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侃我经历的上海人与北京人的故事

润涛阎

8-1-2010

（一）日本人那辆凤凰车

“润涛，你有空吗？”女同事悄悄地问我。

“你就说啥事吧。不过，我过两天要出差，不着急的话，等我回来。是不是新楼房分房子有你一套你要搬家需要我蹬三轮？我都有四家排上队了。北京人，会骑俩轮儿的多，会蹬仨轮的少。”

“分房子哪轮得到我啊，越想那事越生气。我这升职称的事还没批下来呢，还不是副研究员。可按工龄和资格我也够了。上次升级晚了一步，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我求你是这么回事，我爱人单位有个日本人，是日本公司派他来北京调查合作投资的事，他半年前来到北京，买了辆自行车，他要回日本了，我爱人早看上了他那辆自行车，可我们商量来商量去的，觉得还是求你这个会修车的给看看，就是挑点毛病，杀杀价。这事还挺急，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啊？”

“有没有时间都得去，别客气，你说啥时候？吃中午饭的时候还是下班后？”

“越早越好。”

“那就现在去？我跟主任打个招呼，我们马上走。”

她在前，我在后，一路小跑到了大门外的公交车车站。坐了两站地就到了她家。她丈夫单位里的居民楼，看上去蛮不错的。她让我在楼下等，那是楼前边的一个大棚子，可以避雨的，是放自行车的车库。骑车上班的都把车骑走了，里边还有几辆在那立着。其中一辆崭新的凤凰车，她告诉我说就是它，让我找点毛病出来，给日本人讲讲。我告诉她说我不会日本话，她说那日本人的中文很棒的，要不怎么会派他来北京呢。说完她就去找他们俩去了、

转眼间，三个人走过来了。寒暄后，日本人原以为他的同事的老婆来了好算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呢，可得知还请来了个内行找找毛病，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明摆着不相信他的话吗，怀疑车子有毛病。要是有毛病，也会告诉朋友啊。我当时也觉得有点不对劲，那时候在北京买自行车非常难，要有自行车车票，每个单位一年都得不到几张票。外国人到北京，有优惠照顾。我仔细看了那自行车，根本就跟新的没差别，估计那日本人也没骑过几次，因为他上班就在本院。这车原价肯定立刻能出手的，而且还得是认识的，根本轮不到外人。要说我当时还真想买一辆，可就一个日本人啊，也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按理说，原价买了也就算了，还找什么毛病啊。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说千载难逢了。

我反复查看，真的说不出来人家那崭新的车有啥毛病。可人家求咱了，要是不帮忙实在过意不去，再说了，那小日本说不定就是当年侵华鬼子的崽子呢。不宰他天理难容。

我说我需要骑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不骑是无法知道的。日本人很不高兴地拿出钥匙打开了锁。我把车推出来，小心翼翼地骑上去，那崭新发亮的凤凰车要比我那杂牌车温柔、细腻、灵敏、舒适多了。那感觉不比穿上新皮鞋去相亲去看美人差多少。

转了一圈，我回来后面对日本人说：“车子不错，只是这个车座左右弹簧不一致，一边软，一边硬，对屁股的平衡有影响，如果骑的时间久了，走路的时候屁股就会往一边扭。这车是给他们的儿子买的，男孩骑，歪歪着屁股，很容易蛋疼。”为了不让日本人觉得咱们中国人太不讲理，我又加了一句：“不过我们这些男光棍就跟骡子似的，没事干时，闲着也蛋疼。”

我是实在没办法挑毛病了，就忽悠吧。可那日本人脸色不好看，他知道我是故意挑刺的无疑。俩口子开始用上海话交谈，反正他们知道我和那日本人听不懂他们的上海话。交谈了一阵子，那日本人说话了：“你的意思是不想买了？没关系，我再问问别人。这个东东没有几个钱，我还有事，得忙去了。”

一看日本人要走，她丈夫急了，赶紧说：“山本，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了买就不会不买的！ ”

日本人站住了。他说：“那你的意思是啥呢？”“我的意思是，嗯，嗯，我不懂车，答应给你 120 块钱，润涛发现车座需要换，我看 100 块比较合适。”

没想到一位中年人来到车棚，看着崭新的凤凰车，再看看他那辆到处都是黑锈斑的破车，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那年头谁牛逼？谁有新凤凰车谁就牛逼，而且是能让人流哈喇子的牛逼。当他听说 120 还嫌贵，要给 100 ，他立刻站到日本人面前，用满口京腔说“ 140 块我要了。”

日本人虽然不认识这位，但这件小事可以马上解决，他面露喜色，说好啊，就卖给你了。

我同事的丈夫不干了，他对着这位突然插一杠子的男人怒目圆睁，我当时想：如果眼睛射出的激光能杀人，那个家伙死定了。在那一霎那，他顾不得瞪死对手了，便跟日本人说：“山本，我马上上楼去取钱，这车说好了卖给我了，别说话不算数啊。”说着，他立刻往楼上跑。

