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时，赫大医学遗传学教研室拥挤在Haartman Institute 三楼的半边。就这半边还要和药理教研室分用，各占环型走廊的一条腿，厕所和休息室公用。因为只有一个休息室，好多年来，二家隔年主办小圣诞。那时Haartman Institute 还未整修更新，室内空气很差。那年我们教授搞到了一个新地方， 弄到一大笔基金开始一个新的科研项目。 只搬过去二个组。我随组长去了。那是一栋白色的高楼，共11层，与我原来的那栋大楼的后门相对，只隔一条马路。我们和另一医学科研机构一起租了一半的二楼，另一半是银行。和原来拥挤、窒息、暗幽幽的实验室兼办公室相比，这儿简直是天堂了：空间大、亮堂、从地板到桌子到实验器械都是新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办公室。
因为是新项目，还在招兵买马。另一组的组长搬去时还是光棍司令。不久，那位组长招到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助手。很明显，她不爱说话。我尽量热情和她打招呼，有闲时和她搭讪，毕竟我们只有四个人嘛，而实验仪器主要是我们二个人在使用。日久，我察觉到在她的沉默寡言中含有对我的一丝敌意。我便也闭口不啃声了。谁能料到，几年之后，她成了我最要好的芬兰朋友?
芬兰历史短，人口少，人种单纯，有害基因容易强化传给后代。更特别的是在历史上人口登记由教会负责，相当可靠稳定。这些条件对研究遗传病、追踪家谱提供了独特的有利因素。89时对芬兰特有遗传病的分子水平研究刚起步，我们的教授是全国领头人物。我们二个组为他打先锋，各研究一个芬兰遗传病。着手时，只是根据临床资料估计是单基因遗传病，甚至没有一点概念，这个假设的基因可能在哪个染色体上。这是我工作史上最忙的一个阶段，直到八年后，找出致病基因才得以松口气。我实在想不出是哪件事或哪些事成了我和ELVI 关系的转折点。当时二个组研究的病不同，但研究方法完全一样。一定是每日度过的共同艰难和困惑，以及分享每一个新进展的喜乐，把我们拉近了。ELVI还是沉默寡言，但那丝敌意消失了。随着漫长的寻找基因进程，研究人员越招越多; 而研究的进展也带来了名利的纷争，实验室生活不再像开初时这么单纯了。在各样的职场风暴中我和ELVI互相支持，成了好朋友。
ELVI和我同年同月生，比我大一天。然而从外表到内心我们二人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照。她头发淡黄，皮肤仓白，五官尖削；人瘦精精的，却精力充沛。我比一般中国人显得黑，五官浑圆，很容易疲劳。天气好时，她通常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回40公里。52岁那年，我劝她说，工作如此辛苦，再骑车40公里对我们这样的年纪太过分了。二年后，她采纳了我的意见，改为一天上班骑车来，下班坐车走；第二天，上班坐车来，下班骑车回去。我能骑车多长距离？最多十公里，还得每回遇上小坡就下车推。轮到滑雪更不能比了。她经常到位于北极圈的Lapland去滑雪， 四小时滑30公里，中间小休二次，喝点热咖啡和温热果汁。我只能在平地上沿着别人滑出的雪道，小心翼翼滑上一公里，已是汗流浃背，气喘淋淋，还自鸣得意，美其名曰CROSS COUNTRY SKI.
