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故乡和方言的联想
邓世午
无论是哪国人，哪个民族，故乡在心目中总是有特殊的地位。中文里 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英文里有“东方西方，难比故乡”的谚语。无论境遇如何，无论处在何时何地，故乡总是慰籍我们心灵的一道宁静港湾。
不过，对于中国人，故乡的意义似乎更加不同寻常。在西方，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而在中国，自古以来，怀乡才是诗文里更永恒的主题。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里表现怀乡情感的诗文，汗牛充栋，举不胜举。比如说，唐朝诗人王维写的：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着花未？短短20个字，明白如家常话，却又韵味悠长，涵义深远，触动了多少代人心灵的琴弦!
因为古时候人们很少流动搬迁，亲人和朋友大都在故乡，思亲和思乡，在古代的中国，几乎是一个概念。试看王维的另一首怀乡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尽管说是思亲，其实也是思乡，因为他的兄弟们都在故乡。 就连江淹写的有名的《别赋》，虽然名字是写别离情，其实大部分内容是描写远离亲人，远离家乡的凄凉悲苦。所谓“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指的就是这种痛苦。倘若家乡有位青梅竹马的红颜知己在望眼欲穿地盼“子”归来，所谓“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兮徒芳”，那离别的痛苦就会更加椎心刺骨。
中国人对于家乡的特殊情感甚至可以进而推之于素不相识的乡人。中国有句谚语说：亲不亲，故乡人，意思大概是说，只要是故乡人，不亲也带三分亲。爱乌都可以及屋，爱故乡当然可以及于故乡人。
爱故乡而及于故乡人，甚至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治风景。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 都很看重并倚靠家乡人来支持自己的统治。 刘邦的政治集团里，执掌大权的大部分是他的小同乡，比如萧何，曹参，樊脍，周勃等等。尽管为了夺取天下而不得不起用一些外乡人，待到天下大定，就对外乡人逐步开始有系统的清洗，没有被清洗掉的，也大都被排除出了统治核心。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政权的班底也主要是家乡人。朱元璋赖以起家的所谓淮西集团，就是由他的乡亲组成的执掌大权的特殊利益集团。“马上短衣皆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 说的就是淮西集团当时的得意与得势。
蒋介石更是看重小同乡。靠着同乡组成的集团和黄埔系集团的支持，他即便是下野后都能够呼风唤雨，让别人无可奈何。所以蒋介石的统治甚至能延续到儿子，待到儿子不再遵循老爸的处世之道和用人原则，他身死后，很快整个家族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曹操大概是个例外。看三国，感觉曹操似乎是任人唯贤的，似乎不重视乡亲关系。不过，他所建立的王朝很快就夭折了，这同他的政权里缺少一个以家乡关系为纽带的政治集团也许不无关系。倘若他建立了这么一个集团，对曹氏效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曹家大概也不会垮台的那么快那么惨。
李宗仁起家是靠乡亲关系组成的小集团。 靠这个集团的支持，他同白崇僖竟然能够以广西一隅之地，问鼎中原，同老蒋争锋。而他最后成了孤家寡人，同他没有维系他的原来的小集团有直接关系。
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史上凡是成功的领袖，大多数背后都有一个来自家乡的小集团，没有这么一个小集团的支持，就无法夺取政权，而夺取的政权也会失去。
乡亲的关系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有如此之大，西方人大概是很难想象的。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视乡亲关系？
依我看，大概同中国的不发达有关。一直到数十年前，中国还是延用非常古老的生产方式。我1969年回乡种田，犁地主要靠耕牛。在春耕大忙的时候，耕牛不够用，就要靠人拉犁来完成春耕任务，同几千年前大概没有区别。因为不发达，又因为中国主要是农耕国家，人们不得不附着在土地上，靠一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人口很少流动，因为没有必要，同时也流动不起。
人口不流动，就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的相对隔绝。久而久之， 各地就发展了不同的风俗和方言，不同的文化传统，甚至到了不同地区之间连讲话都很难沟通的程度。南方的某些地区，十里之遥，发音就可能略有不同。中国人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种困难，大概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的不方便，恐怕也是指语言的难以沟通，风俗的难以熟悉和了解以及适应。
