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蒙古军队的骑兵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一对一地战胜欧洲的重装甲骑兵,欧洲重装甲骑兵的长矛和重剑杀伤力远大于蒙古骑兵手中的马刀、长矛或狼牙棒。欧洲骑兵的马也远比蒙古马高大。但蒙古骑兵的战略战术则是欧洲骑兵远远不及的。欧洲军队的战斗无论多大规模的军队都是在很小战场内进行的。而且,欧洲军队有惯常的骑士之风,崇信正面一对一的堂堂正正的战斗,当他们遇见可以把百里方圆的地方做战场,且习惯迂回的蒙古军队时,他们的确是碰上了无法想象的战争场面。
蒙古人西征时,在发生大部队与敌正面遭遇的时候,蒙古骑兵也会迅速排成战术队伍发起正面的攻击。其战术队形通常是排成五个左右的横队,每个横队均为单列。各横队相距很宽的距离。这样形成了远远大与对手的宽大正面(从现代战术来讲,这种极易为对方冲击的宽大正面是极为不利的)。前两个横队是重骑兵(相对东方军队),其余为轻骑兵(相对与西方的轻骑兵可算无任何装甲的骑兵)。在此之外则还有大批的游骑四处做表面上无意义的运动。双方军队在靠近后,蒙古军队的轻骑兵会突然从前排的重骑兵横队的巨大空隙间以极高的速度冲出,向西方的敌人投射长矛和从中原学来的毒箭。几次齐射后,重骑兵队伍迅速后退,接着轻骑兵也迅速后撤,并回到原来的位置。而遭到攻击的西方军队无论是步兵方阵还是骑兵方阵此时都很难迅速回击,必须保持队形的严密向前推进,否则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杀伤蒙古兵。通常蒙古军队的骑兵只要一两次这种冲击就会让敌军军心动摇队形混乱。而这种反复的攻击蒙古兵可以不论白天黑夜地进行,因为队伍相距较远且不需要太严整,蒙古兵的队形很容易在远离敌军后重新排列整齐。一但敌军队形混乱军心动摇开始后撤,则宽大的蒙古骑兵队形就会迅速变成包抄队形,对敌军进行近距离的砍杀。
蒙古军队在骑兵快速大纵深地前进时,遇敌坚固的城堡,通常只留少数部队监视以待后续的攻坚工兵,大部队仍继续高速前进,使后方的敌人根本无法作出战争准备。
另外。蒙古军队常常利用冬季大河结冰时发起战争。
战例。1241年,蒙古苏布台和拔都分率大军进攻东欧,强行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准备于匈牙利平原会师,在两支部队遥远的侧翼还有两个小规模的骑兵部队,沿途横扫波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掩护主力部队的战略意图。匈牙利国王贝拉在蒙古军队进抵佩斯城前,判明蒙古军的意图,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军队寻求与蒙古军队决战,蒙古近六万人的主力则避开匈军的攻击稍稍后撤。四月,双方最终则在绍约河畔对峙。匈牙利判明对岸是蒙古主力后,迅速地抢占了一个巨大的桥头堡,又在河西岸用大量的马车连成坚固的兵营,等待蒙古军队的攻击。蒙古军在后续的工兵到达后,立即在黎明用威力巨大的抛石车和火箭向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队射击,守备部队在前所未见的攻击下瞬间溃败,蒙古骑兵迅速穿桥而过,向刚刚醒来的匈牙利军队主力发起攻击。当匈牙利人满怀信心地列队杀向数量处绝对劣势的蒙古军时,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主力!蒙古军约三万人的主力在近百里远的南方早已乘夜渡过冰冷的河水。蒙古主力从背后杀向匈牙利军队,队形混乱的匈牙利军队立即撤回坚固的兵营死守。蒙古人的工兵遂向兵营里发射了密集的巨石、火箭、毒箭(史料记载蒙古人的毒箭含砒霜巴豆,产生强烈的毒烟)、燃烧油。这些攻击武器大多为西方军队首次见到,其内心恐慌可以想见。蒙古人采用了“围城必阙”的战术,匈牙利人迅速崩溃从缺口逃亡。但是,身着轻装的蒙古军队速度和耐力远远高于逃跑者,可以不停顿地换马四处截杀。绍约河战役,匈牙利军队阵亡七万余人。蒙古军迅速攻克佩斯城,杀死十万余人。
蒙古军队靠着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在欧洲消灭了大量装甲坚固但行动笨拙的欧洲军队。因为欧洲军队在速度上的劣势,使得在战场上逃回来的人极少,很久以来,欧洲人始终认为蒙古军队的数量极为庞大。另外,因为欧洲军队主要依赖近距离的格斗杀伤,使得蒙古军队在运用机动作战时,只有少量的伤亡。现代的欧洲军事史学专家认
为,欧洲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战争中的伤亡比例,也许是冷兵器时代最悬殊的。
蒙古人特殊的装备蒙古马。
蒙古马若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该是最劣等的马了。蒙古马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可以说,蒙古马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蒙古马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而且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工作,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好马最终全部被蒙古马取代的原因。
