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传承,何时坐热冷板凳

公众缺乏了解，商家俗手摧折，专业人员不足
　　古籍传承,何时坐热冷板凳




　　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展厅里，宋代司马光当年撰写《资治通鉴》时留下的一段460字的残稿，刚刚进入世界记忆名录亚太地区名录的《本草纲目》最早刊本，以及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好的元刻《黄帝内经》，还有曾经在百年间被认为已经消失的日本第一批使用西方印刷术刊印的拉丁文《金言集》，极其珍贵罕见，但是，这一免费面向公众开放的展览，观者甚少，略显寂寞。




　　孤本善本散落　秘藏汇集名录




一方面，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典籍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功不可没，国家重视，商家看好；另一方面，古籍的文明价值并没得到普通百姓的重视，古籍保存与传承是冷热两重天。




　　迭经社会动荡、兵燹水火之厄，迄今遗存下来的珍贵古籍，可以用吉光片羽，万不存一来形容。以宋元古籍为例，宋代刊刻的古籍约万种，如果每种印刷100部，那么宋元时期刊印的古籍当过百万部，而今天，存世的宋元古籍仅有4000部左右。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工作的意见》颁布，古籍事业迎来了春天。古籍工作者如同被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为抓手，筛选出古籍中最珍贵的一二级古籍进行优先保护，经过三年努力，由国务院发布了三批9859部国家珍贵古籍，150家全国古籍保护单位。




　　这一过程中，很多事情让人们惊喜异常，比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的古籍藏量超过十万册，原来却鲜为人知；安徽皖西学院，不仅其古籍数量超过三万册，存世孤罕的宋衢州刻本《三国志》也赫然在列；学界一直认为早已散佚的吐蕃时期三大目录之一《旁唐目录》，出现在西藏博物馆的申报材料中，曾令八十高龄的藏学专家王尧先生欣喜不已，激动万分；本应二十卷的宋刻残帙《五灯会元》一至五卷静静地在国图善本书库等候半世纪后，六到十卷由上海藏家通过拍卖获得——此次展览中两相聚合——卷十一至二十还在人间吗？我们期待着。




　　民间收藏热捧　公众认知缺乏




　　遗憾的是，面对这些得来不易的、承载着千年文明的珍贵古籍，特展上却见不到参观者的摩肩接踵。回想近些年人们对古籍的态度就不难理解特展上的门可罗雀。一面是风尘仆仆拿一部石印本《康熙字典》来鉴定，希望祖上留下的“线装书”可以换钱治病或者盖上新房，但其实书的价值可能都不够支付往返的车票；一面是拿着好书，收藏多年却不了解其价值的……




　　公众的古籍知识需要专业人员普及，爱护古籍的氛围也需要社会各界营造，而这远非一日之功。




　　与公众认知截然不同的，是民间收藏热引发的商家对古籍的“追捧”。遗憾的是，后者的“热情”却往往是对古籍的摧折。上世纪90年代文物市场开放，“拍卖”从陌生的新词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特别是动辄千万的成交价，更使得“家有宋元本”成为很多收藏爱好者的梦想；开放的文物市场也让一些未知是否尚存人间的古籍浮出水面，更有一些流散海外的中华古籍开始回归，这是好事，况且大部分商家、藏家对古籍真知笃好，爱书如护眼目。




　　但是也有一些珍贵古籍在外行人手中遭到了破坏：人们为追逐利益，俗手改装、破坏古籍的事情时有发生。古籍市场开放的十余年间，眼看古籍不断易主，在拍卖场上随着牌起槌落，其价格几乎翻了十倍。一些卖家不了解古籍，为得到更大利益，生生将原装书毁掉。2006年，一位书主携带一册宋代原始装帧形式蝴蝶装的《南岳稿》进京鉴宝。据说其家里老人一直将书藏在房梁上，虽然纸张略有残破，但是基本完整。这册《南岳稿》本已商洽转与公藏，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还是以400万元的价格在拍卖场上成交——让人寒心的是，成交时，一册宋代原装蝴蝶装已经变身四册了。这种民间收藏热对古籍造成的伤害，正亟需我们建章立制，加强管理。




　　专业素质不足　人为损毁可怕




　　面对如此情景，古籍保护与修复人员只慨叹自己不是千手观音。从数量到素质，相关专业人员与管理人员都很不足。




　　首先，专业人员数量不足。在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前，国家图书馆在调研中发现，古籍修复人员不足百人。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展了三年在职培训，我国修复人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00人。但是与国外同行相比，数额甚小。




　　其次，专业人员素质不足。我国很多专业人员，年纪偏大，知识结构不合理，制约着保护事业的发展；而学校教育，又与实际工作需求有一定距离。而古籍修复发达的国家，其修复人员在经过正规的修复保护学历教育后，要实习合格，才能拿到学位，得到修复文物的资质。他们文理兼修，接受化学、生物学、博物馆学、法学等正规教育，既理解手里文物价值，又懂理论有技术。在一些修复博士眼里，他们的工作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创作，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位博士修一件敦煌遗书可以用上三年。




　　而数量素质不足的岂止是修复人员。鉴定人员、编目人员也是远远不足，更需要提高的还有管理者的素质。前些年一家收藏单位的管理者为了存放方便，曾经下令将敦煌遗书从卷轴装裁切成段，整齐划一装成册页；还有一家单位高价聘请裱画师傅修复文献，结果把好端端的信札割裱成册——这些无可逆转的人为破坏，比自然灾害更可怕。




　　结合我国实际，借鉴他国经验，我们一方面急需加强学科建设、使课程设置更合理；一方面需要强化学校教育的实践性，培养一批专业硕士，为古籍保护提供专业人员；在国家图书馆等单位增加研究生学历教育的职能，发挥图书馆与实际工作结合、长于实践的优势，实现教育的长短结合，将为古籍保护培养更多的人才。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多部门的合作促进。




　　古籍载体的特殊性质，注定了她的脆弱，旧话说纸寿千年，这是其自然寿命。今天人们对古籍了解的缺失，使用的不当，专业人员的不足，空气污染与自然灾害，都使古籍的保存传承举步维艰。




　　如果我们今天倦怠，若干年后，我们的孩子也许只能从课本中了解——我们的国家曾有多么浩繁的典籍。古籍保护修复，成了与时间赛跑的事业。如今，国家重视，曾经寂寞的古籍保护与修复开始升温，冷板凳终于要坐热了。路漫漫，让我们共同关注古籍事业，守护文明的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