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大到庐山会议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是我列在前面，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也写一部份。记得是写完一部份，先送一部份。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此处疑有不清字）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成为中央正式准备的稿子，即林彪在九大所念的稿子。当中央讨论他们稿子的时候，虽然我准备的稿子因被认为是“唯生产力论”，已算流产，但我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我的劈头第一句话：“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我以前写的一篇东西，说这件事时，漏掉张春桥这一句话，现补上)毛主席昕了我的话后，到卫生间去，出来后，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周恩来同志在九大前后和我交换过意见，虽然当时在会上只得沉默，但他是拒绝张春桥的谬论的。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所说的话，给我惹起很大的后果。不管康生、四人帮自已算不算伯恩斯坦，但伯恩斯坦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早已臭不可闻，他们必然要找机会对我提出这个比拟进行报复，而且报复我的，当然也不会只一个“爱恩斯坦”的名义问题。
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江青放言，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稿子。九大结束后，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文件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文件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的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注：称)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以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套中央的领导大权的。在庐山上，那时全会还未开，一次，周恩来同志路过我住处，曾经交谈过江青对毛主席的关系。我说：江青对毛主席并不忠实，她曾有三次对我谈过，她要离开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枣围（园），她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可找两个看护料理毛主席的生活。第二次，在西柏坡，有一回我去找毛主席，他刚不在，江青又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到旁的地方去。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我去看毛主席时，他也刚不在，江青又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听到我说北京西山的事，他即接着说，“西山这一回，我是知道的，是毛主席要我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的。我想，江青说的她要离开毛主席这三次，都是在革命的关头上。在北京西山时，虽然北京已解放，但战争还在继续，要事如麻，她却用她一人的事干扰毛主席，说这是“忠于毛主席”，不是太过荒唐吗?周恩来同志排除她的干扰，把她送去莫斯科，是英明的。
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一回事。她想的，就是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特别是在九大后，林彪和江青在夺权问题上竞走。
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前，从迹象看，林彪、江青都各有自己夺权的积极活动，其具体事，我也说不清楚。一个时候，我先向毛主席请示，到华北各地看看，毛主席同意。我向恩来同志报告，恩来问我走的路向，我跟他说了，恩来同志同意我的走法。关于这一行，后来康生、四人帮当做我的一个大罪行。其实，在遵守纪律上，我并没有错误。走了几个地方后，我回到北京，向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一个简略的报告，并没有什么阴谋。华北几个地方，在“文革”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叫我过问其事，随后我去青春（原文如此），同时，也检查我自己，包括自己所作所为的错误之处，论纪律，也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康生、四人帮除了加大罪于我外，还无缘无故地因我而牵累到一些好同志，使一些好同志分别受了大苦。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我记忆所及：康生主持的原来所拟的序言，不提人民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好像只是“文革”才开始中国的革命。虽然后来经会上讨论，做了点缀，但没有必要的份量。讨论会在怀仁堂开。一天晚上，我正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了桌子。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发火了。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虽然我在过去似乎没有这样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说毛主席是“天才”并不错。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事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早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一人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我确实不能料到，怀仁堂这件插话，在庐山会议上，竟变成一件特大的大灾。所谓“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想，这当然是康生、张春桥向毛主席谈起吴法宪在怀仁堂的好大声音和拍桌子的事，因为吴法宪原是“空军司令”，所以设想他能够“炸平庐山”，而我却什么都没有，都不会，怎样能炸平一个什么呢?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与其他人，都往另一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原定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可是林彪抢先说话，据所记忆，是关于宪草里面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以及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后，康生便向我挑战，要我也先讲。我没有讲。于是康生夹七夹八地讲了，并引用当时林彪的几句话。会散以后，我觉得要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