而且,蒙古马在蒙古军队除了作为骑乘工具外,也是食物来源的一种——-蒙古骑兵使用大量的母马,可以提供马奶。这也减少了蒙古军队对后勤的要求。并且,蒙古骑兵通常备有不止一匹战马。
蒙古马的特殊优势使得蒙古军队具有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的速度和机动能力。比如,1241年冬季,苏布台的主力骑兵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突然出现在多瑙河流域的格兰城下时,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而布满积雪的两地之间的距离有三百多公里,且多是无路的山地。中原的新式武器。
蒙古人使用的发石车、火箭等中原新式武器,在中原的各个王朝原来是守备坚固的城防用于抵御蒙古军队的。但蒙古军队掌握此类装备后迅速用于对高大城防的攻击。火药和火箭类武器出现在冷兵器时代,其威力自然是惊人的,另外,对从未见过它们的敌人来说,也有巨大的心理震撼作用。在欧洲战场,很多时候火药类武器尚未造成城墙被完全破坏的局面,守军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开始弃城逃亡。
其实,东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别很早就在双方作战时的战术体现出来了。在东方(以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为代表的范围内)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队形极其严密、排成密集方阵,步、骑、弓箭、投枪诸兵种密切协同的军队。这是西方人思维严谨、讲究科学分工、善于组织大的系统工程的表现。而中国战国时代的车阵、明朝戚继光组织对付倭寇的鸳鸯阵和对付鞑靼的车、骑协同战阵是远不能与之相比的。东方军队作战时,队形不严整,讲究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战术的灵活性,受《孙子兵法》的影响,讲究“诡道”而不讲究堂堂正正的正战。这种战术意识的支配下,军队的单位攻击力和防护力并不强,如果对付罗马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密集步兵方阵,采用正面作战的方式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与东方军队不同的是,西方军队一开始就采用严密的队形,特别强调突出正战的攻击力和防护力,以罗马和马其顿的步兵方阵为
例。这种步兵方阵通常由贵族和平民排成20排以上密集的队伍,身着厚厚的重甲,手握长枪,越往后排,长枪越长,架在前排的肩膀上,这样就在方阵的正面形成了真正的丛枪如林,方阵的后面则通常由奴隶紧紧跟着,作后勤和护理工作,或者由标枪手不停往对方投掷标枪。这个方阵的两翼则由骑兵担任保护两翼不受冲击的任务。很明显,这种战术的冲击力是远非东方军队可比的,但它的弱点也非常突出:队伍转动不便,必须时刻注意保持队形的严整。即使在进入铁器时代,马的鞍具的发展,使得骑兵越来越重要了,双方在骑兵的战术运用上也有巨大的差别。东方的骑兵很少有重装甲,骑兵即能用马刀、长枪也可以使用弓箭。骑兵主要目的是为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和正面的冲击力,可以在很大范围内作战
。而西方的骑兵部队发展出了威力强大的重装甲骑兵,士兵穿着厚厚的锁子甲,可以有效抵挡刀枪和弓箭的杀伤,骑兵使用长枪和长剑,杀伤力较大。但是与东方不同的是,骑兵战术的使用仍和古罗马时代的步兵方阵相同,讲究队形和正面的杀伤力和防护力,几乎没有太多的战术机动能力,作战范围仍然是在很小的区域内进行。
东西方的军队由于地理障碍,除了欧洲军队和中东地区的军队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军队从未与万里之外的西方军队打过照面。唯一可能的机会,在亚历山大攻克印度准备东进时,因病逝而告终蒙古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后,立即开始对中国北方的各王朝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蒙古军队在一开始完全依赖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和过去的游牧民族军队一样,没有步兵攻坚力量的协同。在中原各高大坚固的城墙面前,强大的骑兵是无能为力的,尽管他们在野战中所向无敌。很快,蒙古人从辽、金、西夏的军队上学到了步兵攻坚的本领,改变了继往单纯依赖骑兵的战术,并且学会了运用汉族新的发明的火药和抛石武器。
