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魔王”胡肇汉曾任“江抗”副司令员？(2010-03-31 21:24:16)
标签：历史新四军杀人魔王胡肇汉沙家浜文化
近日到红色经典胜地沙家浜游荡，在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里看到展板上记录着，在《沙家浜》主角之一胡传魁司令的原型人物胡肇汉，这个臭名昭著、杀人如麻并涉嫌汉奸叛徒的家伙竟然成为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副司令员，也就是在《沙家浜》剧中著名的抗日部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胡肇汉的长子展示父亲和父亲胡肇汉的照片。
说到样板戏《沙家浜》，很多人都搞不清剧中复杂的剧情关系，胡传魁明明是跟新四军为敌的，但怎么又会被日本兵追得晕头转向，还要阿庆嫂来救他？而阿庆嫂又为什么会有“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的疑问？
事实上，那个时侯乱世中的阳澄湖畔沙家浜一带，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军、伪军、国民党军、新四军、土匪等各路人马混杂其中，出现胡传魁这样的人物，正是那段历史真实状况的必然选择……
上个世纪70年代，当样板戏《沙家浜》电影优先在沙家浜放映时，一些社员情不自禁地指着电影中的胡传魁，异口同声地说：“他不就是在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杀人魔王胡肇汉吗？”
苏州文史专家说“新四军未到阳澄湖畔之前，可以说正是各路土匪嚣张称霸的时候，胡肇汉算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土匪头子。”其实从外貌上看，现实中的胡肇汉与戏里的胡司令截然不同，戏里的胡司令大腹便便、性格粗野、态度蛮横，但生活中的胡肇汉则是长得精瘦、目如鹰隼、眼含杀机，甚至给人阴险毒辣的印象。
历史研究学者表示，其实胡传魁与胡肇汉的唯一相同之处，就是早期都打出抗日旗号，后来均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成为死心塌地的“反共派”。
胡肇汉生于湖南岳阳，早年在地方保安团当兵，终日赌博，受到父母兄弟斥责，只得外出谋生，辗转于安徽、江苏一带。他从20岁就混迹于国民党警界，曾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实际上都是在上海任职。
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军队轰然溃败，大片江南国土沦入日寇手中。胡肇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流落苏州地区。后来他就到国民党程万军部何锡光支队当了副官，受命到吴县阳澄湖中心区太平桥北，收聚溃兵游勇，扯起“民众自卫队”旗号。之后，他还率众摧毁吴县黄棣镇日伪警察所，夺获全部枪支，接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伪军据点，从此在阳澄湖立足。
一位研究沙家浜历史的专家徐耀良说：“应该说，胡肇汉当时在阳澄湖已经有很大名气了，而且还赢得了威信，因为他不仅打日本人，抢过日本人的物资车，还打跑了不少土匪盗贼。”
在京剧《沙家浜》里有一段“阿庆嫂智救胡传魁”的情况，与胡肇汉的发迹过程大致相似。唱词里提及“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在那个乱纷纷的年代里，胡肇汉也在不断壮大队伍，徐耀良说，“当时一块大洋就能买支枪，当时胡肇汉也不缺钱。”
而胡肇汉的“司令”头衔，又是如何来的呢？
当时阳澄湖沺泾一带，有一支由当地人陈味之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活动比较频繁。1938年10月，应陈味之的邀请，程万军派下属六支队司令何锡光率胡肇汉等，帮助陈味之组建部队。胡肇汉暗藏杀机，再加上他结帮营私已成气候，就以陈味之要投降日军为借口发动兵变，将陈味之的这支游击队据为己有。
也有人说：“胡肇汉投靠国民党程万军后，在六支队任副官，并随六支队挺进苏州阳澄湖地区，半路上他纠集旧部，突然站出来高呼‘支队参谋长是汉奸，要抗日的跟我来。’当即将支队参谋长陈维芝（也有称呼为陈味之）打死，并威胁谁要反抗就和其一样下场。很多旧部立即站立队伍两侧，拉开枪栓，气势汹汹，部队不明底细，一时都听从了胡肇汉的命令。就此，胡自封为司令。”
队伍开到苏州阳澄湖畔的相城后，胡肇汉在镇上最大一家饭店请客，将镇上有头脸的老板请来。据说当时胡肇汉派人站岗把门，然后发话，说他到这里为抗日而来，自此就不走了，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他一把，反正不能做汉奸。当时很多人为了早日赶走日寇，就纷纷认捐。就这样，胡肇汉在阳澄湖畔不断扩充实力建立根据地，成为远近闻名的“胡司令”。
直到新四军的到来，以及“江抗”武装的崛起，“胡司令”占湖为王的日子到头了。
沙家浜革命历史教育基地。
“战斗负伤离战场，养伤来在沙家浜。半月来思念战友与首长，也不知转移在何方。”这是《沙家浜》里的经典唱词，说的是18个伤病员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沙家浜养伤，而大部队已经转移了。但是戏中始终没有交代的是，大部队为什么转移，又转移到哪儿去了？
