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上将
1955年国庆前，身兼中央调查部长、中情委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唯一没有指挥部队打过仗的、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上将。
李伦的出生就极有传奇性。那是1927年4月，国民党安徽芜湖市当局发布了一份通缉令，以5万块大洋要中共安徽芜湖组织负责人李克农的人头。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即潜入裕溪口镇附近的小王庄躲避。不料，敌人很快打听到李克农的隐藏地，准备以突袭方式一网打尽。李伦的母亲赵瑛通过一个在警察局做事的亲戚迅速了解到内情，获悉丈夫和同志们危在旦夕，便不顾身孕，连夜赶到江边，冒着大雨寻船过江，又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跌跌滚滚地奔跑了4公里多路。
正是由于赵瑛早半个小时给李克农和同志们报信，才使敌人的抓捕阴谋破产。赵瑛和腹中的李伦为保卫革命干才立了一大功。因此在李伦出世时，父亲便对他有一种特殊的钟爱，后来总是时常把他带在身边……
待李伦再次见到父亲时，他已经3岁了。那是1930年初，以李克农为首的“中共三人特别小组”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党组织安排赵瑛带着李伦和哥哥李治到上海做掩护工作。
李伦从父亲的脸上和语气中，看出他工作的神秘性。从小他就晓得，父亲皮包里和办公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轻易动一下，因为父亲对放置的东西都有记号，稍不留神，就引起他的警觉和查问……
1931年4月，父亲又突然失踪了。对于当时的情况李伦不得而知。直到1958年父亲生病后，由于组织需要，父亲与罗青长委派的记者黄钢谈过一段对往事的回忆。从那份珍贵的记录手稿中，李伦才弄明白父亲的那次失踪是由于党内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
顺着顾顺章叛变革命一事，李伦也弄清了父亲早年的许多革命经历。
原来，父亲从芜湖潜入上海后，便同当时被称为“小开”的潘汉年办党的报纸，组织文艺界人士和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国民党特务组织在社会上扩大招生的消息传出，经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同钱壮飞、胡底打入敌人心脏。这便是后来被周恩来称誉的“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钱壮飞、胡底、李克农
许多年来，李伦及兄弟姐妹们已经习惯了不谈父亲的事情。一来父亲有严格家教，二来他工作神秘，三则是他从不宣扬自己。李伦记得，1987年12月28日，杨尚昆同志批示：要设法组织一些同志为李克农写点东西。次年7月，他又指示：“给李克农写点纪念东西是应该的，也是我的希望!”不久，杨尚昆又带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从此，李克农的传奇经历才受到世人关注。
1933年冬日的一个夜晚，母亲拉着李伦的手说：“老父来信了，他在那边很好，特别想念你，很想让你写信给他。”年仅6岁的李伦便边问边画歪歪扭扭地写了人生的第一封信：
“老父，我现在上学了，认得不少字了，我很想你，我没有钱买纸买笔，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的还是捡的。但我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好……”
后来他得知，父亲李克农在读到这封信时，激动和酸楚使他热泪盈眶。这封信有些红军高层领导曾经看过，很多人看后也很心酸。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10岁的李伦正跟随着父母在上海。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李克农奉命在上海设立共产党的办事处。“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李伦对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隆隆的炮声、紧张的生活。11月初，上海沦陷，长江封锁，李伦随母亲经过苏北的内河，辗转撤离到南京。父亲已先到南京任办事处处长。
在南京停留不久，又要撤离到武汉。其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均设在武汉，李克农任长江局秘书长。不久，“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提出来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士团结合作，为保卫这个华中最大的城市做各种动员工作。那几个月对李伦来说，是战火中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他随父亲住在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博古、王明等长江局领导也都在办事处。尽管父亲叮嘱李伦不要去打扰这些公务繁忙的前辈，可小孩子最耐不住寂寞，没事就楼上楼下地串门，很快就同一至四楼的人混熟了。周恩来和邓妈妈住在四楼，特别喜欢小孩，两人经常给李伦饼干和糖果。开始他不敢接，后来父亲说：“周伯伯和邓妈妈给你的东西可以吃，但不能影响他们工作。”这才敢接了。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前，李伦随大人撤退到长沙，住在远郊区。他对当时发生的“长沙大火”还记忆犹新，回忆说在远郊都能看到城里起了大火，天上的云彩都变红了。
1938年1月，李克农与廖承志(右)、聂鹤亭(左)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
那时候的李伦，当然不能了解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和长沙“焦土抗战”在抗战初期的重要地位，但他却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惨烈。他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难民。火车的车厢顶和机车头上，都挤满了难民，汽车也一样拥挤，一路上都是扶老携幼、饥寒交迫的难民。
武汉失陷前，八路军办事处大部分人员西迁重庆，成立了重庆办事处，小部分经停长沙一段时间后，1938年底再撤到广西成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
桂林办事处是长江局的派出机构，是我党在南方的联络中心。这时的桂林已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文人学者云集。同时又是我国通往海外的唯一交通线，我军经越南海防采购物资和接受华侨捐献物资经南宁入境至桂林，许多南洋爱国青年也是先抵达桂林，同办事处人员接上头后，再经重庆去延安。
看到无所事事的儿子，李克农觉得该给他找点事儿做，便让他到办事处当了一名勤务兵。因此，李伦的军旅生涯从1939年12岁时开始算起。这在全军恐怕都不多见。
一个月之后，组织上又安排李伦去电台学习无线电报务。他反应快、记忆力好，很快就能独立值班。李伦回忆说：短暂的报务员生涯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报务员最重要的是忠诚、守纪律。当时电台的报务员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经过长征，是死亡线上幸存的老革命。
