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天，我在调派海外工作两年后，返回北京。迎接我的是妻子向同和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返回家里，我的心情和感觉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如释重负和心存希望，另方面则是心力交瘁，疲惫消沉。我给家里带回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在过境东京时购买的彩色电视机。我和向同虽然在政治上是卑微者，但是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在一夜间成为名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们小小的客厅成为附近的孩子们的电影院。每个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外交部大院的所有孩子都来敲我们的门来观看每天一次的广播。我们欢迎这些孩子，因为这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的忧伤。可是有时我们感觉疲倦想早点休息时，我们看到孩子们如痴如醉地盯着电视，我们都不忍着他们离去，于是每个晚上都弄到十时电视台做完节目为止。
回到外交部后，我多次问起周总理的情况，并要求去见他。答复总是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和我没有关系，同时总理也事务繁多，没有时间和下属应酬。谣言满天飞，空气中充满焦虑。现在没有人怀疑总理已经时日无多了。在十一月的时候，有人见到他在北京饭店的餐厅，一边工作一边吃饭，外表非常衰弱。有人说毛主席最初的时候不批准周进行膀胱癌手术，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江青和她三个最亲密的战友，现在被人称为「四人帮」。其中两人是文胆，替毛泽东起草许多文告，另一人则曾经打过韩战。这四人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其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主要是因为他们听毛的说话，毛叫他们咬谁便咬谁。此外，他们也咬那些威胁他们位置的人。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需要毛泽东屹立不倒，以及周要死在毛的前面。因为如果毛先死，他们便失去保护，势必受到那些他们整过的人的反击和报复。许多年来，他们用尽方法打倒总理。现在总理重病，正是他们的机会，透过干扰总理的治疗，令他早日「归西」。据说有一次江青着医生暂停给总理输血，借口是她有「重大」的事情和总理商量。但是总理得到许多人的敬爱，包括海外人士，所以他最后还是得到应有的照顾。他接受过许多次的手术及传统的中医治疗，可是一切都来得太迟了，我们都屏息静气，以极其悲痛的心情，等待那随时到来的一刻。
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外交部的那两个女人便想把我外放，要我到外语学院教书。那意味一个很大的降级：从天安门城楼下降到白粉纷飞的教室。可是，新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另有计划。乔冠华是周总理的一个忠心的老部下，他向副总理邓小平负责。邓已经被打倒两次，但都再能爬起来。邓不同意党内经常搞政治斗争，去抓什么右派分子。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吃得饱，而且「不理黑猫白猫，抓到老鼠便是好猫。」
乔冠华几年前和一个富有的律师的女儿结了婚。这律师早年曾资助毛泽东的武装队伍。（译按：律师是章士钊，其女是章含之。）
章含之受过良好教育，是英语专家，在回外交部工作之前曾在外国生活。她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之一，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她曾协助翻译。乔冠华没有把我「放逐」出去，他任命我为国际司的副司长，负责统筹我方和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联系工作。在我上任之前，我第四次被派到五七干校「学习」。
周恩来与疾病的斗争在1976年1月8日结束。他逝世的消息在第二天透过电台和播音器向全国广播。正式宣布消息之前，是令人悲伤的哀乐。全国人民同声一哭。据说，有一列火车，载的全是人民解放军，在得知消息后，全车大声痛哭，很远的地方都听到。
和毛泽东不同，周恩来没有搞个人崇拜。而虽然周的敌人多方设法中伤他和陷害他，中国的八亿人民都敬爱着周总理。他像慈父一样关怀人民。他出现在大灾难的场面里。他随时停下车来和老乡交谈，以明白农耕收成的情况。他是一个时常面带笑容、风度翩翩、散发着个人魅力的外交家，赢取了不少外国朋友。