苏州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沈伟东介绍，其实这个问题还要从当时的新四军六团“东进”和“西撤”的历史过程说起。
话说日本人占领江南后，由于兵力有限，只能实行点线占领，分兵把守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而不能控制广大乡村及众多小城镇，为游击战争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1939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要求新四军到苏南作战，建立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政府为设限共产党军队发展，宣布丹阳以东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游击区，丹阳以西为新四军的游击区，对江南新四军画地为牢，严格限制其向外发展。
而江南新四军的领导、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对向苏南东路地区发展早有预划。1939年5月1日，新四军第六团三个营共七八百人，在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率领下，从茅山地区出发。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寻找借口破坏东进，陈毅决定让六团与当地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并采用“江抗”名义东进。
“江抗”东进抗日，一路上战绩赫赫，威慑敌胆，一些地方游击队纷纷接受“江抗”收编。为了扩大抗日力量，这年七月的一天，“江抗”副总指挥叶飞亲赴吴县太平桥，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胡肇汉虽有不服，但也不敢抗拒。当即，胡肇汉部队被收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仍由他任司令。
经过仅仅四个多月的东进作战，“江抗”已由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而此时，国民党终于发现“江抗”就是新四军，于是向新四军军部施加了强大压力，蛮横要求“江抗”西撤，同时调集“忠义救国军”准备与“江抗”决战。为了顾全大局，陈毅命令“江抗”西撤并准备向苏北发展。而这就是《沙家浜》开场中大部队转移的真实历史背景。
“江抗”挥师西移，胡肇汉部也一起行动。当部队西移来到无锡鸿山这个地方时，胡肇汉再也不想走了，他推脱身体不好，就“请病假”，带了几个亲信，重又回到阳澄湖地区。
他这一回来，给新四军带来很大危害，于是就有了新“江抗”夏光的第二次对他收编。
徐耀良说，“江抗”西移时，在阳澄湖地区留下了刘飞、夏光为首的36个伤病员，不久上级领导派杨浩庐回到常熟，与夏光等同志研究，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称新“江抗”），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
由于这一带敌我犬牙交错，地下党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政权、敌伪维持会在当地并存，斗争复杂而尖锐。就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新“江抗”不断成长，周围群众纷纷相告：“江抗又回来了！”
原来，自从“江抗”西撤后，阴霾再次笼罩在美丽的阳澄湖。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和复杂，日寇在东路所有县城、重要乡镇设立据点守备，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设封锁线，把大片江南原野划成小块，加强军事和经济控制。日寇在常熟的警备队中队长武藤束、在浒浦的警备队中队长高桥、在支塘的警备队队长冈国义，在阳澄湖地区反复搜查新四军伤病员，肆无忌惮地对乡亲们骚扰抢劫、奸淫掳掠。汪精卫“和平救国军”的干将徐凤藻，接受了日寇的委任状，当上了常熟绥靖司令，配合日寇占领城镇据点，不是“扫荡”就是抢粮。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袁亚承、周振刚这两个支队，与当地封建武装“大刀会”狼狈为奸，也是鱼肉乡里。
得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准备委任胡为先遣支队司令后，夏光、杨浩庐就联名给胡写了两封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站到正确的立场上。但两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此时，胡肇汉有自己的想法，既不愿得罪共产党，又不愿脱离国民党。鉴于这种情况，夏光、杨浩庐决定和胡肇汉直接见面，但胡肇汉生性奸诈，行踪诡秘，一时难找。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村有个姘头，他经常到此过夜。夏光就把部队移驻车渡，张网以待。
一天黄昏，夏光和杨浩庐在湖边堵住了胡肇汉。一席长谈后，第二天一大早，胡肇汉就表示，愿意归顺新“江抗”。江抗东路司令夏光对他晓以大义，委任他为东路副司令。也就是这个时候，胡肇汉做了我方的军领导，但实际上没有做事，只是挂个名头，当时双方部队还进行了联谊活动，场面融洽，但是后来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放大看，表中的“第三把手”就是胡肇汉。
