纪念品给客人--一个手工制作的水晶蜗牛。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外交部一个极左派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控诉代表团团长接受这个礼物是卖国行为。
信中说这是对中国的一个侮辱，讥笑中国的进步像蜗牛那样缓慢。
江青把愤怒发泄到总理身上，因为总理批准这个访问。她要求驻美联络处发出正式声明，抗议此事。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连联络处的左派也不同意。结果我们发回一封长长的电报，解释情况，最后「蜗牛事件」不了了之。
1974年年初，我的好朋友黎赫白已经离开国务院，回到哈佛任教。我们两人安排黄镇大使和联络处一些人员访问哈佛。黎赫白从哈佛所在的波士顿剑桥区飞来华盛顿陪我们到哈佛。我们在国家机场会合。在登机前接受行李检查的当儿，黄镇大使对黎赫白说：「我不要检查行李。」
黎赫白向他解释：「大使先生，你是享有外交辖免权，但这只限於小袋子，至于带上飞机的手提行李，是要接受武器和爆炸品检查的，每人都要这样，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但黄镇大使，一个不习惯接受命令的将军，有点犹疑不决。他不满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没有武器，也没有炸弹。」
「这个自然，」黎赫白说。「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要接受检查。没有人可以例外。」僵持了一会之后，黄镇大使最后交出他的行李，让X光机检查。检查员停了他的输送带，指着荧光幕。黎赫白探头一望：「这好像一把长刀。」黄镇大使交代说：「自从对日抗战开始，我便随身携带这刀。睡觉的时候，我把这刀放在我的枕头下面。这是我的习惯。」
我吓了一跳，我曾经和他同一个房间睡觉!
我完全不知他枕头下面有一把刀。后来我发觉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这事。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只能猜测，这可能是迷信或作为一个吉祥物。
黎赫白安慰黄镇大使说，他会把这刀交给机长保管，旅程完毕后再交回给他。大使没有办法，唯有接受。我有兴趣知道这把刀背后的故事，以及有多少日本人的血在这刀上流过。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原文如此——雕塑佛注）
我在驻美联络处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来愈不愉快和失落。因为虽然周总理已经发出指令，而毛主席也批准了有关名单，可是我的妻子向同仍然不能够来美。经过了两年，我的头发已白了很多，我的健康也因压力和心情郁闷而日走下坡。
接着是更加令人不愉快的消息。韩叙探亲后自北京回来，他私下告诉我周总理患了癌病，而且正在尿血。我最担心的事情最后发生了。韩叙告诉我不必太担心，因为病情「不严重」。我不相信他，也不信任他。我非常疲倦、苦闷和寂寞。我告诉他我应该回国了。他大为惊奇，问：「你怎么知道？不久你便会收到回国的通知了。」黄镇大使反对我回国，但是没有办法。
基辛格听到我快要回国的消息，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一叙。他说他听到周恩来总理患癌病的消息：「如果你们接受的话，我可以安排美国最好的癌病专家到中国给周总理治病。」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大帮忙，而且也可以回答总理这么多年对外的照顾。我把基辛格的好意电告北京，可是毫无回音。于是我只好怅然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我听到总理病得很重，看来我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就像他两年前说过一样。而且，我也被委派负责其他工作，再不过问任何与中美关系有关的事情。在我离开中国的两年期间，外交部的两个女人盘踞了外交部。她们利用可以上通天庭（即毛泽东）的关系，代毛起草外交指示，而这些指示必须照实执行。我已经47岁了，我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前途，无论在外交部，或在其他地方。我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