当我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寒冷的天气里在农场喂饲猪只。我的哀伤是无限的，我为自己而哭，为总理所受的苦而哭，为中国而哭。一盏在大风大浪的海面上的明灯熄灭了。除了尼克松的到访和其他外交成就之外，中国自从文革开始后，已倒退了十年。中国的前途现在正握在一个被群小包围的垂死的帝王手上。
在全国哀悼期间，我获准返回家里。总理的讣闻，除了通常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老套说话外，还特别提到他接受了「精心治疗」，但还是「医治无效」。这些虚假的说话无疑是为了回答愈来愈多的批评，说周总理只得了有限的照料，同时死后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总理的遗体，经处理后，被存放在他逝世的医院里。周要求死后火化，但当局决定他的遗体不准备公开给人瞻仰。我非常愤怒，因为我知道许多其他的人都被准许在总理病危期间去探访他，即使在床边站一会儿也好，可是我却被剥夺了这机会。
幸运的是，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晚上，他的侍卫领班打电话到我家中。我在跟随总理时认识他，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他待我如家人一样。我们互相慰问之后，他说：「总理明天便要送去火葬场了。如果你要见他最后一面的话，你可立即来天安门广场，我带你去见他。」放下电话后，我立即穿上大衣，戴起暖帽，飞奔出门。侍卫领班开车送我到医院，从一道小门走进私人瞻仰室。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若然给人发觉，特别是给总理的敌人发觉的话，我们两人便有很大的麻烦。因此我要赶快完成对总理的瞻仰。我已不记得现场的环境怎样了，只有一个印象是一支点亮的洋烛和一副简陋的棺木。总理的面容非常清瞿。我强压着心头的悲痛，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是最后一次，我和总理单独在一起。我默然说：「总理，再见了! 地老天荒，我会记着你。」我对他的遗体三鞠躬，再静默一会，然后转身离去。翌天下午，总理的遗体将会移送火葬场，并且不会有任何仪式。四人帮宣布不会有公开追悼活动。可是，那天一早，灵车经过的长安街便挤满人群——超过一百万人，他们都在这里送别总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在家里。领导千叮万嘱，着我们该天不要上街致哀。于是我们只好在家里看晚上的电视转播。我们噙着眼泪看着总理的灵车从长安街缓缓驶下，大街两旁是各式各样的人：带着孩子的父母、年轻的学生、工厂工人、农民、家庭主妇、抱着婴孩的母亲....... 每人都在哭，向敬爱的总理告别。
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总理追悼会。我获准参加。大会由副总理邓小平主持，并宣读悼辞。当他一开始发言说到「我们的总理」时，他也不由哽咽了一下。为了表达我对总理的感情，我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发表。但过了几个星期，文章仍未见登出。于是我打电话到报社去查询，接电话的职员说没有收到我的文章，便随即收线。
一月是农历新年龙年的到来，而按中国传统龙年是不吉利的年。二月初，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开始出现，指责他是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消息，因为我们希望有改革思想的邓成为周恩来的继承人。三月，当清明节快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份杂志发表一篇尖锐抨击周恩来的文章。几小时后，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在行走全国的火车的车身上髹上标语，一个抗议行动开始酝酿。
我这时已返回干部学校了。那些从北京回来的同僚告诉我，人们纷纷拿着花圈和丝织菊花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花圈堆积成了一个小山。此外，人们还在纪念碑上贴满了诗歌和赞词，其中一个名句是：「我哭豺狼笑」。党委和外交部给我们三申五令，不准抄写天安门上的诗句和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但没有人加以理会。四人帮认为是邓小平的阴谋。但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不需要被引导去宣泄他们的愤懑。广场上的人群愈聚愈多。在广场上漫步并互相交流不满情绪成为千千万万人每天的节目。
四月初的一个晚上，政府开始清场，派出卡车和上千计的人员搬走广场上的花圈和鲜花，并逮捕在场的人。接着，冲突开始。政府加派人手，出动上万手持木棍的民兵武力清场。结果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及被架走。这事被称为「五四天安门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