在战术的运用上,蒙古人特别强调的就是部队的机动性,以远距离的包抄迂回、分进合击为主要战术特征。蒙古人的远距离机动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他们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规模机动,使敌人很难预料和防范到他们的攻击。他们在战斗中亦很少依赖单纯的正面冲击,通常使用的方法是,一小部分骑兵不停地骚扰敌军,受攻击后后撤,待追击的敌军队形散乱疲惫时,早已四面包抄的骑兵则在一阵密集的弓箭射击后蜂拥而来。这种战术在过去的匈奴、汉族、契丹、女真人都13世纪,欧亚等国的军队多以步兵和重骑兵为主,而蒙古军队却是清一色的轻骑兵。轻骑兵具有突击力强、灵活多变的特点,适合远程奔袭。重骑兵防护性能好,机动性差,适合阵前对抗。所以,蒙古军的轻骑兵,恰如“二战”中机械化部队,它常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迫敌解除武装。这就使成吉思汗时代所营造的战场,完全是一种飓风式战场。如果把它与“二战”中德国的“闪击战”作对比,就会发现在成吉思汗指挥的战争中有与德国“闪击战”相似的内容。“二战”中,德军闪击波兰,用了一个月;闪击丹麦、挪威,用了两个月;闪击法兰西,占领法国首都巴黎,前后也只有一个月。这是发生在工业时代的“闪击战”,而发生在农业时代的“闪击战”,其战绩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蒙古西征军在欧洲作战时它的集结:“从扬子江北岸至保加尔边境,部队集结都是在2至3个月完成的。这样部队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到90至95公里。它的突击:攻占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5天时间,每天的平均速度达到85至90公里;攻占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10天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5到60公里;攻占匈亚利和波兰,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8到62公里。”(《蒙古族古代战争史》24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轻骑兵,有与今天的机械化部队共同的特点,即高速、突然、攻击力强,往往使对方措手不及。成吉思汗正是利用轻骑兵机动性好的特长,打破了13世纪呆板的攻防战术,从而完全控制了战场主动权。当时,所向披靡的蒙古军已引起欧洲人的惶恐,甚至像遥远的城市,如卢卑克(波罗的海南岸一个城市)和纽伦堡(今德国巴瓦里亚境内)都加紧防御准备。就连当时的英国也提心吊胆,曾禁止船舶出海捕鱼。当时欧洲人对成吉思汗子孙的惧怕,从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并不清楚蒙古人为什么不可阻挡,有人甚至把蒙古军后来因窝阔台去世而退兵之举,归结于他们教皇和皇帝的英明。后来法国的拿破仑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蒙古军西征,不是亚洲的散沙在盲目地移动,而是有严密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指挥。由于他们比对手更精明因而才能所向无敌。拿破仑的分析切中问题的实质。当蒙古军象飞沙快速推进时,在它的背后,是行之有效的大迂回战略。而这种战略,在蒙古兵放牧、围猎时,就已经产生并成熟了。
三、大迂回战略能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能使战场攻防结构发生突变,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为己创造有利战机。
蒙古军队的大迂回战略能以迂为直,避实击虚,扩大战争空间,节省兵力兵器,加速战争进程。蒙古军灭金,窝阔台就采用了成吉思汗临终留下的大迂回攻金方略。他令拖雷率主力西路军,绕过金军的重镇潼关,自宝鸡出汉中,强行通过南宋管辖地区,沿江而下,经唐(今河南唐县)、邓(今河南邓县)北上,采用大迂回战略,突然出现在金军后方。金朝十分惊慌,急忙抽调守黄河和潼关的主力部队10万余人前来抵挡。两军在邓州遭遇,拖雷只有3万人。他采用袭扰战术,避免与金军正面交锋,使远道而来的金军十分疲惫。这时蒙军正面部队已渡过黄河,直趋汴梁,金军仓皇北撤,当退到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时,被两路汇合的蒙古军团团围住,后又网开一面,在追击中全歼金军。此后蒙军乘胜进围汴京。金亡近在咫尺。
