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城混了好几年了，从来没写过啥评论。今天看了润涛阎的文章，觉得实在忍不住，就注册了个笔名，写几个字。
当年我大一，参加过事前的几乎所有“精英”高校讲座，也参加过几乎所有的早期游行和绝食。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特别是当时学生的心态。这个文章有很多地方不准确，有的地方简直是混淆视听，所以一定要说一说。
首先说1989年的性质。1989的主调绝对不是反官倒和腐败，而是更为抽象的民主和自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88年的时候，有次戴晴在学校里演讲，她就明确地说，明年五四一定要闹一闹，一个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一个是1919年五四80周年，碰到一起了。
1989是1986学运的继续。1986年的事情以胡下台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关于1986学潮，我记得当时看过一个报告文学《元旦的震荡》，作者叫“理由”，学生这边写得比较详细，上层的变化写得不大详细，公开发表的作品，大家可以理解的。不知道现在是否还能找到。
1986时，还没有什么1988的“勇闯价格关”，从一个侧面映证了学运的主题并不在物价、腐败等具体事情上。其实，1919年的“德先生”还是1989年的主题。
1989年的
回过头来想，学运的发生跟共产党的教育有关。我们的教育从小就是“英雄式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人从小就想当英雄，个个都以天下为己任，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当时提供的阶梯太少，年轻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把命运都押在政治上。不像今天，大家都把心思放在怎么弄钱上面。
看过美国电影《生于7月4日》的人可能对这种英雄式教育的弊端有所了解。（仅仅从心态来看，1989的学生跟文革中的学生确实有不少相近的地方，当然，运动的性质、形式和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学生们非常自负，自以为真理在握；再加上人家林彪20来岁就做军团长等等故事的激励，青春期的荷尔蒙加上革命老一辈英雄事迹的鼓动，以及对个人前途的焦灼，混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果：总想趁早干点啥惊天动地的事情。
柴玲或者别的什么人，大约都是这样的代表。说实话，我不喜欢她，但是，我也不赞成这一条文章对她的评价。她当时就一个学生，虽然她好像是北师大的研究生，估计也就23、4岁的样子，主要的阅历和理念都是来自学校教育、书本上英雄人物的生平以及那些“精英”的鼓动。说一些傻话，做一些错事，争个名，夺个利，是比较正常的，不这样才不正常了。（回过头来想想自己，20岁出头的时候，做的傻事还少吗？为啥对柴玲做那么高的要求呢？）1989这么大的事情，有没有她柴玲，不会有区别的。她下来，会有N个人抢她的位子，做的事情估计都差不多。我猜，其所以她要坚守广场不撤，主要的原因很简单：广场是运动的中心，你走了，我留下，我就成了领袖了。再加上大批外地学生其实也没地方去，索性就把广场当宿舍，所以，撤退根本就不现实。还有，学运并不是个什么紧密的组织，谁能命令谁做啥事呀？
简言之，学运的功与过，与学运领袖个人几乎没关系，所以，不赞成过多地纠缠他们这些人的稚嫩之处。
从这篇文章对李的评价可以看出，李所谓“日记”的发表还是非常成功的，至少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没有野心的技术官员。
当时，李想更上一层楼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司马昭之心：既然有1986总理上位接书记的前例，他没有理由不这么想。（关于胡赵关系，我等会说。）他表现得超常尺度的积极，仅仅是因为他有一腔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态度？
我相信，后来老邓要江上来，李一定也很傻眼并有怨气，同样也有怨气的是陈希同，江选择性地搞了陈而没搞他，点到为止，说明江还是比较有智慧的。
跟柴玲有点像的是，1989这个事情，有李还是没有李，差别也不会大到哪里去，他只是出了个头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有点傻。不过，当时，他并不知道桃子会被江摘走，否则，他不会出这个头的），真正的决策都是幕后的人做出的。但是，我愿意原谅柴，却无法原谅李。
首先是年龄不同，阅历不同。“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
更重要的是，掌握的资源不同。柴其实手上没有多少牌可以打，作为一个松散组织的名义头头，她的影响力其实非常有限，可替代性非常强，能做的选择也非常有限；李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到了最后，学生其实是被动的，政府是主动的。6月之后，广场的学生已经非常少了：从4月到6月，闹了一个多月。就说游行吧，从海淀跑到广场去，一个来回好几十公里，一趟走下来，基本就是一整天时间，很多人脚会打泡的，别的不说，光体力就是个蛮大的考验。在广场上，至少洗澡是个难题吧。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资料，我相信，6月后，广场上的总人数应该不太多了，北京本地高校学生的比例也会大幅度下降，如果不是刘晓波、侯德健那几个人去鼓劲（虽然他们号称是为了劝学生们回学校），可能人数就更少了。
