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商业部部长吃霸王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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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1980年,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向中纪委举报,反应时任商业部长的王磊在丰泽园吃喝之后少付餐费,前后共16次,他手头上有账可查的两次应付菜钱124.92元,而王磊只付了19.52元。中纪委接到举报后不久就查实了情况,并发出通报,批评王磊,表扬陈爱武。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点名批评了王部长,随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在青年们受到鼓舞的同时,《中国青年报》点名批评高级领导干部的做法也引来了强大的质疑声。同年11月3日,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钟沛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公开回应批评。28年过去了,《中国青年报》在2008年10月2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小厨师勇批大部长》,将这段历史又呈现在读者面前。

  钟沛璋忆始末:青年为之一震 部长迅速作检讨

  新民网记者10月29日下午采访了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钟沛璋老先生。

  钟沛璋先生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曾经创办《青年报》,建国后历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

  他在接受新民网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中纪委查实情况后,批评了王磊,赞成陈爱武对部长的批评。

  但是,《中国青年报》毕竟是国内重要媒体,在报纸头版头条显著位置点名批评一个正部级官员,令国务院和团中央的有关领导“有些不满”。

  钟沛璋回忆说,团中央就此事也对《中国青年报》进行过内部批评。

  对于这些批评,钟沛璋在1980年10月31日有关部门召开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党内讨论会上发表了对于此事的看法。11月3日,又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评论文章,回应质疑。

  钟沛璋在会议上这样说道,“广大人民认为是大好事,但是国务院有关同志却是另一种反应,认为这样做不好,不该点名,担心这样会煽动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等等。实际上,这样是为王磊同志开脱,而且还定了两条杠杠,一是点名要经过批准,一是要先党内后党外。我们不禁要问,你搞特权是谁批准的,你搞特权有没有想到党,有没有想到党外的影响,为什么现在抬出党来为特权保驾……现在有这样一种逻辑,好同志不能批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领袖,不能批评,结果犯了不可原谅的大错,这样沉痛的教训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好好想一想吗?干部特权问题今天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感到灰心丧气、失去信心的一个毒瘤,为什么还舍不得让人民群众去碰一碰,动一动手术呢。……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把维护党的利益、支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还是应该把个人面子放在第一位。这个面子,究竟是应该把脸擦干净,还是把灰留在脸上更有面子呢。”

  在这次会议上,钟沛璋明确表示,“国务院应该公开表明态度,支持陈爱武,支持人民监督公仆。”并建议,“总结这次教训,一定要把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作为我们治国的根本方针、根本思想写进决议,来纠正党员高于群众,干部可以不受人民监督的错误思想。”

  钟沛璋在1980年11月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又做出了公开回应,在这篇署名评论员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中,钟沛璋说“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

  是什么推动他在各种压力下高调回应质疑?钟沛璋先生在接受新民网记者采访时解释了两个原因,一方面他认为青年的正确行动应该得到支持,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应该担负起舆论监督的责任,另一方面,他认为领导干部应该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该在政治上、生活上有特权,所以一定要破除专制主义思想对青年们的束缚,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钟沛璋介绍说,1980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终于迎来改革开放,十年动乱让国内广大青年普遍遭遇了“信仰危机”。《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报道以及后来接连密集的报道在当时的青年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据《中国青年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回忆性报道里叙述,“(这篇)报道引发了‘全国性的轰动’,《人民日报》和多家报纸纷纷转载。黑龙江双城一位读者特地打来电报赞扬陈爱武精神。浙江绍兴一位读者来信说:‘我从‘看破红尘’中解脱出来了。’南京一位读者欢呼道:‘民主化的曙光出现了。’”

  而钟沛璋在接受新民网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报道的效果很好”,一来是青年受到了鼓舞,另一方面,当时的商务部部长王磊也迅速地作了检讨。

  这也为《中国青年报》带来了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据钟沛璋回忆说,到他1982年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00万份。钟沛璋表示,这个数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看来都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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