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却美好人性的中国文化
钱伟长先生去世了。
中国人里,在本来就极稀少的令人崇敬的人里,又少了一个。
本就没有活水的中国人源头,真的要渐渐干涸断流了。
再早一些,钱学森先生去世了。钱学森先生对中国国防和科技发展的贡献,功高至伟。但他的名字令人想起他领导的对钱伟长的残酷批斗,和他发起的在科学和知识界的整风运动,以及后来对亩产万斤的理论支持。钱学森先生去世时,曾试图推测和理解为何钱学森先生做这些荒唐事,想为他开脱一些,未想草稿一直放在那里,钱伟长先生也去了。
为了救国救民,物理仅考了5分的钱伟长,从历史系转到了物理系。取得成就后真心实意地毅然回国,并且后来拒绝宣誓效忠美国,从而放弃了去加州理工工作和发展的机会,那是他自己向往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按照中国人看待功和德的态度,他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
不仅钱学森、钱伟长,还有邓稼先、于敏、郭永怀、叶企荪、刘先志、贾小侯等等、等等,他们这些人都做出了无私的巨大贡献,任劳任怨,受无礼干扰和批斗,有些还搭上了生命(著名的还有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时还带着已有十年的“托派”帽子)。然而,请不要过多刻意说他们是中国人的脊梁,因为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这类人物,同享的只不过是令人向往和感动的美好人性共通的一部分。对中国人群体和中国文化来说,可悲的是,一方面,并不鼓励这种精神,而是欺骗性地利用这种精神;另一方面,这些高尚人中极少能有意识去升华到那种普遍的人性美层面的崇高。对这些舍生忘死的聪慧科学家们无限尊重和敬佩之余,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人格没有上升到诸如小居里夫人、奥本海默、卢瑟福、爱因斯坦等那样的高度。也许他们没有机会表现出来,但小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这些人是站在整个人类和人性的角度来考虑哲学、公平、正义和良知的,远远超过了科学、民族和国家的范畴!
爱因斯坦得知德国并未获得任何有意义的核武器研制结果后,异常后悔自己对美国开发核武器的发起和推动。他数次上书罗斯福,坚持和平使用原子能,参与发起了后来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并在逝世前几天签署了该文件。原子弹之父、当时史上最复杂科学工程“曼哈顿工程”的负责人奥本海默则更具宗教情怀地对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我们科学家的双手沾了血。”并极度自责:“我已变成了死神、大千世界的毁灭者。”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后不久,1951年10月,小居里夫人夫妇赠送10克含微量镭的标准源给中国,并说“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1961年,苏联专家单方面撤出中国后,小居里夫人、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先生和小居里夫人助教布歇士先生,帮助中国人顺利把法国严格禁止的而中国核研究急需的设备从法国运到中国。
中国人爱津津乐道的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然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以此来说明一些民族脊梁如何如何的爱国,如何如何的为民族争光。小居里夫人等帮助中国,是否应该称为法奸?卢瑟福超越意识形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纯粹为了科学目的,突破官方层层阻挠,送给苏联科学家卡皮查全套设备(使其取得突破性成果并获诺贝尔奖),是不是应该称为英奸?奥本海默极力反对当时美国一家独有的核武器,是否该是美奸?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更是所有国家的背叛者了?
相比之下,季羡林谈人生的总结,居然是:如果可以选择重新活一遍,一定要活得自私一点。他是当代中国文化旗帜性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个时代中国文化性质的、精神象征式的人物。赞誉他是国学大师,没有看到他对中国文化进行过任何理性分析;赞誉他学贯中西,没有看到他提过任何现代先进西方文明平等、自由、博爱方面的内容。
崇高人格的人物无需高、大、全,爱因斯坦后来与侄女共度余生,对儿子们也照顾很少。老居里夫人在丈夫皮埃尔去世后,脆弱异常。他们都坦然面对和自然宣泄自己人性的软弱。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这种坦荡和真实,千百年来更融不进任何高尚的情怀!
中国文化最栩栩如生的代表就是中国足球:踢假球、鸣黑哨、技术差、道德低、架子大、吹牛多,低水平循环从来没有真正走出过亚洲,还隔三差五败在亚洲四流阿拉伯小兄弟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