在那种情况下，政府确实有更好的选择可以做。
武力清场虽然未必是最坏的选择，但一定是最坏的选择之一。
决策者显然是高估了学生们的能量，在这个事情上，邓总体来说是过于不自信了。他把1989年的学生当成了1966年的学生。
文革中的造反派夺权，背后是文革小组以及老猫大老板，这个大老板本人其实是官面上的一把手，他两头的资源都可以用的。文革的所谓“造反”其实是“奉命造反”，一切都在最高领袖的掌控之中。而1989年的学生根本就没有那么个有实力的老板。
关于军事政变（包括杨的表现），相关的信息披露不多，可以比较肯定的是，赵没有那个想法。否则，倒赵时，相关的信息会多多少少有所披露。你把理论上的一把手给拿掉了，理由总要比较充分吧。
这里也有人责备赵没有做那个事情。我想说的是，这个责备也不大公正。很明显，跟1976年的华、叶等人不同，当时赵没有控盘的能力和基础，贸然发动，真不知道会导致什么结果。而且，如果那么做，也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这个文章对赵的评价特别不公平，我要特别说明几处。
一个是赵对权力是否那么迷恋。我的答案是否。有俩证据。其一是，在文革期间，周恩来曾经批评过赵太过主动地交权，当时赵是广东省委书记，文革一来，赵把省委的章子什么的，打了个包，主动交给造反派了。这跟造成了上万人死亡的湖北、广西等地有天壤之别。（基本上是当权方假装相应老猫的号召，也搞个造反组织，跟另外一个造反组织对着干，发展为大规模的武斗，还有武斗之后的大屠杀，死伤无数。）
另外一个是明摆着的事实，赵没有学邓的先例，写个信呀什么的，做个永不翻案的保证，以重新获得亲近权力的机会。（1992年邓南巡，几乎是公开地发出了寻求修好的信息，虽然更详细的情况咱不知道。）
至于赵和胡的关系，赵本人做过长篇累牍的说明。我补充俩信息。
一个是赵出任总书记之后，接受过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说，自己更希望当总理。这个电视采访我当时就看到过，跟赵后来的表白是一致的。
另外一个是1989年元旦前后（具体时间记不得了），《人民日报》在突出的位置上发表过一组照片，主角是赵和胡。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什么会，会议的间隙拉家常。从中能看出来，俩人的关系蛮不错的。我们的宿舍订了《人民日报》，那个新闻照片极不寻常，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相信，如果不是胡突然过世，他的复出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且赵显然不是他复出的绊脚石。
这篇文章把赵说成一个大阴谋家，一切都在他算计之内，玩弄邓于掌股之间。我特别反感这样的说法。这个事情，他是被动的一方，邓是主动的一方，怎么他反而成了罪人了呢？
换了任何一个比较重视个人尊严和道德的人，在赵的位置上，能做的选择就是赵的选择。这并不是什么权谋，有的只是一个正常的人对个人命运以及自己能控制的的事情的正常的选择。政治家不能有个人的尊严吗？政治不能有道德吗？
1989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时至今日，我们还在饱受当年没有处理好那件事情的痛苦后果：尽管1992年以来的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一俊遮百丑”，中国社会和国家还是累积下了重重的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在未来可能以激烈的方式表现。个人预期，那个时间表将会在2025年前后（详细论证不展开了，主要依据是“一俊遮百丑”的“俊”将在2025年后走向式微，而制度性的弊端和成本会日益显露）。
回过来想，1989年的主要问题是，尽管它的问题是1919年就提出来的，但是，它还是显得太过超前了。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天，可能结果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记得在广场绝食时，有一个系列小册子在广泛地发送：《新启蒙》。上面的文章我记得不多了，但是，这个名字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谓“启蒙”，按康德的说法，就是让人从被监护状态走出来，成为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
经过启蒙的人在一个社会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是这个社会成为正常社会的前提。
从“启蒙”这个意义上讲，1989是接着1919讲的。如果上溯到1898年的维新运动，你会觉得中国的运气特别不好，事情拖得那么久，代价那么大。特别是在台湾和香港都步入现代文明之列的时候，我们还欠历史一笔帐，而这笔账在未来将会从中华民族手中抽走多大的利息，谁都难以逆料。
最可怜的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国内的人，明明清楚自己坐在一座火山上，但是能做的选择也非常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