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互为重要邻国，又同为发展中大国，两国关系举世瞩目，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性意义。中国政府对发展中印关系始终抱有热情，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印度建立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这项政策是一贯的、坚定的。同样，中印关系风风雨雨六十年也告诉我们，互利才能合作，彼此尊重才能成为伙伴，这是建立稳定、成熟的中印关系的基本前提。风风雨雨六十年1950年4月1日，印度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相似的历史和命运，友谊的历史积淀以及印度独立、果断的建交举措，让深受帝国主义蹂躏之苦的中国领导人似乎找到了真正的朋友。为发展和维护中印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开创了中国外交史上，甚至在世界的国家交往史上的三个“绝无仅有”。1954年10月，即周恩来总理成功访印后还不到4个月，尼赫鲁作为政府总理第一次访问中国。尼赫鲁在中国受到盛大欢迎。访华期间，毛泽东主席于10月19日、21日、23日和26日，先后四次会见了尼赫鲁。这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所表达的友好愿望是浓郁的。在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印度的每一个好消息都使我们高兴。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这是尼赫鲁总理可以感觉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在最后一次会谈中，毛泽东还真动了感情。据当时担任译员的印度外交官白春晖回忆，那天，当月亮已经升起时，尼赫鲁向毛泽东告别，毛一直将他送到他的车旁。在握手时，毛泽东忽然吟出诗人屈原的两句诗，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多么希望有这么一位“新相知”啊！1959年，因印度怂恿、支持十四世达赖发动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中印关系迅速恶化，印度国内反华浪潮甚嚣尘上。为了消除误解，重拾中印友好，5月16日，中国政府以驻印大使的名义向印度方面递交了一份题为《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的书面谈话》的文件。书面谈话重申了发展中印友好关系是中国政府从国内和国际战略需要出发的既定方针。说：“总的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识马力，事久见人心’，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大惊小怪。……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这样一篇毫无外交辞令的谈话，是朋友之间的肺腑之言。可以说，在各国外交史和外交文件上是绝无仅有的。1962年10月，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反击作战势如破竹，仅用一个月就全面占领了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为了充分表达中国政府对于停止边境冲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大诚意，11月20日，总参谋部向前线部队下达“停止追击”的命令。并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自12月1日起，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再后撤20公里，以脱离接触。中国的决定让世界“大吃一惊”，称中国的“胜利大撤军”在国家关系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政府发展中印友好的诚意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坚持自己的“大国战略”的尼赫鲁又是如何回应的呢？1954年，北京友好之旅的热烈气氛还没有散去，尼赫鲁回国后立即下令印度军队全线占领麦克马洪线。1959年，印度怂恿、支持十四世达赖发动叛乱；在中印边界西段向中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中国大使朋友间的肺腑之言反而遭到了印度外交部的愤怒斥责，称他使用了“不礼貌和不适当的语言”。中印关系从蜜月走向对抗。1960年，尼赫鲁政府下达执行“前进政策”的命令，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中段全面向北推进，在东段越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进占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1962年，印度执意发动“把中国军队赶回去”的“里窝那”作战计划，中印边界战争爆发。1962年12月，中国政府以单方面停火和回撤以宣示自己的和平诚意，张皇失措的尼赫鲁政府不仅不幡然悔悟，反而称的停火回撤是“中国政府的阴谋”，并极力争取美国的援军事助，叫嚣要报这“一箭之仇”。从此中印关系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冷战、对抗。许多人对中印关系恶化感到惋惜，提出了许多假设。如果尼赫鲁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寻求朋友的强烈愿望，如果印度能够以善意来理解中国发展中印友好的战略意图，如果印度在得到中国明确反击信号时能悬崖勒马，中印关系的历史将会改写。但历史没有如果。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邓小平对恢复和发展中印关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在多次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反复指出：“我们两国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对于边界问题，“如果你们认为现在解决的时机尚不成熟。那么，在其他方面可以进行正常化。印度毋需担心来自中国的战争威胁，因为缺氧，我们无法穿越西藏。我们也不认为，你们方面会威胁中国。即使你们在边界上的部队比我们的多，我们也不感到受威胁。因此，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谈论中国或者印度的威胁。”在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关系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96年11月，在日益友好气氛中江泽民主席实现访印。江泽民主席称这次访问是为了“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建立信任、促进合作”。