“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是《沙家浜》里阿庆嫂对胡传魁质疑的唱词。《沙家浜》中的胡传魁队伍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却成为新四军的凶恶敌人。那么，“忠义救国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沈伟东介绍说，“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由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杨虎等人组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该部残存的1000余人根据戴笠指示撤到皖南整顿。1938年1月，戴笠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明确其性质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敌后游击武装。3月，戴笠在武汉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
戴笠先后派出多名特派员，到东路地区扩张势力，收编杂牌武装。例如，于淘生原系戴笠手下一名老牌特务，1937年10月到浦东时，还只是国民党军队某部的一个特务长。上海失守后，于淘生搜集了一批散兵游勇，共有五六百人。这支部队军纪松散，敲诈勒索，甚至和毒贩勾结参与绑票，班长都带老婆，五六百人的队伍，家眷就有一二百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也被收编为“忠义救国军”第四大队。
“忠义救国军”虽然也组织过一些针对日伪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它也积极与新四军搞摩擦。
沈伟东说，在这种形式下，胡肇汉表示愿意率部再次加入江抗东路军，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从1940年6月开始，胡肇汉便打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还暗中与日伪相勾结，成了阳澄湖一带妇幼皆知的杀人魔王。据统计，胡肇汉抓捕的地下工作者、“江抗”战士亲属及其无辜群众近200人，都对他们施以枪杀、刀砍、挖心、火烧、活埋、“种荷花”（将人身上绑缚石头沉入湖中）等野蛮酷刑。
新“江抗”在打击日伪的同时，也多次寻战胡肇汉，狠狠地打击了他的反共凶焰。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肇汉一度出任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主任，后长期担任吴县阳澄湖区区长，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春，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感觉大势已去的胡肇汉悄然从阳澄湖登舟潜逃，从此一度销声匿迹。
正是这些复杂的背景和关系，成就了一部经典戏剧的戏剧冲突。
《沙家浜》里的原型人物展示。
自从1950年胡肇汉在上海被抓，同年年底在苏州公审并执行死刑后，“胡司令”的历史随之灰飞烟灭，家人下落也成了谜。
近期，根据胡肇汉的长子胡中元叙述，在胡肇汉被捕后押回苏州，他们全家人还一起团聚了两次。
根据胡肇汉被捕后供认，上海解放后，他不得不逃往广州，后又转至香港。因人生地不熟，他并未与匪特机关联络上。到了1950年3月，他再转至舟山，这才找到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被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起先，他企图带着一帮匪徒从宁波沿海登陆，但因解放军戒备森严，未能得逞，只得仍从香港入境。他准备先到上海，再潜回阳澄湖收集旧部，哪知到了上海，就落网了。
当年赴上海抓捕胡肇汉的谢德文老人为苏州专区公安局侦查科情报股股长。谢德文说：“当时像胡肇汉这样的土匪头子是很多的，只不过他的罪行比较大，所以格外重视了，并且派了好几路人马分别奔赴各地抓捕。”但他们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的一次行动，根本没有怎么当回事，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沙家浜》这部戏。而且胡肇汉长得什么样，他们也都不太清楚，连个照片都没有，只能根据介绍的特征去抓人，譬如年龄、身高、脸型、口音等。
当时苏州公安局去的一共是五个人，谢德文记得一共去了三趟，才在上海一幢老的居民楼阁楼上抓到胡肇汉，“上海公安局也派了人配合抓捕工作，来到这幢居民楼后，上海公安人员敲门说要查户口，当时是夜里12点半多，睡在阁楼上的胡肇汉已经闻风起来了，上海公安局七个人带着枪进去抓的人。当时看胡肇汉个子不高，甚至可以说有点矮。当时已经是5月份了，他还戴着个帽子，让人感觉很奇怪，一查才知道，帽子里有委任状。当时，他很快就承认了身份。”
其实那个时候，胡肇汉已经非常警觉了，在上海经常换地方居住，太熟悉的朋友也不敢借住的。但那次被抓的地点，恰恰就是他的一个开布店的朋友。
