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万名官员留洋“受训” 新加坡和美国最受重视

-在官员出国培训的项目中,中组部最为重视的有两个: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

-出国深造更主要目的是打开地方官员眼界和思路,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

今年3月31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为“市长班”学员所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学员娄冰任典礼司仪,范锐平以班长身份代表学员致答谢词。前者职务为贵州省仁怀市市长,后者为湖北省鄂州市市委书记。

就在同一天,南大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正式成立,这意味着负责管理“市长班”的机构已迅速发展,从项目办公室变为更具规模的学院。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如今,共有9200余名中国官员“受训”于南大。据了解,官员出国培训的项目中,中组部最为重视的两个项目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与世界各国间从交流合作到互相学习是必然趋势。”昨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

“下南洋”18年学员级别逐渐放宽到县处级

和一般的出国培训不同,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是一项正式的官方行为。

据了解,2001年4月,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和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的见证下,中新两国政府代表在狮城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从此,两国间干部培训的合作拉开了序幕。

“新加坡的一些大学保留英汉双语教学,在培训中国官员方面是有优势的。”昨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告诉本报记者,《协议》正是在中央认识到加强官员海外培训的重要性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根据《协议》,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向南大选派学员,最初学员的级别必须为厅局级,后来逐渐放宽到部分优秀处级干部。而南大相继创立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班,就是培训中国官员的主要平台。

其实在协议签署前,就已经有官员“下南洋”受训了,至今有18年历史。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随后在同一年,由新加坡外交部出资,南大开始培训中国官员。最初是进行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短期培训,随着培训的不断深入,各方都认为有必要把培训时间延长,于是先后在1998年和2005年针对中国学员增设了学制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南大中国事务处副主任戴世岩说,在中国学员中,约两成为厅局级干部,七成为县处级干部。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所以也称其为“市长班”。

毛寿龙告诉记者,除了中组部的培训项目,每年各级政府也会派干部到新加坡进行专题考察、学习,除了市政管理,公积金制度等,也包括媒体管理经验等内容。

要求严、学习苦“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

“出国学习是一件苦差事,美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安排的课程不会少。”毛寿龙说。

去年南大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培训班的课程就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创新管理等各门课程。

据知情人透露,黑龙江省去年有30名干部在南大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这些干部都是经过两轮严格考试筛选以及校方的认真审核最终确定的,他们平均年龄37.6岁,当中既有县区主要领导、也有省直和市直部门的处长、局长,都是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工作骨干。

“一般每天授课时间都在6小时以上,最多的时候达到12小时,再加上频繁的社会实践调研,大量的课后阅读和个人、小组作业,平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时间安排捉襟见肘,十二点之前宿舍基本没人熄灯,学习到凌晨两三点钟也是家常便饭。”一位曾赴新加坡学习的官员在培训记录中这样写到。

另外,在学习情况考核方面,新加坡的大学要求也非常高。

该官员介绍,南大每门课程结束后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命题充分体现学科前沿理论同现实世界发展变化的紧密衔接,不久前刚刚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很快就可能出现在考题当中,如果缺少对相关知识深刻、准确和熟练的把握,根本不可能顺利通过。”

中国学员在新加坡除上课外,也通过出席国际论坛或招商会、推介会等,对本地区、本部门进行推介,扩大与外界的联系。

南大中国事务处副主任戴世岩表示,通过在新加坡学习,中国学员加深了对新加坡国情及发展模式的认知,也因此结交了更多朋友,这不仅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有益,也对新加坡的长远发展有益。

对于大批干部赴新加坡培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如此解读: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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