按理说他跑去拿钱，他老婆应该在楼下盯着车才对，可她也跟着跑上楼去了，莫非他不知道钱放在哪里？可竞争对手不是吃闲饭的，立刻打开提包，拿出一沓钱就开始数。先给了 14 张，山本没敢接，毕竟他跟同事说好了。等到两口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竞争对手又从提包里拿出两张，那就是原价了。当时，不算自行车车票，新车 160 块一辆。

两口子愣了，不知道那家伙一共给多少。“ 160 块，拿着吧！”竞争者一边给钱一边央求山本。两口子一看，互相嘀咕了一句，大概是说 160 就 160 吧，那也得买。也掏出了 160 块递给山本。山本还没来得及接钱，竞争者又拿出 10 块，说这是 170 。然后，他的手又朝皮包里掏钱。这一下可把上海人两口子镇住了。要是原价买辆骑了半年的车，大家知道后说不定就会笑话他们了，咋能超过原价？！

山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看到竞争者无论如何也要赢的架势，便把钥匙交给了竞争者。两位上海人满腔怒火。愤怒，只能写在脸上，但不能发作，便气冲冲走回家去了。我只好等她把钱放回去，那年头一百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当然，对于在日本就有自己的汽车的山本来说，拿着日本公司的工资，自行车钱就跟我们那时候拿出几分钱一样。等到他俩上楼了，竞争者立刻骑着新车飞也似的逃之夭夭了。

我跟她一路上没说话，她心情沮丧，我心里在想，自行车本来是中国造的，可是让外国人优先。中国人互相竞争，让日本人白骑半年车还赚了钱出手，说起来真够气人的。

“北京人真不是东西！有教养的上海人绝对不会干这个，除非是那种瘪三！”她在跟我分手时骂道。其实，我跟这位老师不是一个研究所的，只是在同一个食堂吃饭认识的。这件事没干好，我觉得自己有点责任似的，一直打听哪里能帮这位大妈搞到一张自行车车票，而且必须是凤凰牌的。平时看得出她是个很热情的人。她买日本人的车，想再少给点钱，虽然明明知道那已经很便宜了，但便宜多一点又不是不可能，所以，她的做法也是合乎市场规则的。比如现在美国房价跌了百分之三十了，你未必出手买，说不定还可以再跌百分之十呢。可她这上海人不小心碰上了那个北京人，肚子给气得鼓鼓的。

（二）在美国两家合租一套公寓

上面说的是在北京时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初。下面说说刚来到美国时的故事。

当看到楼房前后的绿草坪，立刻心旷神怡，感叹美国空气那么干净，环境那么优美，楼房里边厕所、厨房那么方便，别说三代人住在一起的上海人了，就连我这在北京住集体宿舍的，也感觉到宽敞多了。

可那年头大家都按照美元换成人民币来计算花钱的。这么一算，美国的住房太贵了。那时候中国的住房是公家分配的，不是自己掏腰包买的。比来比去，大家就想方设法住的差一点，奖学金那点钱毕竟不多，还想买汽车啥的。住小房间已经习惯了，攒钱买辆汽车开开多威风，在国内，连摩托车也买不起的。

有一上海来的哥们，瘦瘦的，很文静。他反复计算还是租两居室的公寓两家合租划算，因为两居室跟一居室的差不多少钱，但有一个风险：能否找到合适的室友。找不到，自己住，那就失算了。可他还是愿意承担点风险，毕竟常常有人突然来到学校，尽管学校已经开学了，但那时有不少访问学者，何时办好出国手续何时就出来。

没过一周，一个胖点的上海人来了。二人一见如故，互相感谢对方提供的方便。这俩上海哥们很有本事的，他们刚到不久，就跟同学们临时借钱，其实不是借钱花掉，而是转入银行账户几天，开出了银行存款证明，就可办理老婆来美的签证了。那时 J2 签证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有一定数目的存款就成。但大多数人还是害怕遭到拒签，便等半年后有点存款再办理老婆来美签证。

“润涛，你有尺子吗？”瘦子问我。我说有，你是要版尺还是要卷尺。他说反正越长越好。我告诉他，我的卷尺 25 英尺。他说太好了。我去实验室跟老板借回了那个卷尺，但我纳闷他要这个东东干啥，便好奇地问他是不是想买家具，因为我可以帮他搬运一下。他说不是，是丈量居室的房间。我说你闲的蛋疼了，没事干打扑克不行吗？他说，两个人的老婆都要来了，这俩居室不一样大，要丈量一下，看看差多少，然后按照面积分房租。

我一听愣了。我靠！这他妈的也太出格了吧？朋友、老乡加同学，还在乎这点小事？

等他丈量完了，还给我卷尺的时候，我说，不用量我就能猜出相差多少钱。他不信，说：“润涛，你别吹牛！你说大间要比小间多付多少？按百分比算。”