这辈子我从没有见过象ELVI这么不吭声的人。俗语‘三棍打不出一个闷屁’ 用在她身上再也合适不过了。更没有见过一个人象她那样热衷于社交场合又一声不啃，只是出自内心地微笑和专心倾听别人讲话。我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在社交场合中，当ELVI一声不吭时，我在和人热烈地交谈，或微笑或大笑，或贪心地抓住点心往口中送，俨然一副享受爬梯（PARTY）的样子，至少看起来比ELVI 爱好交际。但是在内心深处，她喜欢热闹，我不喜欢热闹。如果能避免这些场合，我宁可一人独处。
别以为她不吭声就无聊的很；她比谁都忙，忙得没时间拿点心，没空坐下来。她在干啥哪? 拿了个相机到处取景拍照，且每人都要拍到。然后她把照片印出来。每一次爬梯的照片归成一本自制的照相本；每一本的首页配上美丽的诗句。然后这本相本在教研室流传一圈，最后落户到她家中。她经常抽出几张底片再印一些相片送给相中人。作为她的好朋友，我有特权经常得到照片。有一次小圣诞后，她把每一张照片剪下来，艺术性地布置在走廊墙上，给枯燥的实验生活带来乐趣和艺术享受；也给激烈的竟争带来些温情。以后有了数码相机，她拍得更欢了。我敢说，在赫尔辛基大学没有一个部门有如此详细的14年（至她离开我们实验室）的视觉历史记录，被保存在一个退休的雇员家中，至今还在不断整理，只为自己的爱好，没有任何讨好得利的动机。
她爱好古典音乐。她说这是在大学阶段培养出的爱好。我也爱古典音乐，那是在中学时代受家庭影响培养的爱好。到我大学时代贝多芬们已在打倒之列；家中几柜子的唱片都被抄家没收。她爱运动。在她的影响下，我在芬兰学骑自行车，学滑雪，爱好走路。她到今天，还冬天长途滑雪，夏天去阿尔卑斯山脉山路旅游；而我已与滑雪走山路无缘了。二年前膝盖手术，现在用拐杖走路。她爱好文学艺术，经常去博物馆。不止一次，她试图激起我对芬兰诗史Kalevala的兴趣。可惜的是，我实在缺乏欣赏这部芬兰名著的艺术细胞。
我们出生在二次大战未声；我们的父母都经历了战争的苦难; 我们都是在婴儿时就受洗。她的父亲是KUOPIO郊区的农民。战后，为了让孩子们得到较好的教育，全家搬到KUOPIO市，父亲改做修路工人养家。她母亲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吃的素菜、粮食（洋芋）是她妈种的; 全家大小衣裤都是她妈缝制的。靠着刻苦勤俭，五个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ELVI在1969年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生物化学系。66年一位数学系的学生成了她的丈夫。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并在位于大赫尔辛基地区的VANTAA买了房子。毕业后她在一家著名的药厂工作了三年，不幸得了一种怪病，在家休息了二年。恢复后在赫大农林系工作了数年，直至老二诞生。以后她在家做家庭主妇八年照顾二个孩子。八六年她复出工作，在八九年遇上了我。她的生活轨迹很合情理，很平衡。
我生长在上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祖上三代都是医生。祖父是前清公派留英生，父亲是全套美式教育出来的专家。我1961年考入上海一所重点医学院，曾是家中引以为傲的第四代医生。和ELVI 的生活轨迹相反，我的生活漩入了革命的龙卷风；无情理可言，只有颠乱毁灭。当ELVI 从小省城移到首都，我被一脚从上海踢到山区的农村。她可以辞去工作照顾家庭，而我夫离子散，奋斗了15年才合家团圆。她因病可在家休养二年；我得重病，照样要干苦工，得不到丝毫怜悯。她大学毕业后就设法买房；我结婚后，第一个正规的床是在24年后在赫尔辛基买的。她的父亲活到86岁，母亲现在还活着；我的父母亲在60岁以前双双死于迫害。她回忆年青时代，很是平静感恩；我的回忆充塞生离死别。
我想，基因决定了我们二人外貌上的巨大差异，或许也造成了我们说话习惯的不同。但是这二个同龄人性格、素质上的尖锐差异必定与我们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她远远地比我谦虚温和。当我尽力压制我的自私，她却自然而然地爱她周围的人。我只记得她的生日（因为只和我差一天）和圣诞；而她会记住很多场合来表达她的友情。某个情人节早晨我进入办公室，一个美丽的小花篮站在我桌上，丝绸玫瑰花散发出舒适的香味，一张精致的卡片系在花篮上，写有一首小诗和她的签名。我很惭愧，更本没记得这一天。当我换科研组，第一天去上班，一张她制作的欢迎彩纸已经贴在新办公室的门上。我又羞惭不已，她换工作时，我没有任何鼓励的表示。
她的新老板是一个乖戾的女人。我常给她打气，不要给这个女人欺负。五年后，ELVI实在不能再忍受，决定退休。我压根不同意她的决定。值得吗？她唠叨，你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觉得实在太烦，就塞个耳机听音乐。如果她没道理的责备你，你就用比她更大的声音反驳她。你不能在这个女人面前退缩，因她的缘故退休。ELVI摇摇头。她觉得生活中有这么多有趣的事等着她去做，不值得和这个女人纠缠。她不想和任何人吵架，只想安静生活，默默做自己喜欢的事。她退休了。我找到一个机会，和她的老板起了一次正面冲突，给她出一口恶气。当我扬扬得意告诉她这件事时，她平和地笑了，象笑一个孩子的恶作剧，迫使我反省，到底她有恶气还是我有恶气。这件事再典型不过地注释了，生长背景和生活经历在人生关键时刻进行选择时所起的作用。
所以现在她在精力充沛地享受退休生活，时而进城来办公室看望我，然后去SHOPPING,再去戏院、歌剧院或艺术展览馆。我呢，柱了拐杖走路，精力日益减退，晚上看场歌剧都累得不行，却照样不在任何职场波澜前退缩，还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