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估中国当代文学？

■“多元的评价”与“价值的冲突”
　　近两年来，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重估一直热闹非凡，迥乎不同的结论此伏彼起。
　　譬如，面对前十七年的长篇《红旗谱》，雷达先生就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吴义勤先生也认为，它不仅“对农民革命历史场景的全景式展示以及史诗性追求，体现了作家在小说构思与主题表达上的历史优先性原则”，而且“非常好地处理了革命历史话语和个人话语之间的张力关系。它的文学话语呈现复杂、多元的色调，不是单一的话语向度。”但王彬彬却认为，“《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不仅情节虚假，细节拙劣，而且语言单调枯燥，毫无艺术价值。
　　又如，贾平凹的《秦腔》出版之后，陈晓明认为，它是一种破碎的寓言，“使乡土中国叙事在最具有中国本土性的特征时，又具有美学上的前进性”。雷达说道：“把它放在整个中国今天乡土叙事的背景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贾平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突破了以往小说的写法……抽取了故事的元素，抽取了悬念的元素，抽取了情节的元素，抽取了小说里面很多很多元素……但《秦腔》却成功了。”而李建军则认为，“这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的失败之作，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个低谷。”其中，“恋污癖与性景恋依然如故”，充斥着“意义的沉沦与自然主义描写的泛滥”。
　　不仅中国学者自身的判断充满了各种矛盾，中国与外国的学者在评判某部作品时，同样也不例外。如余华的长篇《兄弟》在国内出版之后，迅速引起了大面积的非议，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众多评论家都对之持否定的态度，有人还认为它是一部粗俗低劣的作品。但它在国外出版之后却广获好评。日本、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很多主流媒体上，都以大量版面积极地评介该部小说，甚至不乏“杰作”、“长河小说”、“史诗性作品”之类的盛誉。
　　这些完全相悖的评价，并非一件坏事。它表明了当代学者独立的个人思考和求真意愿。但是，在这种剧烈的价值冲突的背后，我们也不得不扪心自问：面对一些当代文学作品，为何会出现如此对立的评判结果？是评判标准不一致？还是评判者的思维出现了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