离开林彪的住处，以下就是“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住处，我顺便过了一下，他们问我可否要找一些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话。我答应给找。我答应这事，实在很鲁莽，因为上山时候，我并没有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什么意见，好像是仅带了《列宁选集》，不记得还带有几本什么书，所以临时托同去的人在山上找了一些，当夜就用电话将找到的一条一条告诉吴法宪，随后又另抄一份，第二天在会上给汪东兴。
我是属于华北小组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我也预先简单写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
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样的句子，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其他同志”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这句话是汪东兴说的。
有一天，林彪召集了一些人开会(我想，这是毛主席要他召集的)，参加的除了当时的“军委办事组”的人以外，还有汪东兴和我。林彪和汪东兴在会上对我提了一些二十年前古怪的事．后来，全会上也有人当成大问题，再次提出这些事。
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毛主席叫我跟他到莫斯科。在那里，谈判的进程较慢，我因为第一个大孩子(已去世，当时他正在苏联学习)久不见，接他在大使馆暂住，我也去陪他住两天。这事成为我的疑案。那时我国的驻苏大使是王稼祥同志；大使馆是我们自己的大使馆，又没有大使馆外的什么外国人来往；我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件事能构成一个什么嫌疑。
在全会上或各小组会议上(不论哪一种会议，我都已不能参加)，有人特别提到我去看“罂粟花”的事，我只好把这件事说一说。有一晚，苏联联络人费德林(能够说中国话)，请我去看芭蕾舞剧。虽然我过去往苏联读过书，可是没有看过这样剧种，既然主人好意，我向毛主席说，就去了。事情已过几十年，我人又老朽，不复甚记忆，不过依稀记得：剧本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剧情却不像中国革命中所发生过的。因此，在剧场中，我一直纳闷，没有鼓掌。费德林几次劝我鼓，我还是没有鼓。直到剧已终了，在观众的热烈鼓掌声中，特别是观众表示对中国来客的热情，为中苏的友谊，为感谢观众的盛意，我也对着观众鼓了。
剧场指挥老在剧终后找谈话，询问意见，我坦率地说，根据我是一个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我觉得剧情不像。这次看戏，就这样不欢而散。回到住所后，见毛主席，说了经过和自己的意见。看“红罂粟花”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当我知道庐山会议谈这件事，认为我看这戏有罪，这真令我无话可说了。
实际上，这回要我去看这个剧，不过先试一试中国人的态度，作为请毛主席去看先做的一种准备。随后苏联人还是要请主席看，但毛主席已从我这里知道剧情，就没有去。
这件小事，在庐山会议上，成了我有罪的大事。
事情的经过和我的了解，我认为毛主席并没有怪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秘密”。当中苏谈判告一段落，毛主席即对我说．你现在要参观一些什么，你就去看。现在想起的，我除了看列宁集体农庄外，还到列宁晚年养病和逝世的地方，并且按照引路者的请求，写下自己的感想。这些参观，都预先请示毛主席，后来又对他报告过。
因为和庐山会议讨论的事有关，所以说了上面这些。
江青、张春桥见了《华北组简报》，开始似乎有点恐慌，因为他们惯于“揪人”，现在却有人也想把他们“揪出来”。在揪人正盛时，我曾对康生说，我过去不知道有“揪”字和“砸”字，《康熙字典》没有这两字。康生于是把《康熙字典》中这两个字翻出来，证明我的无知。现在“揪”字却要安在江青、康生等人的头上了，真是中国人的所谓“一报还一报”。
我估计，谁提议“揪出来”，他们是会知道的。郭玉峰参加华北组，他经常往康生、曹轶欧那里走，康、曹同江、张又经常在一起，或许他们就是从郭玉峰口里知道的吧。
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我的记忆，江、张都未到，因为他们先向毛主席告状，殆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李xue峰和我虽出席，却是处在被告的地位。那位提出“揪出来”的，也没有事，当时他出席或不出席，我记不清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参加过毛主席那里的会。
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我去见过周恩来同志。记得他说：“江青、张春桥是先到我这里要谈话的，还没有见面，他们却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在那次严重的会议之后，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了。”
毛主席这句话，对我来说，含有一段很难过的历史。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解放初，最早我住党校，随后毛主席要叫我练习做点事，要我住中南海，因为打电话到党校找我来一趟，至少要半个钟头，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后，见面倒是很方便，而且我总是随找随到。但是，“文革”后，江青干涉我见毛主席的事，说我每次说话太久。过了一段时间，恰巧刘淑晏(陈伯达之妻——编者)没有经过我同意，我又住在钓鱼台，她就自己经过公安部在住处做错一件事(查一个脚印，本来是无聊事，如果我先知道，我想是不会让做的)，事后谢富治向江青汇报，江青于是就对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
本来我因为书堆得很多，又想有时找一些同志一起做点事较方便，所以请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帮找一个地方，即新建胡同，江青下令把我赶出中南海，于是全家就在新建胡同安置了。自此以后，要见毛主席，总要先打电话向秘书(主要是徐业夫)打听，主席起床没有，有没客人……等等，有几次打听得很不愉快，有时秘书就干脆说，“我要回家了”。于是，我感觉要见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渐渐地不单独求见毛主席了。这样的事首先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说清楚的。当然，对党来说，远不过是极微小的事，但毛主席这时见面劈头一句话就提“两年不见”的问题，可见江青的挑拨离间手段所起的作用。