我说，大间比小间多付 4% 的房租。他说错了，大间比小间面积大 20% 呢。所以，住大间的要按照这个比例多付钱。我说那算法不对，因为两间卧室面积不等，而厨房、厕所、客厅是两家对半分才合理。所以，差异很小的，不值得计较。他一听恍然大悟似的，拍拍我的肩膀嘿嘿笑着说回去重新计算然后抓球，谁抓大间就住大间，钱按照面积计算。旁边的老美看到俩男人拍肩膀拉着胳膊，愣愣地看着不离开。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个老美为何对俩男人勾肩搭背那么关注，说不定他也想找个机会插一杠子。有一天，俩刚来的中国女同学拉着手走路，美国女同学就问我莱丝边在中国是否流行。我不明白那个词，让她写下来，我后来查字典才知道啥叫莱丝边。从那以后，我不喜欢男同学跟我拍肩膀搂腰的。要是女同学这么干倒是巴不得的，可我不帅，没资格。

瘦子的老婆比胖子的老婆晚到半个月左右。四个上海人在一起，关系很融洽，我告诉她俩，出门别拉着手，你们又住在一起，邻居老美以为你们是莱斯bian就不好了。她俩英语还很有限，没明白我说的意思，但看看没有同性之间勾肩搭背的，也许就明白了这是文化差异。在美国那时候同性恋是受歧视的。

大概不到两个月，俩女的都去餐馆打工了。有了钱，不在乎房租了，就想各自住自己的。可两家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觉得在一起有个照应，没啥坏处。直到一年的租期到了，才分手。但他们两家依然是好朋友，常常在一起打牌聊天。

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刚要出去买菜，发现警车嗷嗷地叫着过来了。然后径直到了北京哥们的公寓。那也是两家合租的，四人都来自北京。我还以为哪位有病了，也跑过去帮忙。

原来他们打起来了。

一开始是俩女人闹矛盾，俩男的还是顾着面子。但久而久之，男的也掺和进去了，动了手了。被打的一方就拨打了警察电话 911 。俩警察对俩女人的北京话听不懂，她俩的英语要靠丈夫翻译。警察最后搞明白了，是两家合租一个公寓因为房间大小闹意见，一开始出一样多的房租，后来住大间的多出房租，但面子给打破了。然后他们举出了非常非常具体的事例：一个女的说她在厕所里看到了鸡毛，另一女的说她在厨房的地上看到了蒜皮。都认为鸡毛蒜皮是对方男人留下的，对方不承认这就打了起来。因为证据确凿，双方谁也不让步。一个女的手里拿着鸡毛，另一个女的手里拿着蒜皮，向警察诉说。警察没理她俩，反复查看被打的那位，没有发现任何伤痕，加上那时候警察还没有处理过中国人的纠纷，以为来美国读书的中国人都是圣人、贤人、高尚的人、有教养的人、专门利人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能把这种人带上手铐弄到警察局的，便开始写记录。

警察需要公寓的租户拿出租房证。拿出来一看，看到上面只有一个人，得知办租房手续的那人的老婆是谁后，警察立刻停下来不再写记录，而是告诉另外一对，必须立刻搬走。那俩人愣了，但警察的话是绝对权威，必须服从。

被赶出来的那位北京哥们在大家的帮助下当天就找到了有人租了两居室的公寓还没找到室友，便搬过去了。我也帮忙开我那大破车拉了点他们厨房的东西。到了新的室友那里，我给他们三人提了建议，要学上海人。那位租主是个单身北京人，非常大方，觉得我的建议有羞辱他的意思。但我还是提议他们在第一时间把房租按照面积分好。告诉他们上海人的三公原则是非常好的。他们便问我什么三公，我说，公平、公开、公正。这三公原则让大家最后都是君子。那位单身哥们说：“老阎啊，这点小事干嘛涉及到那么多理论？多大的事？”由于有了不愉快的经历，新搬来的那两口倒是认同我的看法，告诉那位室友说：“我认为润涛的建议是对的，让我们北方人也做一次上海人吧。”

后来得知，他们三人处的很好，没有大的矛盾。后来分开了，仍然是好朋友。

我那时候就认识到：邓小平搞经济特区，选毗邻香港的深圳是对的。经济自由的同时，也逐步性自由。但要搞民主特区，要选上海。上海人的三公原则才是民主所需要的最关键要素。而且，上海男人大多数不敢包二奶，这样可以直接到达性自由。今天，我依然这么认为：中国的民主，一定会从上海开始。上海人，早已具备了民主制度的素养。

最后，请记住润涛阎一句话：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下的个人主义与不包二奶理念下的性自由，在中国人中只有上海人具备了的特质，是中国民主之路所需要的文化价值体系。


[这个系列是俺的乱侃，没有攻击哪里人的意思，不同的地域却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倒是真的，但也要一笑了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平均素质在国内还是最高的。我在北京和上海没被骗过。如果当年我毕业后立刻海归，我有选择的话，前三名的城市：1。北京, 2。上海（尽管我不会上海话，但时间长了也会慢慢学会的）3。南京. 如果将来回国养老，选择的前三名城市：1。青岛;2。大连;3。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