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5日早晨，时任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第二总编的王维，接到报社急告，当天的解放日报出事了。这天头版上有张插图，画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持钢枪守卫天安门。可画面的左上角，莫名其妙伸出一只穿皮鞋的脚来，朝着天安门“踢”去。
读者的抗议电话，铺天盖地涌来了。报社一分钟也没敢耽搁，紧急调查所有当事人。
那是前一天晚上，新华社发来重要通讯，报社决定放在头版发表。为了渲染效果，请本报美术编辑李义生，为这篇通讯配插图：“站在天安门，放眼全世界”。
画面上怎么会出现这么一只“脚”？调查发现，原稿上并没有“这只脚”。原来，车间一位工人制版时不当心，把《支部生活》一张插图局部，叠到了这幅画的上面，于是“一只穿皮鞋的脚”便伸到了天安门的城墙上。
事情水落石出。当天就有了结论：一，事故是工人误操作所致。二，此事与美术编辑李义生无关。三，工作流程有严重漏洞，要举一反三，以杜绝此类事故再发生。
几天后，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此事，并要求报社以书面形式向市委上报。
事故已经查清了，然而并不知情的社会舆论起来了。各种谣传不胫而走，通讯员纷纷来问记者，解放日报是不是出事了？李义生是不是逮捕了？读者打来的电话，让接线员忙得晕头转向。当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个人的心绪都很紧张。
怎么给读者一个澄清？当时报社夜班负责人陆炳麟同志出了个主意，让李义生再为报道配画，读者看到他的名字，“逮捕”的谣传就会不攻自破。几天后，一幅“木工修船”的插图见报。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有人“火眼金睛”，从“木工修船”图里看出了作者丧心病狂：画面上的那个船舵，如果遮住一部分的话，很像个“中”字；木工用的锯子，如果去掉一部分的话又像个“正”字，拼起来就是蒋介石的名“中正”。而在满地的刨花里，硬是认出了“陈毅”、“贺龙”字样。如此，反动派头目把革命家刨成碎片践踏在地，居心何其毒也……
没有什么能比政治谣传飞得更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时，有人把解放日报和一封“举报信”寄给了中央。不久批示下达上海，要求市委彻查此案。12月的一天，王维接到通知去市委向石西民同志汇报情况，进门看见有两位“公安”已然在座。还没说几句话，当时的市委候补书记、常委张春桥进来了，一见到王维，劈头盖脑就是训:“那么多人都说李义生是反革命，就你不相信。你想一想，到底是思想右倾，还是故意包庇？”说完甩手就走。
1964年12月18日，李义生在报社被公安人员押送上海第一看守所。
专政机关全盘接手此案，不久经一批所谓专家精心“甄别”，在李义生约130幅已发表的插图中查出50余幅“有问题”。为帮助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在解放日报老大楼(汉口路309号)举办专场”黑画展”，里边不仅有“脚踢天安门”、“刀刨陈毅、贺龙”，在一幅忆苦思甜画里的青花瓷破坛上，找到了”国民党党徽”；在一幅商店开业插图的花布上，发现了民国国庆的“双十”字形……“丧心病狂李义生，在党报上利用绘画反革命，铁证如山！”
解放日报党委终于向市委交出了一份“深刻检讨”。该“检讨”很快被转发全市部委办，上面还加了个按语。
王维记得很清楚，第二年春上，石西民同志调往中央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他到解放日报辞行时还问起李义生案件，“我在上海处理过许多事情，但对李义生这件事，心里一直不踏实。”
1969年5月31日，关押了4年半的李义生走出看守所。随后的9年里，他“躲”进了报社总务科，发文具、修门锁、卖饭票。
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在总务科已经干了9年的李义生，去大礼堂参加全报社大会。因为迟到了，只有靠近主席台的前排还有空位子，李义生硬着头皮坐上去。这是王维重返报社出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王老总一眼看到前排的李义生，他猛然用手势打断会议主持人的讲话。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场屏息敛气。
“李义生同志”，王维挪过话筒凝重地说:“你的那个案子，是个典型的冤案。那时候，我们报社领导没能顶住上面的压力，让你受苦了，蒙冤了。今天在这里，我王维当着全报社同志的面，正式向你道歉！”
事隔二十多年之后，我在电话里问李义生，当时听了什么感觉。他想了想，说出4个字“泪流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