谢德文老人说，这次抓捕胡肇汉应该说是比较平静的，连个打斗和争执都没有，抓回来也没怎么特别重视，连个立功受奖都没有，只是当地报纸上写了个报道而已。直到审判时很多人对胡肇汉进行血泪控诉，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土匪。
1950年11月30日，在苏州金门外华东革大礼堂内，召开了对胡肇汉及其同伙的公审大会。随后，法院当场宣判：判决胡肇汉、王群两首恶死刑，立即执行！据说当初胡肇汉是软瘫在地的，后来是被公安人员拽拖上车、押赴刑场的。
胡中元对于父亲最后的印象是：干净、精神、平静和米色长衫。胡肇汉被捕后，被关到当时的苏州司法机关，“当时是1950年五六月份，我们全家被通知去见他。下午4点多钟，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在司法机关大礼堂见到了父亲，解放军在旁边站岗，父亲一身米色长衫，没有戴刑具，衣服干净，人也很精神。父亲当时很平静地和母亲说，‘我不会活着出来了，你要把四个孩子养大，孩子送人也可以，你自己找个人嫁了，我不会怪你的。’”
两次见面后，母亲带着胡中元他们从上海回到苏州居住，“每个月母亲都要给父亲送菜、送棉被和衣服什么的，但就是不准再见面了。”
天气由炎热转寒冷，胡肇汉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
附：判决书
查匪犯胡肇汉，兵痞出身，从1926年起历任蒋匪保安特务团团长、三青团京沪行动总队司令、青浦警察队长、太昆地区清剿指挥所主任、吴县阳澄区区长等伪职，直至解放。二十四年来该匪一贯进行反共反革命活动，残杀人民，抗日期间，专门勾结敌伪，反对人民抗日武装，仅1940年夏，在吴县陆巷村，该匪勾结日寇金田及伪军第十师包围我新四军夏光部队，伤亡我抗日武装百十余人，活埋我伤员十余人，又在阳澄区残杀十图偃无辜农民徐政狗、王行洪，江抗工作队员陈瑜同志，进步青年张忍熙、张天爵，及田泾乡渔民三十六人。解放后，该犯竟不思悔改，竟参加蒋匪军统特务训练，受任伪“江苏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公署中国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伪行政专员及伪专区前进指挥所主任”，亲伪＊，率领匪众，潜回我解放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并积极扩展其武装，建立匪地下区乡镇伪政权，并派周匪荣，收集其旧部，企图以澱山、洋澄太湖等地为反动基地，进行武装破坏活动，委任王匪柏年、刘匪建军担任伪“常熟行政委员”，布置发展匪特武装，扩充匪特组织宣传，该犯历时数十年，一贯与人民为敌，残杀善良人民总计达千余人，人民咸称为“杀人魔王”罪恶昭著。
以上胡匪肇汉，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坚决与人民为敌，实殊（属）罪恶累累，法不可赦，特依法将胡肇汉处死刑，剥夺政治权终身，经呈奉苏南人民行政公署核准于本月日，将胡匪肇汉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另有野史称：
民国34年夏未央，常熟人民迎来了盼望八年的巨大欢乐。
8月16日中午11点，《常熟日报》发出号外：日本无条件投降。人民奔走相告，一片欢腾。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胜利竟是来得如此之快，因为胜利前一天日本宪兵队长还在报上作气势汹汹的威胁。
随后的一段时间，县境内局势巨变，伪县长王昆山与伪保安队副队长仲炳炎借故离常，伪政权瓦解。《常熟日报》被三青团接收，改出《新常熟日报》。国民党县党部进城办公。9月3日上午，忠义救国军直属技术营进驻城厢，陈营长率队在城区北门大街、石梅、西门大街、寺前街等处游 行，人民万人空巷、夹道欢迎。
胡肇汉，这个后来在样板戏《沙家浜》中作为胡传魁原型的司令，此时风头正劲，率部在苏州车坊、斜桥、甪直等处巡游。胡司令倒真的是司令，他是三青团上海支团京沪行动总队司令，布防在阳澄湖一带，手下有三、四百人。日本一投降，胡肇汉立即组建第七区复兴委员会。胡司令兴之所至，发表言论，表示要在阳澄湖湖边筹建抗日纪念塔，在厢城太平桥建烈士公墓。所有经费，除请地方人士担当部分外，他个人也将承担部分。此即筹建抗战胜利纪念塔一事的发端。
胡肇汉发出筹建抗战胜利纪念塔的建议没几天，9月9日京沪行动总队即被撤销。后来苏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孙天放下令缴了胡肇汉和手下的枪，还把胡关了3天，弄得胡狼狈不堪。胡司令看看吃不开了，跑到青浦县当了警察大队长。
回头再说常熟县里，9月19日安蔚南县长到职就任。同月底，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为便利各县复员工作，饬令各县组织复员委员会。常熟除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当然当选外，地方人士蒋韶九、王益崖、庞甸材等五十余人为委员。 复员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会上朱钧英、朱生泰提议，在虞山顶上建造抗战胜利纪念塔，使后世子孙亦可永留深刻的印象。建塔经费，拟由县政府规划，再行提会讨论。提案后，县政府拟订规划，以便下次会议决议。
然而胜利之后，县政府面对千头万绪的杂事，穷于应付。同年底，省政府发文，令各县建立民众教育馆，设置忠烈纪念室。由此，筹建抗战胜利纪念塔之事即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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