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现象选摘zt

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现象选摘


一九九零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其中有一个人民公社，每三个人中就死了两个。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时候，曾经对无为县最早实行供给制大加夸奖，可是就在一年以后，无为县竟成了人间地狱，该县饿死了约二十万人。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一九六零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北京大学现在一位教授当时在全椒中学读书，一九九五年他对友人回忆道：“我一九六零年上初中时，是在县城上学，每月有三十斤口粮，而我的养父母在我上初中时都饿死了，我家所在的村是个大村子，村里至少饿死了三分之一。我的同龄伙伴，没在县城上学的，差不多都不在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凡是在县城里上中学的，都有定量的口粮，所以饿不死，而没有上学在村里的，差不多都饿死了。这位教授还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路边全是死人，有的还有气，没人管，有的村人都死光了。”
一九八六年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实际上，甘肃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一百三十万，接近二百万。

当时，河南有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这与各县分别披露的数字不符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四千人，六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接近了五十万人，而在信阳地区，这样的县、市还有九个。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了信阳，调查了五个月以后，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山东的情形与河南差不多，饿死人在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之间。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因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得到了领导权而闻名。但是，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以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地饿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绝，成堆成堆地埋人。遵义县仅仅在一九六零年内就死了七万一千八百多人。

一九六零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一听说，立即下令收回，可是晚了一步。结果，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曾经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七月三日，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当李景膺亲自去遵义处理遵义事件时，只是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遵义党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省计委副主任。

天府之国四川死人最多。四川是大跃进人祸危害最烈、灾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曾经兴致勃勃地驱车到莲花村和都江堰参观，毛泽东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清水秀呦。”受益于都江堰的水利设施，灌县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就在这个从来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有四万人饿死，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曾经视察过郫县红光合作社。“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到了我们的家。”这是当时郫县乃至全四川的学童都得会背诵的歌谣。可是两年以后，就是这个红光社，人口竟减少了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占该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多少唱过《毛主席到了我们家》的学童，成了毛泽东人祸的牺牲品，活活被饿死！

一九五九年曾经宣布粮食要平均亩产万斤的富顺县，饿死十万余人，每七个人中就死了一个。长江三峡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每六个半人中就饿死一个人。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四川荣县六十多万人口，有四分之一饿死在那场空前的大饥荒中。全国的人口，四川第一，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省份，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一十万，每九个人中就死了一个。

鱼米之乡一样饿死人。一九五八年曾经放出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全国头号高产卫星的环江县，一九六零年饿死了三万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居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在街上有人公开卖人肉！从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在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一个很富庶的高淳县，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起，高淳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饿死人事件，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自赴高澄进行调查，回到南京以后，他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只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刊登了一篇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公布了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分析的结果：

“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人”。一九九六年英国记者贝克出版的《饿鬼》这本书里说，中国当时“至少有三千万人饥饿致死”。

一九九一年，曾经估算过中国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两千四百七十万。最近，又根据中国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重新作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长江北边的江都县，就在这个富庶的水乡，三年间饿死了三万八千四百人。江苏北面的高邮县，饿死了三万七千多人，其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全国到处都饿死了人，哪个省都不例外。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当时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水利部副部长李锐，在虎林县兴华村劳动，据他回忆，一九六零年秋收前后，村中就开始死人：“有一个同我一起驾牛车拉草回来的老汉，第二天没有起来，躺在炕上走了。一个同我很谈得来的老头，去世前只说：‘我想喝一碗稠稀饭。’一九六一年年初，我离开兴华村时，村中已经饿死了二、三十人。”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郊区农民是被牺牲的一群。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向东，出了城就是通县，县委第一书记刘拓事后这样承认说：“当时，通县的大镇永乐店有“三多”：坟头多，坟上的白纸钱多，穿白鞋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