毛主席谈话简短，他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于是，我去找江青。到庐山后，江青两次打电话要我到她那里去，我没去；后来又来电话说要来我这里，她也未来。所以一直未见面。这次去她那里，她就说：“稀客!稀客!”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要我跟她到康生那里。
到康生那里，先看到曹轶欧，她不招呼。进到康生住的大房子，张春桥、姚文元已先在，可见他们经常在一起论事。谈话开始了，记得江青第一句话：“你们藉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以后各人相继轰，原话现在记不起了。
随后，组织上通知我，由周恩来同志、康生帮助我写反省。
记得周恩来同志沉默寡言，发言的是康生。我在庐山的检讨发言内容，基本上是康生授意的。
在我做检讨的会上，我非常感谢恩来同志，他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会毕，就在会场上，我高兴地去感谢周恩来同志。康生也在那里，恩来同志说，你感谢康生好了。康生很冷淡的回答：“不要怕丑”。
检讨会的第二天，我觉得事情完了，回家务农好了。一想，心为之一宽。可能是恩来同志不放心，叫了大夫、护士来看。我要出去往庐山上一游，请他们和做招待工作的同志一块走。遇到风景好处，同大家照了几张相片。照相后，又继续游山玩水。这一天是从到庐山后最高兴的。
但是，风声所播，就兴尽悲来了。流传的话就是：“陈伯达并没有沉痛，还去游山玩水哩。”于是，会又开了。这时我已不能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似乎简报还看得见。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
后来听说，在一个会上，有人曾经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并指出例子。在那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竟这样维护我，更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回北京后，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
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轶欧接，她也不接。
但是，当打电话给周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儿，周恩来同志来接了。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周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祟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到郊外散步，为着排遣自己的苦闷。随后，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
从此，即禁闭在自己家里。两位帮我管文件的工作同志调走了，说是要他们上学习班。有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附带管药的同志：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医务所了。
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当逮捕送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过：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经往上报告，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个人)，睡着了。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的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非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漫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怀来说，在三十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微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帮助给了我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弄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到先生的。
我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某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
还有，也不能认为某人原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断言他的娘胎已定，无论如何后来就再不能当马克思主义者了，无论什么情况，都只能永远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是这样看人。试举梅林为例。梅林本来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却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同他通的信，对他表现了很大热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曾经对梅林这样称许过：“梅林不但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康生、四人帮认为自己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正确，同时，认为别人如果同他们不一致，就有滔天大罪，祸延三代，他们究竟有没有一点点的“马克思主义”呢? 前面我所说的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事，除了林彪的罪恶行为制造的以外，我认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是极重要的制造者。毛主席当时年事已高，接触别人又常常被阻碍。
我属无知无能之辈，即使能经常见到毛主席，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主要的是毛主席同广大同志的接触已遇到江青等的破坏，处事就很难免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之处。伟大英明如毛主席，在晚年遇到这样的挫折，使人对四人帮感到痛恨之极。凡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罪过同我的工作有关，我承担责任的事，我自己完全承担起来，不能移罪给别人，更不能对毛主席推卸责任，否则我就罪上加罪了。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