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听说过很久了。上次回北京，从爸的书架里拿出来读。他说因为是禁书，还买的是盗版。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模糊不清。但是还好，文字是清楚的。我不读还好，拿起来就放不下了。
想看章女士的这本书，也是因为见过她一次。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至今记得她。她是北大某个外语系的美女。长得有一种特别的文弱。皮肤浅白，眼睛老有点迷离的样子。但是她在北大想是小有名气，因为当年一冲动,剃过一次光头。在北大那本纪念百年校庆的书里读过她一篇文章，觉得比起其他文章，特别个人化和女性化一些，绝对气质独特。她本人也有那么一种什么都不在乎的态度。我很留意气质特别的人，因此对她印象一直不浅。
她是章女士的女儿。因为认识她，当年做记者的时候要找人采访，才被她和其他朋友推荐，去找她的妈妈。
当时章女士没有名气，只是艺术研究院的戏曲研究专家。但是她的愤青气质叫至今难忘。一个女人，曾经坐牢十年，面对我这样一个想要探讨女性话题的小女孩，她满肚子的话，恐怕有无从说起的感觉罢？
她当时对我说过的话，我十年后才真的懂得......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若干年后，忽然知道她写的书被禁了。想，是不是那个我见过的章诒和？是不是我曾经的朋友的母亲章诒和？是的，就是她了。章伯钧先生的女儿，没有第二个了。
章诒和女士和母亲李健生，１９６４。
对于中国的文革和文革以前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 关于＂反右＂，就更是一无所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详细地写了＂反右＂，这本书才被禁？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那个＂文革＂或＂反右＂之前的世界，可能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我曾经非常困惑，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人们没有对贪婪和欲望的节制，为什么艺术如此猸俗，产品如此丑陋。我曾经从艺术中见过中国古代的辉煌，曾经在去国很久的旧北京老人身上, 见过某种我从未见过的礼仪和风雅。怎么回事？那个具有无可比拟的高雅趣味的中国，做事情精益求精的中国，人人讲究礼仪的中国，在哪里？
看过这本书。我才知道，这个世界，在不久之前，曾经存在过，作者所描述的＂反右＂，就象是一场对旧的世界的摧毁，新的秩序建立了，很多人的权力和地位变化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旧的世界被消灭了，可能是永久的消灭。
政治给人带来的阴影，给人性带来的不可恢复的毁灭, 是如此残酷。有时候让我不忍心再读下去。
我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父亲曾经对我说，不要碰政治。学一门自己的技术，到哪里都不怕。读了这本书，更印证他的话。在中国，近代的政治动荡，摧毁了多少家庭，死亡了多少生命。最最糟糕的，则是政治的动荡对整个民族的曾经优秀的品格的彻底涤荡。
这本书写了不多的几个人物，他们都是＂反右＇时期在作者身边的人物，也几乎都是大右派。从作者的父亲章伯钧开始，到另一个大右派罗隆基。还有＂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康同璧（她是唯一不是右派的人物）。。。每个人物，作者都用生动的笔触，写下与他们之间的，非常私人的交往。交织在一起，就是一个大时代的素描，一个旧世界被摧毁的图画。
在这本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中，张伯驹是个特别的人，简单说，他是个＂公子哥儿＂。这个词，在今天不是褒义的。但是他的视物质财富为粪土的品格，在今天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在他出场之前，作者是这样描述他的－－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地值钱。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小。
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张伯驹 夫人潘素
在后来的章节中，作者和张的太太潘素习中国画，得以和张近距离相处。她把张的特立独行写得极其生动。比如把捐赠国宝级书画的奖状挂在家里不起眼的地方，比如带作者和他的妻子去吃西餐，宁愿从地安门快步走到南池子，也不坐公共汽车。比如为了买一张古画，躺在地上不起来，直到他的妻子答应变卖首饰，帮他买画为止。他曾经向作者解释，变卖家产，用价值百万的黄金买古画，只是为了让国宝不流入外国。
张虽然向国家捐献了价值连城的书画，仍然被划为右派。对此，书中有讨论－－
。。。 。。。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就是这样一个散淡的公子哥儿，却是最讲义气。在章伯钧死后，他的妻子李健生女士独自住在永安里。在旧友里，张倒是第一个前来探望的。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这样一个散淡的公子哥，这么有文化修养的旧文人，对保存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巨大贡献的人，竟落得如此下场。读到此处，不禁心酸。这就是社会，文化，权力更替的时代里面的悲剧。也许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更替，都有这样小人物的悲喜剧上演，可是，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毁掉的中国文化，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或者，需要几代人的重建，才能恢复。。。
最后，作者对张伯驹先生和中国的政治风波有此描述－－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另一个我喜欢的章节，是＂最后的贵族＂－－描写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康同璧女士，和她的女儿罗仪凤。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旧时的真正有风度和有教养的女人。这母女两人，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是，在文革之中，所有的，女人的天然的爱好，她们都不得不放弃，尤其是罗，不得不亲手毁掉她所珍爱的玫瑰花，高跟鞋。对于同是女性的我来说，这是难以理解和难以想象的。在这一章中我也读到了作者写到的，一个女人对文革最凄厉的控诉，它是从罗仪凤的嘴里说出来的－－
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康同璧 ，罗仪凤母女，１９６２。 这张里面，右边的应该是罗仪凤。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当然其内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具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强权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决定保卫自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
＂保卫自己的天性＂，不象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那样隐忍，不象大多数中国人那样＂顺适＂，在人性扭曲，压抑的中国社会，是多大的一个决心呢？
但是她这样说了，这样做了。在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这样。尽管已经有了牢狱十年的经历。（有的象她这样勇敢的中国女人，在那个年代，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相信今天她也还是这样。从她写的书，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些时而平静，时而如火山迸发的语言，告诉我她的内心仍然洋溢着愤怒和激情，尽管有很多人会说，这是对共产党的不满和发泄。我知道，不是这样的。虽然我只和她有一面之缘。她是一个内心倔强，充满了生命力量的女人，有着难得的不屈不挠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应该多一些，再多一些。
书中其他的章节也非常易读好看，作者的笔调充满激情，把那个人性扭曲的时代写得栩栩如生。对于我和象我这样对那段历史不了解的人来说，是难得的阅读经历。对作者来说，可能无异于把自己充满快乐与悲伤的整个回忆世界都倒出来，重新经历一次。我无法想象，经过十年的牢狱生活，丈夫死去，再次回到独自一人生活的状态，她是怎样地完成了这部把血和泪水都深藏其中的著作。
我深深为那些旧时的文人们感动，也知道了中国那个辉煌的旧时代是曾经存在过的。也许, 更多的是存在于人们的心里。
也许因为这本书，这个消失的世界，有朝一日还会回来，回到人们的心里。。。。至少，我这样希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