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短短五十天内，杀戮儿童的惨案同时在六个省份的小学与幼儿园里爆发，仍然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滥杀无辜而至如此“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面而彻底地突破了中国文化中历来“冤有头债有主”的道德底线，已不啻是一场中国人对中国人的“超限战”。
十几年前为“穷国与弱国”们精心设计了这一专克强国的妙计的那两位中国军官，在主张“无限制运用手段”以“满足有限目标”时，恐怕未曾料到，他们的战略居然会在中国人自己之间先得到如此全面的实战演练：“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意味着菜刀铁锤杀向小学生与幼儿园的孩子们，而目标之有限更已致极端 ―― 同归于尽，即算最大成功。
而举国大惊的原因，则在于我们至今仍不能或不愿正视一个事实，即今日中国已是一个“超限之国”，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严重“超限”—— 不讲道理，不循规则，不守法律， 不尊道德 —— 的社会：
无论经商或从政，升学或就业，不“超限”如何成功？谁不在无所不用其极？运动员伪造年龄，艺术家陪酒上床，砂纸下磨出汉芯片，相机里跳出华南虎，行文则秋雨含泪，填词则兆山做鬼，毒牛奶白似雪，奴工窑黑如夜，问题疫苗，爱滋血浆，纸币开铐，鞋带上吊，卖淫后处女入狱，七十码男儿飞天，城管胜似土匪，警察赛过强盗，教授实乃叫兽，人民确是屁民，辩清白者断指，验肺病者开胸，索薪须跳楼，护房必自焚，中国人的死法更成为千年盛世的独特标志，躲猫猫，喝开水，超限超想象，却从不失灵。
如此社会如此乾坤，菜刀砍小学生与幼儿，比起坦克压大学生与市民，不仅在规模上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在手段上又怎么能说是更超限，更残忍？
正是发生在二十一年前的那次事件，开启了当今中国的“超限时代”，造就了今日的“超限中国”。学生们要求的只是与政府公开对话，武力镇压，是凡人心尚存者与精神正常者都以为绝不应该也绝不会发生的事情。但它就是发生了。杀小学生的个人非用精神病不能解释，杀大学生的政权如何解释？到底是谁更丧心病狂？
北京８９６４，乃是二十世纪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其惨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次，不再是一个急于立威的异族入侵者，而是一个本族的政府，仅仅因为它自己已经人心丧尽，理屈词穷，就大开杀戒。整个民族的道德底线被突破，整个社会的道德建构从此崩塌，十三亿人在全世界面前沦为一个被打断了脊梁骨的“苟活者”民族，二十余年到今日，我们终于不得不面对无法逃避的后果。
自那以后的苏东剧变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破产，凸显出这一制度已完全丧失了自身曾经或许有过的历史的与逻辑的合理性。它的政权的获取、保持、日常运作以及在不同执政者之间的跨代传承的方式，都已被世人完全否定。它是一个在根本上逆历史，非理性，反正义，不道德的制度，是一个“超限”的制度。它的苟延残喘，靠的是热兵器时代，民间以数量优势取代政府在暴力上的质量优势的日益困难。所谓“拿两千万人头来换”，揭示了它的本质 ―― 一个建立在死亡威胁基础之上的制度。
但这样一种制度所造成的，只能是除了一个生死大限以外否定其他任何有效制约与限制的社会。政府不超限即无法维持（维稳），民众不超限即无法维生。官民互动，民间互动，在本质上正是一个全方位无止境的“超限”竞赛：唯犯规者能胜出，创下新纪录，逼着下一轮的参赛者来打破，竞赛愈演愈烈，社会也就日益变得无法律，无道德，无善恶，无羞耻，无良心，无同情，无底线 ―― 所余者，强弱胜负而已。强势者无不可为，弱势者不到鱼死网破之时，则无不可忍，好死不如赖活。强势者因此而更加有恃无恐，步步进逼。逼过分的标志，不是法律，不是情理，也不是道德，―― 所有这些限制都早已被超越被取消了 ―― 而是弱势者觉得自己已陷入生不如死的绝地而突然反噬。此时，他们自认代表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同样无不可为，“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够得着谁就杀谁，杀一个够本，再多都是赚的。
强行维持（维稳）这样一个丧失了历史与逻辑的合理性的“超限”的政治制度，就象强行维护一个已经被发现有致命设计缺陷的硬件或软件系统，只能是运行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事故越发越频繁，越发越恶性，而最终还是逃不脱全面失控与彻底奔溃的结局。
２０１０年５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