中国政府和舆论对这次访问给予很高评价和期盼，称这次访问开创了中印关系的新阶段，中印友好甚于50年代的蜜月。然而，友好——敌对的怪圈似乎还没有远离中印关系。1987年，印度在非法侵占的中国西藏门隅、洛渝、下察隅三个地区，宣布成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对此，中国政府予以严厉谴责，拒绝承认。1998年5月，也就是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的友好之旅一年半后，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了核试验，中印关系再次严重受挫。合作比对抗好，伙伴比对手好。中印关系大起大落的50年之后，这一观点逐步为印度各党各派的政治家所接受。21世纪，中印关系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十年。其一，两国高层交往进入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新时期。简单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两国最高层交往就很能说明问题。2000年5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01年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李鹏委员长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002年1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2003年1月印度人民院议长乔希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2003年11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2006年7月印议会人民院议长查特吉访华；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印；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华。如此频繁互访，极大地增强了彼此互信，也标志着中印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签署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确定了指导原则。其二，两国的重大的国际事务中对话与合作不断加深。中印两国领导人在亚欧首脑会议、亚非峰会、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东亚峰会、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等重要国际场合多次见面，交流情况，协调立场，重申两国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决心和信心。在国际反恐、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等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中印两国都持有相似或接近的立场。其三，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为两国关系奠定的现实的基础。上个世纪，两国发展关系主要是基于国际斗争的政治需要，经贸关系发展缓慢。1995年，双边贸易额只有11亿美元，1999年双方贸易额19.7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随着双边关系的改善，双边贸易得到快速增长。2006年双边贸易额248.6亿美元，2009年超过500亿美元，十年之内，增长了25倍，中国已成为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印度也成为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案件最多的国家之一，直至2009年，印度在WTO仍然有10余起针对中国的未结反倾销案。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波澜起伏是正常的，因为大国的战略利益涉及面更广，影响更深远，特别是中印两国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利益的冲突、交错、重叠是不可避免的。总之，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印关系正在朝着现实、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互利合作是中印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李鹏委员长在2001年1月访印时多次强调：“中印友好具有充分的理由”。确实，从大局上看，从主流上看，中印友好具有充分的理由。中印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中印互为重要邻国，又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持相同或相近的立场；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不对印度构成威胁；中印两国都在进行全面经济改革，都面临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睦相处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印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承担着重要责任。中印两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应该是一致的，而不是冲突的。既然有如此充分的理由，那么，中印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坎坷呢？1954年毛泽东与尼赫鲁的谈话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充分表达了中国需要朋友这一愿望后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起源于英国殖民者损人利己的安全战略，是导致中印关系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印度的安全战略（或大国战略）要追溯的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印政府的战略重点在南亚、印度洋。而一个令英印政府放心的、安全的北部边界是其推进印度洋战略所需要的。为此，英国统治集团内的“前进派”以沙俄南下为假想敌，提出了英印北部边界态势的两种战略构想。第一，在印度北方，扶持一个受制于英印政府的“缓冲国”。这一方案被认为是最理想的。1904年，英印军队入侵西藏和1914年英印政府操纵的西姆拉会议就是这一战略意图的具体体现。但由于中国政府的拒绝和1907年的《英俄条约》的限制，该战略意图受阻。第二，在印度北部地区确立一条尽可能远离印度城市的安全边界。长期以来，中印两国之间存在一条自然形成的习惯边界，在西段中段大致沿喀喇昆仑山脉至空喀山口至司丕堤河。