但蒙军南下灭宋的战争却持续了45年之久。这也许是他们遇到的众多对手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因为南宋所处的江淮地区,河渠成网,城镇林立,除蜀口、襄阳、淮河防线外,西段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东段地处淮河下游,水道众多,后方还有长江天堑,都不利于骑兵作战。但蒙古军队能审时度势,避实就虚,发挥特长。他们选蜀为战略进攻要害,因为蜀地富饶,南宋近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四川。此外蜀地地理条件尤为重要,蒙军若夺去四川,就可以过三峡,顺流东下,直逼江东。窝阔台为发挥蒙古骑兵的特长,沿用灭金时宽正面、大纵深的迂回包围战略,在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上发起进攻,力图越过长江,进入江南作战。但由于兵力分散,各战区虽有突破,终因气候不适,加上中军主帅死于军中,只好中途撤退。蒙哥汗继位后吸取窝阔台失败的教训,在占领区开始设官、筑城,为持久战作准备,从而避免了春去秋来,战果得不到巩固的缺陷。在战略指导上,仍以攻占巴蜀为首要目标,同时派忽必烈率军经略云南,目的是迂回西南攻其腹背,然后北上,接应主力,东下临安。可惜蒙哥汗在实施他的大迂回战略时,却因自己恋战,遇坚必攻,使其主力钝于四川的钓鱼城下,直至自己中石身亡,从而影响了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天,当我们研究蒙军灭宋的战略思想,无不为他们开辟的广阔战场所折服。蒙军的大迂回战略使金束手就缚,使宋廷的沿江防御失去天堑屏障。虽然蒙军攻宋的前两次迂回未实现预期战争目的,但当时忽必烈的军队事实上已迂回云南大理,经过近一年征战,兀良哈台平定了“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乌、白蛮等37部”(《元史·兀良哈台传》)并与四川蒙军汇合,从而使蒙宋正面战场决战时机成熟。若不是蒙军钓鱼台受挫,兀良哈台军就可以奇兵出广西拊京湖宋军之背,然后直下临安,这样,南宋的灭亡,就可能提前几年。由此可见,蒙军的大迂回战略可以创造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有利战机,可以乘虚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变化,并从根本上打乱敌人的部署,迫敌就范。
四、大迂回战略是将帅胆识和军队力量结合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不仅仅是个方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成吉思汗独特的军事体制和治军思想,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军队,从而使他的战略思想得以实施。
研究蒙古兵学中大迂回战略的具体运用,从中可以发现,大迂回战略不仅仅是个方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作出大迂回的决策需要雄才大略的统帅,执行大迂回战略任务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否则大迂回战略只能是纸上谈兵。
成吉思汗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战略家,他能对复杂敌情作出正确判断,果断决策。蒙古军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当时成吉思汗面临来自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与金国长达9年的战争,二是西夏的反叛,三是斩其使臣、屠其商队的花剌子模。成吉思汗权衡利弊,采用稳住西夏,牵住金朝,全力西征花剌子模的策略。西征花剌子模分三路进军,大军在开进中,派哲别一路绕到敌后,向敌战略上敏感的卡什加尔方向迂回,切断花剌子模与阿富汗、呼罗珊之间的联系,掩护主力战略展开。大皇子术赤、大将军哲别率领三万人的军团,穿过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地带——帕米尔和天山山脉之间的谷地。当时“他们在一丈多深的积雪中行军,他们攀登4千多米被雪覆盖的吉西列阿尔多和铁列古达巴干两个高峰的道口。在大风雪中,用牛皮包住马腿,人穿双层的皮毛大衣,在7千多米的高山之间,在冰天雪地中前进。他们为了暖和身体,用小刀切开马的血管,吸喝了马的温暖的血液,又把血管封闭起来……”。(《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150页)这段史料,反应了蒙古军队在人类军事史上所创造的奇迹,它使汉尼拔和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行动显得逊色。当蒙古军队突然出现在费尔干纳盆地,莫罕默德率领的精锐部队正等着他们,疲惫的蒙古军队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机动作战与敌人会战。