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埋藏28年的秘密
1958年8月的一天，时任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对一个34岁的青年人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
这个大炮仗，指的就是原子弹。而这个青年人接到钱三强交与的任务后，就开始消失在亲戚朋友的视线里，开始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甚至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每天都在做什么。同时，这个人，也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以至于中国整个从无到有的核武器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他的名字突然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个埋藏了28年的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这个人就是：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出生，汉族，安徽省怀宁县人；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中国的“两弹”元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及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中国一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参加过32次，其中有15次都由他亲自现场指挥。
28年的默默无闻，换来的是中国在世界上响当当的核大国地位。这一声声巨响的后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对于这些，有一个人，很清楚却又不太明白。他就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杨振宁是邓稼先的挚友，两人从小就情同手足，并且都在美国留学学习物理，成绩都非常优异，毕业后邓稼先随即回到了祖国。
杨振宁并不知道在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的一年开始，邓稼先就在中国西北的大漠深处里风餐露宿着，用最原始的办法探寻着原子弹的奥秘。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和二十年杳无音信的挚友邓稼先见了面， 杨振宁返程上飞机的时候，向邓稼先问了一句话：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有美国人的参与，是这样么？邓稼先听了后笑笑，不置可否，只说了句：你先上飞机，我回头再告诉你。
作为同行，杨振宁无法想象，没有外国人的帮助，年轻的新中国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才能让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巨响震撼全球。
那么邓稼先是如何领导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的？又是如何用了少于世界其他核大国几倍的时间完成了氢弹的设计？28年里，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不为人知的道路？这条路里面又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
要解开这一个个疑问，还需要从邓稼先的小时候说起。
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的铁砚山房。清代著名的篆刻书法大家邓石如，自号完白山人，便是邓稼先的六世祖。父亲邓以蛰是我国现代美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1917年赴美留学，是我国留学生到欧美系统学习的先行者之一。曾任北大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邓稼先出生八个月后，就被抱到了北京，因为父亲已经学成归国并在北大任教授了。学贯东西的父亲在他上小学时候就开始让子女们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同时也要读世界名著，学习英文、数学等。
邓稼先的童年生活，充满着书香并且是快乐的，快乐得甚至都有些顽皮。
有一年冬天，邓稼先和几个小伙伴去北海桥玩，就是这里，桥下有厚厚的冰，冰上凿了条厚厚的宽沟，几个伙伴嚷嚷着鼓动：谁敢跳过去，可就是没人跳。邓稼先见没人敢跳，自己一个箭步，只听扑通一声，掉冰水里了。等伙伴们把他捞上来，冻得是浑身上下直哆嗦。
淘气似乎总和不守规矩联系在一起，不过邓稼先倒是个例外。上小学时有一天天都黑了，也不见邓稼先回家，母亲就叫大姐赶紧去学校看看，一看怎么着，学生们都走光了，就剩邓稼先一人规规矩矩地面对着砖墙站着——原来，他是打碎了学校的玻璃，被老师罚站。
邓稼先小时虽然有些淘气，但是绝不耍滑，在同学们中间有种傻乎乎的诚恳，这种憨厚的天性，伴随了他整整一生的道路。
中学时代的邓稼先，已经不再是个顽童了。变得越发喜爱数学和物理。这个时候，他开始读鲁迅等人的著作，和众多的国外小说。他常常对弟弟邓槜 (zui四声)先说：屠格涅夫的《罗婷》里有句话说：不要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话说得太好了。此时的邓稼先的思想已经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就在他的人生观开始萌芽的时候，平静的学习生活被侵略者践踏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7月29日，北平沦陷。
1937年后的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让邓稼先终身难忘。在北平沦陷后，父亲有个老朋友很快就在伪政府里谋了一个差事，拿着伪政府发的薪饷。有一天这个朋友夹着公文包前来拜访，叫邓以蛰去伪政府任职。邓以蛰立即勃然大怒，对来人喝斥道，你给我滚出去。这件事多年后邓稼先数次和弟弟提起。