东段的大体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传统习惯线以北地区长期以来归中国行政管辖。显然，这条传统边界不符合印度安全战略边界的要求。英国前进派战略家提出了数十种北部边界方案。其中在边界西段的1864年的“约翰森线”、1891年的“约翰·阿尔达线”、1898年的“马继业—窦讷乐线”和边界东段的1914年的“麦克马洪线”是这些边界方案的典型代表。按照这些设想，英印政府的北部边界将远远越过传统习惯线，向北扩展12万平方公里。英印政府所谓的战略安全边界仅仅是英国个别战略家的安全构想，从未成为英国政府在中印边界上的边界政策，也从未和中国政府达成任何协议。因此，传统习惯线直到1937年以前都得到中英两国政府的默认，并在两国国家出版的地图上标明，而且大体上是一致的。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全面继承了所谓的北部安全战略。所不同的是过去英国假想的北方威胁是沙俄，现在是中国。过去改变北部边界新划法的仅仅是英国战略家的设想，现在尼赫鲁政府宣称，按照这些文件，印度的北部边界是确定的、不能谈判的。过去中印边界的新走向仅仅是英国政府已经过时的内部文件或研究报告，现在尼赫鲁政府不仅把这些文件落实到了印度的官方地图上，而且进行了全面占领，造成中印边界的既成事实。正是由于尼赫鲁的安全战略，才人为地制造出了一个12万平方公里的中印边界争议地区，进而导致中印边界从分歧到战争。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印度政府在对待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上有所改变，从边界问题不能谈判到承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一是由于尼赫鲁总理在印度拥有崇高威望，他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话说死，事做绝，为后任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二是历届印度政府从未真正改变以“中国威胁”假想敌的安全战略，致使近30年的中印边界谈判迄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人民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的决心始终是坚定的，中国政府从未也不可能承认印度单方面造成的中印边界“既成事实”。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14日答中外记者问时强调的：“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即使是在很穷的时候，我们也是铮铮铁骨。”中印边界问题只有在尊重历史和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解决。印度不确定的国内政治因素是影响中印关系稳定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国内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种姓矛盾等始终是制约印度国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印度是一个多党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党派之争异常激烈。印度人民遭受三百多年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民族主义情绪十分强烈，民族主义是最能获得民众拥护的旗帜。因此，每当国内出现重大不确定因素，政策出现重大转向时，一些政治家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向中国放狠话，宣扬“中国威胁”，为自己捞取政治上的好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威胁论”是印度官方和舆论的主要基调，直至以“中国威胁”作为其核试验的借口，以博取西方国家的同情。但事与愿违，印度的“中国威胁论”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1999年1月，印度政府不得不公开收回“中国威胁论”。几十年来，中国政府都以保持中印边界的现状和安宁为自己的基本政策，在中印边界保持有限的边防部队。与此相反，印度不断向中印边界增兵，印度边界兵力是中国军队的7倍。即便如此，中国也不认为印度军队构成威胁，在中印之间的天然屏障面前，几万甚至几十万军队都不可能给对方构成实质性威胁。21世纪头十年，“中国威胁论”虽然没有多大的市场，但“中国威胁”仍然是印度政要的常用政治术语。2009年6月9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表示，印度在国际舞台上会继续与中国加强关系，但在彼此的领土争议问题上，印度绝不妥协，会继续加强边境防务，因应可能发生的“安全威胁”。与之相呼应的，印度宣布将向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增兵6万，同时向其东北边境部署2个中队苏-30MKI战斗机。时隔不久，即6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与前来出席“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会晤的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了会晤，双方表示，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以前，不采取不利于边界安宁的任何行动。这种相互矛盾的对华宣示，反映了印度政要因国内政治需要对中国采取的矛盾心态。此外，印度奉行“灵活的不结盟”政策，即在两大集团的博弈中奉行有倾向性的不结盟。这一政策确实为印度捞取了不少好处。但随着各大国集团博弈格局的演变，印度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就会出现大的波动。印度不确定的国内政治态势，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导致印度对华政策的频繁摇摆，加大了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两国人民的不信任情绪。纵观中印建交六十年，友好合作始终是主流，是大趋势。中印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两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有利，现实要求我们在２１世纪将中印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印两国政治制度不同，还存在领土争端、贸易摩擦、意识形态和国际战略的差别，这些都有可能为中印关系发展增加新的变数。中印关系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互利才能有稳定的合作，只有互相尊重才能有和平的边界。我们由衷地希望，中印的互利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中印关系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