激烈的战斗持续到深夜,各自鸣金收兵。成吉思汗在接到他们的战斗报告后,令术赤归队,令哲别率领5000人马,继续向南方阿姆河上游迂回。成吉思汗等后续部队展开后,他亲率5万蒙古骑兵,从北方迂回行军,在渺无人烟的地点渡过锡尔河,通过了克吉尔库姆沙漠。“这个宽有500公里的克吉尔库姆沙漠,被世人认为是动物绝对不可能通过的天然障碍。从那以后经过了650年,俄罗斯对叶华作战中,俄军骑兵丧失了全部军马。现在成吉思汗突然出现在莫汗默德背后能置于死地的阿姆河下游地区。”(同上书,157页)这时的莫汗默德,已被四面包围:西方有成吉思汗,北方有察合台、窝阔台,在东方有术赤,南方有哲别。这就是成吉思汗大迂回战略最典型的一个战例,它创造了世界战史上的两大奇迹,而这种奇迹在那个时代,也只有成吉思汗统帅下的蒙古军队才能做到。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军队的耐力和吃苦精神是何等惊人。如果换宋朝的军队去执行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可能不等交战,就被雪山和大漠吞噬。成吉思汗的军队之所以勇往直前,所向披靡,这与它独特的军事体制和特殊的治军思想有很大关系。
首先,军民一体的军事体制,使蒙古士兵从孩提时就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据史载:“蒙古人从三岁起就手拿弓箭。”(同上书,263页)他们放牧、骑射、围猎,很早就孕育了灵敏的马上战术。氏族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掠夺,已模糊了兵与民的界限。如今人们在探讨为什么中国的游牧民族屡屡能进入中原,打开城墙高筑的中原门户,恐怕原因恰恰在此。因为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本身就是一种进攻样式的推演,而中原以墙自守,典型的农业式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消磨了人的进攻意识。一个没有进攻意识的民族,要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交战,其胜负可想而知。
其次,成吉思汗的治军思想做到了民族性、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这是他造就一支高素质蒙古军队的根本原因。所谓民族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立足于本民族的客观实际,如借用围猎训练军队就是一种全新的军民兼容的训练方式。所谓科学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从实战出发。它曾以西夏为对手考验自己的军队,“试图在对西夏的战争中,锻炼一下蒙古人,以利将来对中国的战争。”(同上书,93页)另外,成吉思汗也重视对军官的训练,“哪一个军官不来接受我的教育,而是呆在家里,那就好像是沉在水中的石头一样被消灭的。”(同上书,95页)军官们在大汗的宫廷受训后回到营地担任教官,经过一整套完整体系受训的蒙古军队,最后就像成吉思汗所希望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有如两岁的犊儿,但在厮杀时,又似老鹰的搏击。在筵宴和娱乐之中,无忧无虑有如小驹,但在战斗的时候,又似海东青之扑仇敌。在白天,像老狼的俟机,在昏黑之中,像乌鸦的守夜。”(《蒙古帝国史》16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89)正是有成吉思汗这样出类拔萃的战略家和他那支坚不可摧的军队,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才能在世界战争史上大放异彩。
五、大迂回战略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在穿插、迂回中屡建奇功,就在于它“羊马随征,因粮于敌”。
大迂回战略的实施一般要远离后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基本上是脱离根据地作战。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蒙古军队有一套独特的、与此不同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保证了蒙古军队的远征。
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传》)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物合一,完全是受生存条件的驱使。蒙古人行军打仗,以反牲畜走到哪里,人跟随到哪里的游牧常规,而是军队走到哪里,羊马也驱逐到哪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队的军需供给问题。