那个年代，日军每攻占我国的一个城市后，都要强迫市民游行庆祝他们的所谓胜利。有一次邓稼先实在无法忍受心中的屈辱，当众把一面日本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狠狠踩了又踩。这事发生后，为安全起见，邓以蛰只好让大姐带着邓稼先南下昆明。
临走时，父亲对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以蛰并不是什么科学救国论者，他只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邓稼先。但这句话，却深深地印在了邓稼先的脑子里。
而邓稼先在和弟弟告别的时候，也对弟弟说了一句话：毛弟，我现在只有仇恨，没有眼泪。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表明：邓稼先已经成为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并且，这成为他一生的选择。
1940年的春末夏初，邓稼先等人一行乘船南下到达上海，稍作停留后继续南行抵达了当时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四天后，他们的船又向南开到了越南的海防，再乘车到达河内，从河内经过老街进入中国境内，最后抵达昆明。到昆明后，大姐很快把邓稼先送到了在四川江津国立九中任校长的四叔那里，插班读高三，次年7月，邓稼先在国立九中毕业。
1941年秋天，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被后人誉为战火中的教育奇迹，也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而在物理系，更是汇集了众多知名专家和教授。测得普克朗常数的叶企荪，对证实康普顿效应有贡献的吴有训，对证实正电子存在有过帮助的赵忠尧，等等。
这里的名师严教使邓稼先的学业如鱼得水，他读书的劲头比中学时期更进一筹。并且在各个科目上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的夏天，邓稼先受聘北大物理系助教而回到阔别了六年的北平。在北大任助教期间，认识了两名和他一生中的关系很大的学生。第一位，是他日后默默支持他的妻子许鹿希；另一位，是当时在物理系读书的于敏，二十年后邓稼先与他合作，为氢弹的理论设计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7年顺利地通过了考试，留学美国。而他留学海外的目的并非是镀金。而是为了学成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在西南联大打下的坚实基础此时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显露出来，邓稼先各门功课优异，并且拿到了奖学金。甚至第二外语课他一次没上过，居然也能顺利通过考试。三年的博士课程，邓稼先仅仅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便读完学分，并完成博士论文，顺利通过了博士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1950年的8月29日，邓稼先收拾行李登船回国。他记得小时候离开北平时父亲的嘱托“要学科学”，他也坚信中国共产党必将领导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建设国家需要人才。他眼下迫切要做的就是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报效自己多灾所难，在科技方面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祖国。
1950年10月，回到祖国的邓稼先很快被安排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一直到1958年的8月钱三强交给他任务的那一天。这八年的时光是他一生中最为轻松幸福的时候，也是我国刚刚摆脱百年欺凌，建设新中国的黄金时期。
当时，许鹿希就站在邓稼先的身后，她心里知道，丈夫正在承受着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折磨，他需要从这首曲子里获得勇气和力量，他要去紧紧地扼住原子弹的喉咙。
1953年，邓稼先和许鹿希女士结婚，次年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每天下班回来，邓稼先就先逗女儿叫爸爸，还要叫“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儿子六七岁的时候，天一黑他就带着儿子去逮蛐蛐，抓青蛙，常常是爷俩弄得满身是土回来。周末他们常常带着两个孩子去游泳，邓稼先虽然在物理上颇有建树，但游泳却是外行，因为他白白胖胖，儿女们亲切地叫他，大白熊。他呢，也乐呵呵地答应着。
但自从邓稼先从钱三强的办公室出来后，心里非常明白，从今以后，他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说自己在那里，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对于一个保持着儿时天性的人来说，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有种被束缚的感觉，但是新中国需要原子弹以壮国威。因此，回到家他对妻子说，做这件事，他死而无憾。
而当时世界核物理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1941年5月，日本就开始研究原子弹，但跑遍日本和朝鲜，也没找到可供开采的铀矿。德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也因其他国家的阻挠而完结。只有美国可以成吨地生产核原料。
1958年8月开始，邓稼先调入二机部九院任理论部主任。担任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研制工作一开始，是有苏联专家帮助的，但后来情况起了变化。苏共中央很快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有关技术资料等协议的项目。苏方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给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造成了重大困难。
依靠外援是靠不住的，压在邓稼先肩膀上的担子越发沉重了！
当时对于制造原子弹，国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自主研制，谈何容易。从哪里入手？这是邓稼先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
