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郭沫若（1）

         三十年前,有一次整理父亲叶以群留下的书籍,看到一份文稿,是郭沫若和青年陈明远的通信。当时陈明远是上海中学的一名学生，郭沫若把他介绍给父亲和电影艺术家白杨，因为我们两家住得近，周末陈明远可以来串串门。后来父亲对郭沫若和这位青年学生的通信很有兴趣，准备撰写一篇报告文学。在那些通信中，非常难得地读到了一个文坛巨擘和一个青年人的坦诚对话。我所以觉得有价值，是书信的字里行间透发出的真诚和坦率。那时，文革结束才几年，辞世的父亲刚刚获得平反，郭沫若先生也已过世。我为那些通信写了一份说明，寄给北京的一家文艺史料杂志发表了。 

                                                                                       一
        其中有一封信是郭沫若1962.7.20写给陈明远的:“你写的关于我的研究文章, 译写的我的旧诗,目前是不大好发表的,你就是用了笔名,别人还会知道,要风言风语的。我这是为你着想。你太年轻,太天真无邪,不了解社会的复杂性。我也不愿意让你过早地了解到人情世故的复杂性。不要让人家说你。……过些年等时机成熟了再发表也不迟。将来你就会明白到我的一 番苦心。”
         写信的年代，郭沫若担任着中国文联主席，是建国后文化艺术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的艺术成就涵盖了文史哲的广泛领域，而在艺术创作方面，尤其在诗和历史剧方面建立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崇高成就。可是他为什么会对一个青年坦陈他对“风言风语”和“人情世故的复杂性”的深深忧虑呢？
         回顾历史，郭沫若的忧虑不是他一个人的忧虑，经历了反胡风和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后，看着身边的朋友或是同行一个个不明就里地倒下，似乎很难还有谁能够无忧无虑地活着。
          如今回望老年时期的郭沫若和重读风华正茂年代他的作品, 所能得到的感受到是完全不同的。他年轻时的作品，不论是诗，还是剧作，都洋溢着一股火热的激情，一种昂扬的气势。让人激动，让人鼓舞。
          在《天狗》中他呼喊：“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何等气势磅礴,气吞山河!
          在《凤凰涅磐》中他高唱：“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我们热诚，我们挚爱。我们欢乐，我们和谐。…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我们欢唱，我们翱翔。我们翱翔，我们欢唱。”何等自信、自豪！
         他发问：“昂头我问天，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低头我问地，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伸头我问海，海正扬声而鸣。”又是何等自尊、自傲！
         年轻时他的作品是否定旧世界，歌颂新生命的光彩夺目的诗篇。诗篇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狂飙突进的气势，势不可挡，所向披靡。
         曾读到过关于郭沫若的一段往事：1937年他从日本回国，带着来自日本的夫人安娜和两个儿子回到上海。当时他在某周报担任编辑，和郁达夫、张资平等合作。经管生活相当困难，但是他所办的杂志在青年中很受欢迎。郭沫若在四川的家属了解到他在上海的经济窘况，他的哥哥就借四川创设省立成都医院时，为他谋了一个职位，聘请他担任该院医务主任。因为郭沫若毕业自日本帝大的医科。他哥哥派人到上海去接他一家四口，并寄去一千元汇票给他做路费。可是郭沫若拒绝了哥哥的安排，他说：学了医科不用无罪，去当医生诊治病，却不过是造成由我杀掉几个人的罪恶吧了。也因为这一和鲁迅相仿的弃医从文的选择，中国又少了一个医生，多了一个文豪。
        在文坛旗手鲁迅陨落之后，郭沫若成为左翼文化的旗手。抗战年代，郭沫若在回忆录《洪波曲》中曾写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不分党派、不分新旧，把所有拿笔杆子的人都团结起来。该会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由罗荪、蓬子、适夷、以群、乃超诸人主编。”
         郭沫若和周恩来有长久的友谊，1927年是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周恩来安排叶以群在郭沫若身边工作。并且多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我看见过一幅照片，郭沫若、夏衍、以群和舒绣文、丁聪等十余人，在重庆的一幅合影，背后是简陋的平房，前面是蜿蜒的阶梯，上述各位都穿着西装，风华正茂。
         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屈原》就产生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1941年，中国国土大片沦丧，皖南事变爆发后，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全国。谁又愿做亡国奴？剧作《屈原》就在那时创作完成。如此完美的一出历史剧，郭沫若一气呵成，仅仅花了十天。从1942年1月2日晚上动笔，到11日夜，写完了五幕历史剧《屈原》。对历史素有研究的郭沫若，厚积而薄发，他的激情如火山喷发，燃烧着映红了国统区的天空。《屈原》全剧只写了屈原悲剧的一天，从清早到夜半过后，即已涵盖了一个时代和屈原的一生，郭沫若“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周恩来评价说。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
        1942年4月3日，《屈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上演，从那天起，山城传遍《雷电颂》。金山、张瑞芳、白杨等一批最优秀的演员，连续演出17天，22场，一场演出4小时，场场爆满。郭沫若以爆炸式的激情和对正义力量的赞美，振奋起了民族的傲骨，以强烈的爱国精神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屈原在剧中的一段独白《雷电颂》久为人们传诵：“风！你咆哮吧！你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据说，1942年春，此剧在重庆演出时，正好是一个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晚上，舞台上的朗诵应和着剧场外的雷鸣，使整个山城激情荡漾。人们在此后的日子里，都沉浸在《屈原》的情绪氛围里，很多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诵《雷电颂》，鼓舞自己投入战斗。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共两党斗争的前线，郭沫若的声音具有他独特个性的魅力。1947年元旦前夜，周恩来从延安给郭沫若来信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
         时至1947年下半年，白色恐怖遍布上海。11月中旬，为了确保郭沫若的安全，周恩来安排叶以群护送他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在香港期间，郭沫若和茅盾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都由以群负责安排。直到1949年春天，大批集结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分批坐船去解放区天津，以群在潘汉年的领导下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当他送走郭沫若和他当时的夫人于立群时，他们的五个子女世英、民英等都在同一条船上。当时他们多么兴奋啊！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