在那种情况下，人们愿意起用自己熟悉的乡亲，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家乡人毕竟容易了解，容易理解，容易沟通，由此也就容易产生信任感。同外乡人沟通困难，当然就要让他们尽可能地靠边站了。
确实，要想建立信任，语言的易于沟通大概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他诸如风俗习惯上的不同，毕竟仍然是同一个文化圈里的不同，也不至于不同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试想，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看到的是陌生的人，面对的是陌生的处世方式和风俗习惯，听别人讲一种自己听不懂的方言，要想不怀乡，要想不怀念家乡话以及家乡人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那才叫做奇怪。即便是现在，我到了广东和澳门，尽管还能听懂广东人蹩脚的普通话，都会感觉广东实在像是外国，广东人像是外国人，思乡情绪总是油然而生。而且，那种思乡，还是在知道自己很快就可以离开这种说“鸟语”的地方的情况下产生的情绪，由此推想，古人到了异乡，可能一停留就是数年甚至数十年都不得回乡，而且家乡远在几个月的路程之外，甚至“一赴绝国，讵相见期”？思乡情感的强烈当然是很难为当代的我们所能理解了。
正是因为方言的不容易沟通，所以古代的官场都讲官话，也就是古代的普通话。中国当前的教育当然注重普通话的教育。除了广东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之外，中国学校的教学语言理所当然是普通话，除非老师自己不懂普通话。如果说方言还要教授，那岂不成了笑话？方言还用教吗？方言还值得教吗？方言还 应该教吗？
方言当然不便于沟通，对于经济发展，可能有不利因素。不过，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特别是由于电视和广播的普及，使得大部分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人人能讲普通话，方言对于沟通的影响，已经是微乎其微，将来就更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担心的，恐怕不是普通话的不普及而造成交流的不方便，而应该是方言恐怕最终会消失。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遭到数十年的摧残之后， 方言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硕果谨存的最后一道风景。如果说这最后一道风景最终由于现代化而消失，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化的非常遗憾的副产品。所以，也许将来会有一天，会有专门教授方言的教师或者学校出现。
在当今的生活中，方言可能不太有用，但方言自有其有趣的一面。如果承认人并不是只是为了吃饭而活着，那方言就有其存在的价值。
前几天到一个朋友家里聚会，有位风度翩翩的小伙子讲了几个同方言有关的笑话，其中有个笑话说的是有个人介绍乡长致词时说(当然是用方言)：兔子们，虾米们，咸菜香肠酱瓜。他原来是说同志们，乡民们，现在乡长讲话! 他太太是东北人，用东北话朗诵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开头，只说了头一句，大伙儿就笑翻了。她是这么说的：悄么悄地俺走了， 正如俺悄么悄地来......不带走一疙瘩云彩”。
不过，方言再有趣，最终大概仍然逃脱不了消失的宿命。随着人口的流动日益增加，随着普通话的普及，随着各地的建筑越来越趋同，随着各地风俗习惯的不断改变以适应这个日益匆忙的社会， 最后总的结果是全国各地越来越在各个方面日益趋于一致。这种一致的最终境界就是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当今的美国，各地区都大同小异。发达是发达了，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来说，我们就会失去太多太多的内容。比如在中国旅游，不纯粹是游山玩水，还要体验民俗，后者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内容。在美国旅游的缺乏兴味，一方面是对美国文化历史的了解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各地的风俗语言都差不多，窥一斑而知全豹，激不起人的太大兴趣。
随着各不同地区的地域差别逐渐缩小，中国人的故乡情结大概最终会改变，甚至向美国看齐，而我们同方言有关的回忆，就真正成了纯粹的回忆。
那难道没有一点遗憾吗？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