由于出征时携带的羊马很有限,为充分食用这些牲畜,成吉思汗还专门规定了屠杀的方法:“用牛羊的膀胱两个,吹满空气,把骨管伸进膀胱的管孔。骨管上刻有螺丝纹。在兽的第四、第五肋条之间,刺个穴口然后把骨管插进创口,压迫膀胱把空气注入肺脏。这样做的时候,兽立刻死去。死状好像是被电击一样。这个杀法的利益是肉量增加70%,滋养力充分,脔肉柔软,味道也美,易于更长久的保存。”(《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27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全部吸收兽类血和肠肚的营养,充分利用所携带的羊马。由此可见,蒙古军队在自我生存方面,有它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要说它不可战胜的秘密是什么,极度节俭的饮食习惯,就是其制胜的密诀之一。因为有超常的生存潜力与敌较量就有超常的战斗力,就有能使战争机器连续运转的动力。
蒙古军队“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蒙鞑备录》第13篇)这段史料,说明成吉思汗的军队在自带食物耗尽时,依然有强大的野战生存能力。当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时,其国王莫汗默德从间谍那里得知:“蒙古军队随身携带战斗时用的一切物品,他们以肉干和酸奶为饮食就满足了。他们对于好吃的食物和不好吃的食物都满不在乎,什么动物肉都能吃,甚至猪肉、狗肉都吃。他们的马不需要麦子和稻草。他们的马能用蹄子刨开积雪找草吃,甚至还能刨开土找杂草和草根、草叶吃也过得去。任何高山峻岭和大川小河阻挡不了他们的进击。他们能越过任何的山谷隘路,他们抓着马鬃马尻渡过任何河川。”(《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156页)莫汗默德被强大的蒙古军所震撼,从此,他便无心交战,而是一心一意千里撤退,只顾逃命了。
蒙古军队的确是生存能力极强的军队,他们对自然的最低奢望低出普通人好几倍,当他们“才犯他境,必务抄掠……因粮于敌。”(《黑鞑事略》85页)时,蒙古军队就变得更加强大。蒙古军因粮于敌的具体作法一是抢夺牲畜以备后用。二是对坚壁清野的城堡,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对方供给粮食。哲别在占领花剌子模的南方后告示居民:如果想免于被杀,快快投降提供粮食,不要依靠城堡的守军。按照蒙古的法律,降服者的财产和家属归胜利者所有。成吉思汗的作法则更温和一些。当他占领布哈拉时,他骑上马来到城里的回教清真寺,登上圣坛,对回教僧侣们说:“在野外既没有肉,也没有草,马饿了人也饿急了,战士们非常苦,打开你们的粮库。”(《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159页)这时拿钥匙的仓库保管员就会跑出来。三是每征服一地,就建立作战基地,以战养战。这种由开始掠夺到建立基地,有一个发展过程。“蒙古贵族在开始进入中原时,掠夺财富是他们从事战争的一大目的,从金银、牲畜到人口,都是他们掠夺的对象。”(《蒙古族通史》143页)这样对当地经济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后来他们接受封建的统治方式,经营占领区。公元1253年,忽必烈曾在凤翔屯田,用盐换取粮食以供军粮。
总之,蒙古军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而这种解决方法不像一般的军队让士兵负重过多,或在战斗序列后有很长的辎重队,而是在他们民族千年以来养成的饮食习惯中,以最轻便的方式加以解决。这种轻便体现在他们食用的羊或马,不需要特别的装备来运送,从而大大减轻了蒙古军队的负重,更有力量和能力,大胆向敌人的纵深穿插迂回,其距离的深远常常使他的敌人也难以置信,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军队攻下一个个城堡竟是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城堡的守军被突入其来的敌人吓懵了,他们来不及作坚固防御,即使作了准备,但蒙古军却偏偏出现在他们尚未防守的地段,那些地段他们认为敌人是无法前来偷袭的。因此,英国人利德尔·哈特评论说:“在中世纪里,战略的最好例证并不出在西方,而是来自东方。公元13世纪,对于西方战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时代。”(17)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正是这些战略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成吉思汗与战国时期的孙子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两座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