那一段时间，邓稼先在思考的时候，常常喜欢坐在阳台上静静地听音乐。不过，有一天，妻子许鹿希发现他换了个曲子《命运交响曲》。
邓稼先的思考终于找到了方向，他决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高温高压下物质性质三个方向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不要小看这三个方向。这等于是找到了原子弹喉咙的位置。
接下来，邓稼先迅速把理论部的人员组成三个组，分别攻关。研究人员开始进入一个齐头并进的繁忙期，他们用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甚至纸笔来计算着人们难以想象的大量数字，算完的纸一扎扎、一捆捆地装在麻袋里，堆满了屋子。每一个数值都要反复核对，确保准确无误。一个关键数据算一遍要有上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开五六个方程式。
有一次，忙了一夜的邓稼先接听一个电话，一听就说计算错误了。许鹿希问他，你又没算你怎么知道。邓稼先说我有个粗估，他们怎么算都不能出我这个粗估范围，出了，就肯定是错的。回头再算。
还有一件事，在1960年，他们曾经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苏联专家以前曾经随口说出一个关键数值，后来经过计算得出的结果和苏联专家说的并不符合。
就这样，邓稼先带领大家反复演算了九遍，演算纸都从地面堆到了房顶。最终证实苏联专家的数值是错误的。后来著名科学家华罗庚评价这次计算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一次计算。
1961年，经过整整三年的计算，邓稼先带领的研究人员终于敲开了原子弹设计的大门，原子弹的蓝图基本成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按照邓稼先他们的设计，顺利地在沙漠腹地炸响。
在这巨大的蘑菇云的后面，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早在一年前，邓稼先就已经率领原班人马开始了氢弹的理论设计。
氢弹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在原子弹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行了，简单地说，原子弹是利用核裂变过程获得能量。而氢弹呢，是利用核聚变的原理获得能量，二者正好相反，好比是一个打碎一个合并。但是氢弹的聚变反应必须由原子弹裂变时产生的高温来点燃。这就是为什么氢弹的研制必须要有原子弹的缘故。
1965年年底，邓稼先和于敏共同拿出了一个氢弹理论设计方案。经过1966年两次热核试验，证明了这个方案的正确。1967年6月17 日，中国顺利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氢弹的研制，我国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原子弹制成到氢弹爆炸：美国的间隔是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的间隔是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而中国呢，两年零八个月。
而邓稼先因成功研制原子弹和氢弹获得特等奖之后，很多人问邓稼先，搞两弹得了多少奖金，憨厚的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
1986年，老朋友杨振宁来北京看望邓稼先，问起这个问题,邓稼先夫妇最后终于回答了他。一张，十元。不对，是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当时杨振宁不信，许鹿希严肃地说，这是真的，不开玩笑。
邓稼先一生中极少主动要求照相，但有一张照片却是个例外。
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时，核弹直接从高空直接摔在地上，并没有出现蘑菇云。当时，作为理论设计总负责人的邓稼先硬是推开所有人，登上吉普车亲自去寻找碎片，查明原因。而因为这次找碎片，邓稼先受到严重的辐射。后来得知这次事故是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邓稼先才放心了，但同时他也知道了自己已经受到了一次致命的伤害。
1980年以后，邓稼先开始衰老得特别快，1985年，最终因癌症住进了医院。1986年6月，杨振宁去医院探望邓稼先，拍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也定格了他们一生的最后一次会面。仔细看，会发现照片上的邓稼先，嘴角还有没有擦去的血迹。在此时，微笑的邓稼先的身体里，正在大面积地出血，并且，止都止不住。
即使躺在病床上，邓稼先也时刻没有忘记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事业，在此期间，他和老搭档于敏等同志又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情，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985、1986年期间，邓稼先向中央提出并起草一份建议书，建议书指出，世界核大国的理论水平已经接近极限，并且，他们已经可以达到计算机模拟的程度，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很有可能通过限制别人试验来维持自己核大国的地位。
不要小看这份建议书，邓稼先敏锐的远见，使我国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继续辉煌了十年，使中国终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
1986年7月29日，我国一代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与世长辞。在临终时刻，邓稼先叮嘱身边的人最后的一句话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太远……。
1996年7月29日，也就是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次日，中国就向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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