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决定桂林办事处撤退，人员经重庆撤到延安。
在重庆红岩村招待所里，李伦认识了几位同龄的小朋友。他们中有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彭湃的儿子彭士禄和蔡楚明的儿子蔡诚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李克农一家抵达延安。从这时到抗战胜利，他有四年时光是在延河边度过。李伦回忆说：这是非常艰苦但又精神饱满的四年。这段时光对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格外重要，我真正了解到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意义，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深深感悟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刚到延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李克农一家吃饭，地点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窑洞里。饭桌上毛泽东有说有笑，问孩子们：知道你们的爸爸是干什么的吗？
李克农父子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呗！”刚满20岁的李伦的姐姐李冰睁着大眼回答。
毛泽东哈哈大笑：“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特务！”
毛主席在这次吃饭时说道：李克农是一个好人。当年在苏区，我靠边站，找博古要个秘书也要不到，我找李克农，他马上送来叶子龙；还有，我当时患肺病，是李克农搞来鱼肝油，使我的病得到治疗：遵义会议时，李克农负责卫戍工作，为会议安全提供了保证，警卫工作做得很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他是真请还是假请，这是中央决策前必须弄清的。很快，一份份密电被破译后放在李克农面前。情报行家李克农从繁多的往来密电中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邀请不过是演戏。
李克农的杰作使中央掌握了蒋介石的心理，也让毛泽东心里有了把握。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坚决主张亲自赴渝谈判。
李伦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石家庄、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荣立过一等功；建国后长期在军事交通及全军后勤战线辛勤工作，成为这一战线的主要领导之一。为此，他曾被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全国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第八届人大常委等。
李克农（左四）等高级将领在天安门城楼上
李伦清楚的记得，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父亲李克农也一直护送到满洲里。路上他除了与毛泽东谈工作，也陪毛泽东聊天。也就在同毛泽东聊天中，他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哦？”毛泽东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等待李克农的下文。李克农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第一件事就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回答也是机智的：“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到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他笑着对李克农说：“你这个李克农啊！还要给我上课？好！这次去莫斯科，还要同斯大林唠唠你们那摊子事呢！”
果然，毛泽东到苏联后就与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不久，李克农奉召到苏，研究合作事宜……
在中苏情报战线合作不久，由于受当时“一边倒”的影响，毛泽东曾在李克农汇报工作后，对中苏情报工作合作做了8个字的指示，大意是“诚恳、完全、毫无保留”。
对毛泽东的指示，李克农是执行的，但在执行中也有自己的思考。他为此有说法：“浑身脱得光光，暴露无遗。但心里秘密只要不吐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情报工作并未受到大损失……
1955年国庆前，身兼中央调查部长、中情委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唯一没有指挥部队打过仗的、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上将。
李伦记得1957年12月的一个中午，父亲饭后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咳嗽。没料到一下摔倒，头不幸地朝下砸在石台阶上，头部开裂……
左一为李克农
周恩来指示全国脑外科专家赶往北京，组织抢救。
据李伦回忆：两个月后，父亲醒来，脑子不行了，不能说话，记忆大部分消失，说话逻辑也不行了……这以后他开始了几年的休养。
李克农恢复记忆不久，便关注起一批特殊的人物，这就是曾被我们党派到敌人阵营中长期潜伏，历史无法弄清的人。他们忠诚地为党工作，虽然建国后由于种种复杂原因遭到怀疑未被重用，但依然在被分配的岗位上无怨无悔地为人民服务，体现出超乎常人的高风亮节。李克农为他们一一出具证明，使其取得组织的重新信任并安排到恰当的岗位上。
到1962年，李克农的身体不允许他继续工作了。1962年2月7日，李克农的病情加重。2月9日下午住院，不料，当晚他就在北京医院去世。
“文革”开始后，有人向周恩来发难，要追查李克农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怒目正色地说道：“在上海，如果没有李克农他们，恐怕你们今天来也难得见我了！”很快，毛泽东也赞扬李克农：他打入国民党徐恩曾那里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当时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许多人，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要告诉他们！
特殊的经历，使李伦对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倡导的“八荣八耻”中热爱祖国、服务人民、艰苦奋斗等内容体会尤深。他认为这些精神财富，都是我党我军的传家宝，一定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本文摘自《红色传奇：我所知晓的开国英杰》，咏慷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1936年西安事变前，钱江（左起）、伍修权、李克农、井茂然在保安。
1937年8月，李克农和经周恩来、叶剑英保释出狱的部分女同志，前排左起：张琴秋、夏之栩、熊天荆、华萼、吴仲莲。后排中：石联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