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中国之民主的十年式递进和下一阶段展望

 政治的世界是充满矛盾和对抗的，因此各派政治势力当评论自己的制度时，无不自夸得如鲜花般美丽、如处子般纯洁；而当评论别派制度时，无不是泼脏水、扔石头，欲置于死地。可如果你能够以一个中立者的角度，利用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分析政治现象，你就往往能够找到清晰的答案。

政治世界的人们都喜欢打标签，谈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如果首先说是“新中国”，则很多民运人士必然认为是要为共产党歌功颂德；而如果要说“共产中国”则必然让人以为是敌对势力的代言人。所以我只好起了个新词汇，叫：PR中国，很中性。 谈到PR中国的政治体制，很多人是颇不以为然，认为是比以前的R-中国更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大家的争论焦点往往在于：是民主对国家有利呢？还是东方式专制对中国有利？就连很多中共的内部人士也只是极力强调PR中国的丰功伟业，而不敢说其在政治上和民主粘什么边际。客观地分析，PR中国有“丰功伟业”是不假，毕竟是把中国从一个分裂、破败、战乱和贫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建设成了一个统一、强大与和平的现代化国家。然而，其中的错误和灾难也是有目共睹和不容置疑的。而客观地说，PR中国的核心政治制度应该说经历了一个以十年为单位的民主演进。

当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时，这些当时中国的精英人群是要准备大干一场的，其目标就是最终通过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来使中国达到繁荣富强。我也认为共产主义确实算是一种崇高理想，它与基督精神皆出自圣经之：＂凡物公用、不留私产。＂我想这可能是耶稣和马克思都同是犹太人的原因。而二者实现起来倒是大相径廷，前者是靠教化和自觉募捐，而后者靠夺取政权和强迫实施。结果无论是宗教还是专政，除了它的发源地以色列以外，至今都没能看到＂凡物公用、不留私产＂的最终可行性，看来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能生搬硬套。倒是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成了普世价值：凡事不能走向极端，极端的“共产”和极端的“私产”都是要不得的。所以在基督社会，人们最终知道了通过高额税收、立法、教育和鼓励捐献来削弱极端的“私产”；因为这最终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富人自身的安全；而在PR中国，让人们最终知道了不要极端地搞“共产”和吃大锅饭，要搞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弯路是一步一步走直过来的，不走也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土地制度之下。

而这些弯路中也包括“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如何实施。任何伟大的政治制度都离不开长期的实践，都要走很多弯路，这在法国、在英国都是如此。而美国在当年是一片白纸，可以直接借鉴欧洲最优秀的政治制度，并加以完善。在这一点上，中国以及周边所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与之相比，则都有着沉重的历史和文化包袱，不论你是什么人，属于什么政党都会被压上这个包袱。 所以１９４９年以前所号召的人民民主，一经实践就在５０年代很快化为了共产党内高级官僚们的集权专政，而反右和大跃进就是这一体制的突出恶果：即，反右就是对反对派的残酷专政；只许官僚们高谈阔论，不许别人有任何反驳。而大跃进的实质是对广大农民进行经济专政，即，尽可能多地掠夺农民手里的粮食以率先保证城里工人、干部、军人等新增人口的粮食供给，不许农民私藏粮食，而这种方式一旦调度失当，就会贻害无穷、遍地饿殍。为此，大批的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官僚主义是越来越不满了。

所以到了60年代，以人民领袖自勉的毛主席开始认识到官僚阶段腐化的危害和变质的可能，于是利用自己的威信号召广大人民与仿效苏俄制度建立的官僚等级制度做激烈的对抗，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在文革时虽是大大地替老百姓除了一口恶气，但后来也逐渐发展得过激和无法收拾，成为了毛领袖一人领导下的造反派专政。

到了70年代，林彪事件使毛领袖陷入到了痛苦和彷徨之中，在官僚集团和造反派之间进退失据。但是当其他受封建和儒家思想控制的东方领导人如，老蒋、老金和新加坡老李还在忙于世袭往替的时代，毛主席能够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念，时时尝试有利于自己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领导制度，并最终指定无血缘的华国锋接班就是东方世界的一个进步。

之后的８０年代，随着毛领袖衣钵传人的一一被肃清，PR中国开始真正实施了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虽然民主还只是属于少数上层官僚的特权，但对比于R-中国的蒋委员长独裁和文革时毛领袖的一言堂领导来说，应该算是PR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进步。同时，文革时代那种自下而上的强烈冲击也促成了后来中共官僚系统内部的反思。举一个小例子，我母亲所在单位的老领导在50、60年代对下面的职工常常是横眉冷对、趾高气扬，后来在文革中也就自然被群众斗得死去活来。以后文革结束了，等那位领导再恢复职务后对待下属就和蔼很多，架子也小很多了，倒是文革时的几个造反派头头靠后来四人帮倒台后紧跟形势而继续掌权，对群众却是越来越嚣张无礼了，在80年代还差点通过承包把工厂变成了自家的私人资产。

总之80时代的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民主制度是PR中国的一大进步。即便是后来６－４镇压决定的产生，也是政治局常委内部２：２票加１票弃权僵持不下后，才再加老邓额外的一票而得以通过的，其就程序而言是没有破例的。

后来的６－４虽然经历了痛苦，然而更是促成了90年代的新的政治进展，即，迫使领导人进行反思，放弃了老人垂帘政治并集体身退，从此约定俗成为了：过往领导人隔代推选接班人、而任何领导人都以两界为限，杜绝了领导人的终身制。这按说在过去是中国古人最推崇的理想制度， 即“择贤禅让”，虽不能和现代民主制度相提并论，但也不能说没有进步。

而以此综上所述，我认为PR中国在政治制度上还是一直以来，在以10年为一个单位来逐步地完善和进步着。当然，这也不是单靠领导集团自身的觉悟来实现的，而要有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和争取。而以此为参照，在２０１０年代，我认为应该促成的是：政治局内部以某种方式酝酿出两个，而不是仅仅一个国家领导候选人，再同时放到人大全体大会上投票选举，由人大代表选出，而不是暗箱操作出下一届的国家主席。这样一来，既然两个候选人都是中共高层内部酝酿成熟的人选，就都应该是自己信得过的人物，不用担心出太大的变故；而同时也给了人大代表以及她所代表的全体人民以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样既符合维持国家稳定的核心需要，又在政治体制上实现了巨大进步，给人民带来了盼望以久的实现人民民主的希望，也同时表明了共产党所宣传的人民民主制度的理想不是空话，不是维护少数特权阶级及其子女和亲友长期统治的专政工具。如果在下个十年能够实现如此目标，就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而其他过激的方案和想法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口号，于事无补，还是＂积跬步而至千里＂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