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六七届初中生，六六、六七、六八统称老三届。动乱开始，学生停了课造反，先作为炮弹，后成为炮灰，最后造反造到自己头上，老三届中占大多数人被发配到农村、边疆。
1966年文革开始，六六、六七两届拖到1968年开始分配，运气好的进工厂作了学徒，他们是家中的老大或独子（女）或家中同胞已有务农的。当初谁成为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员，着实让没轮到的人好生羡慕。动乱使得中国的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百业萧条，而我们这批人恰恰是建国后提倡“人多力量大”而致的生育高潮的产儿。工厂招工有限，僧多粥少，总不能让千百万的失业学生晃荡在社会上。也是出于无奈，于是在1968年底，最高统帅发出指示，一句“知识青年（其实并没学到多少知识）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忘了以前说过的——重要的问题是要教育农民——的话），很有必要”，似乎解决了失业学生的出路。
在那个极度个人崇拜的年代，伟大舵手的话一句可是顶得一万句的，一呼有百应千应，可惜也有成千成万呼之不应的。但由不得你不应，专门有人吃饱着饭做的就是动员学生下乡的工作。单说上海，六六、六七届没能进到工厂去到郊区农场的人和六八届初、高中的全部学生，统统是动员对象。就像现在的动迁组动员拆迁户签约一样，他们也是有内定的指标的，他们的手段也是蛮多的。比如骗，把农村、边疆说得花好稻好；比如压，把响应不响应去农村的号召提高到是否革命的高度；比如吓，安徽离得近，江西有米饭吃，黑龙江是农场有工资拿，机会一失，那些地方的人都满了，以后就只能到新疆、内蒙更远的地方……和现在最最不同的是那时的人普遍胆小、单纯，比起现在的人逆来顺受得多、听话得多。
顶着风扛着没去的人也还是有一些的，但大多数人还是被风吹跑了，被吹到了“五湖四海”，这中间的绝大部分都还是未满二十的孩子呢。远离了家，和当地的农民一样，脸朝土背朝天地晨出昏归，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用相当原始落后的耕种方式讨生活，吃不好住不惯做不动之外，还格外地想爹娘想家乡。对他们来说，那一段日子无疑是炼狱般的生活。一个人犯了罪还有个刑期，还有个盼头，那叫做坐一天牢少一天。而当初知青下乡，说的是扎根，说的是一辈子的事，等于给判了无期。有人说，向贫下中农学习，学到了农民们的勤劳、热情、宽厚，但也学到了他们的不卫生、自私、贪婪、狭隘和小小的狡猾。这话不假，长期以来农民落后贫穷的生存条件决定了他们的人性。
知青下乡已成历史，几千万下乡知青陆陆续续地以上调工矿、参军、上大学、病退等各种途径回到原城镇，最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呼隆回城风。就如做了个噩梦，噩梦醒来，绝大部分人都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城镇，回到了父母的身旁。要说后遗症，当然是有的，八年艰辛还在其次，很多人是心理带着阴影、身上落下伤病回来的。我们失去了人生那一段最美好的青春光阴，文化低、挣钱迟、恋爱晚、育子晚，人生从此步步脱节。
关于知青下乡的对与错，就不用再争论了，拨乱反正时，最后那批知青也终于让他们离开农村就是个最有力的明证。至于知青下乡的得与失，有些不同见解。时过境迁，当苦难变成了遥远的回忆，苦味淡化成一股豪气，就有人说，困境磨练人啊，对人的性格塑造也有益处，有了农村苦难经历的垫底，再怎么样的困难和压力，我们都不怕。也有些人，除了回忆，还多了份恋旧的情怀，还发掘出一些朦胧的美来，他们去的农村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当初的老三届，现在都相继到了花甲之年，都先后到了退休的年龄。当初进了工厂的，后来并不一定混得好，很多人在产业调整中失去了饭碗，有些从农村滚了一圈回来的，无畏无惧，倒闯出一些局面来。所以人生一出戏，你方唱罢我登场，伊伊啊啊，热热闹闹，靠主观努力，也靠命运推动，不全由得自己。人生一场梦，让我们把丑恶的、惊怕的梦都淡忘了吧，让我们只把美妙的、甜蜜的梦留下。
200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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