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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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年轻人自以为知道的文革，其实是一个当年被蓄意歪写、如今被拼命写歪的神话“文革”、鬼话“文革”、谎话“文革”。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简单：文革的关键和矛盾焦点其实就一条：“整党内走资派”与“不准整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党内”与“矛头指向党外”。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原来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内。
刘邓：“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
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9日，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少奇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反右——“为权力而‘真理’”
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
——在群众中制造对立
因为“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个划分敌我的问题。当权派“以我划线”划分敌我——不听话、提意见的就是“敌人”，用听话的监控不听话的，用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用群众搞“二次反右”、“抓阶级敌人”。这就把本来并无利害冲突的群众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非把对方搞垮不可。群众的分裂对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刘邓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数”包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以写信支持与工作组对立的“红卫兵”的方式公开表态支持成立群众组织与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对抗。
各学校工作组依靠的学生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你不靠工作组靠群众组织，我给你来个“真假孙悟空”。
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导致群众的严重对立。成立了群众组织后，群众由个人的对立变成有组织的对立对抗。双方都拼命证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证明对方“反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的思路千方百计挑对方人员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问题……“血统论”、“文字狱”、“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从此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证明你“组织不纯”，就证明“阶级队伍不纯”，就是“招降纳叛”，就是“反动组织”；你文章演讲能“鸡蛋里挑出骨头”，就说明有“反动内容”，就证明是“反动组织”；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重，就证明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推论出“反动组织”……所谓“文革‘极左’”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荒谬：对立、谩骂、武斗、破坏……这反过来又成为“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证据——谁让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谁让你“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挑动群众打人。
1966年6月我亲耳听到工作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据我所知，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黑帮”打不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时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
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
第一，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第二，通过打人一事让群众产生错觉：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可以不算数，只要“出于革命义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计较——从此对毛泽东的主张可以“各取所需”。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仇恨种子。第四，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第五，在群众中丑化文革。
此例一开，尔后的暴力事件便层出不穷，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打人骂人到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现在人们所见所闻有关文革的种种劣迹，无不源于此次“传达”。
尽管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形成的怪逻辑是：不折不扣按毛泽东的主张办、讲政策、守规矩倒成了“保守”、“条条框框多”，无视毛泽东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体现“造反精神”——“造反”落实到对抗毛泽东的三令五申上，还说这叫“最忠”。
——煽动血统论狂热，开打砸抢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几日立刻开始闹起了打砸抢抄抓、毁坏文物、肆无忌惮把矛头指向社会群众的“破四旧”，同时“血统论”风靡一时——“血统论”以强调出身为名，把“红卫兵”解释成应该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组织。而“干部子女”其实就是“党内当权派子女”。由“党内当权派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显然对到社会上“破四旧”、落实“阶级敌人在党外而不在党内”比认同“阶级敌人在党内不在党外”、“把矛头指向党内”积极得多。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年方十来岁的中学生。如果没有老谋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这些过去从未接触社会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里会想得到跑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大闹？那些“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之类暴行全都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即最需要破坏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重点的关键时刻发生的——这其实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将”毛泽东的“军”的极巧妙的一记毒着：你毛泽东依靠“红卫兵”闹文革把矛头指向党内，我来个“四两拨千斤”，用“血统论”唆使“红卫兵”把矛头从党内引向社会。“红卫兵”到处乱砸乱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责我派工作组镇压学生不对——我派工作组不就是“管”吗？你不是刚刚宣布撤消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吗？你说我镇压学生，你不是也得镇压吗？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谓“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指责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驴，把这群“红卫兵”连同一切群众组织统统取缔镇压下去，看你文革还怎么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会老百姓对文革的反感，离间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煽动武斗，全面破坏捣乱
为了权力，所以必须“矛头指向党外”，所以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所以要唆使“红卫兵”闹“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以此证明只要“矛头指向党内”就要引起大乱。这一套没有动摇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方向，可见乱得还不够，还需要升级，于是一系列荒唐疯狂举动接踵而至：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坏文物、批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炮打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
所有这些疯狂破坏表面上看杂乱无章，实际无不一是想方设法把“矛头指向党内”扭到“矛头指向党外”——千方百计证明一条：“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一切破坏、荒唐、苦难都是你搞文革“矛头指向党内”造成的。要制止这些就必须停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坚持“矛头指向党内”就必然怨声载道，天下大乱——所以不能动我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如果退缩就上了大当：只要被“社会动乱”吓住、不问青红皂白盲目“维稳”，那就必然放弃“矛头指向党内”，必然“矛头指向党外”，结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而在群众已经被分裂、情绪严重对立的、好人坏人混杂、没弄清谁是真正的坏人情况下盲目搞反右、搞镇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由当权派“以我划线”不分青红皂白大开杀戒，后果可想而知——大规模逮捕，大规模镇压，大规模冤假错案。
毛泽东洞若观火：群众斗群众、武斗、破坏之类都是党内走资派挑动的，普通群众上当受骗的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坏人混在一起，一时区分不出来。在群众对立情绪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乱子就盲目镇压，必定伤及无辜。毛泽东的做法是冷眼旁观一段时间，让好人自动退出，坏人充分暴露，那时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会冤枉无辜。
例如清华大学的武斗，打来打去最后参与的只剩下几百人，多数群众都厌恶这套，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说，坏人孤立了，暴露了。这时毛泽东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队进驻制止武斗。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的这些话深得人心，全国武斗从此杜绝。
文革中大规模武斗发生在1967年中的几个月。零星武斗自1968年7．27之后全部制止。全国范围内的动乱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动乱说成“十年动乱”是胡说八道，“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恶，如打砸抢抄抓、血统论、人身侮辱虐待、“破四旧”、破坏文物、批斗迫害杰出人才、武斗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全部发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间，发生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指向党内、党内当权派的权力受到威胁、迫不及待需要变“矛头指向党内”为“矛头指向党外”、迫切需要“事实”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时候。等“全国一片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当当权派还有权、但这个权面临威胁时，就发生了上述种种暴行。当当权派不再有权、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了权了，什么乱子都没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开关一关，灯就灭了，不用说开关与灯是连在一起的。要打倒的当权派在要打倒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等打倒了、没了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这些要打倒的当权派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真理’”，只要脑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行”全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一切”。制造一切“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文革要打倒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或权力有需要的时候，为了权力，什么惨不忍睹血淋淋的残酷事件、什么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会发生——“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一切”。
——赵高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指鹿为马”。
——赵构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十二道金牌”、“风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没能力打胜仗、面临上级责罚、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抓老百姓杀掉冒充战果——杀良冒功（不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国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钓鱼式执法”也是如此。）
——刚当上总书记，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按指标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从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再也没人敢对自己不敬。
——刚主持第一线，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一县一社”、“一平二调”、“亩产万斤粮”、粮食放卫星。
——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威胁了自己的权力，为了不被当白旗拔掉，就虚报产量搞浮夸。
——为避免虚报粮食产量的谎言被揭穿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剥夺农民口粮，饿死人在所不惜。
——为了避免自己阳奉阴违头脑发热搞浮夸的真相被毛泽东发现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封锁毛泽东、架空毛泽东——“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为了逃避瞎指挥搞浮夸造成经济大挫折的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力，就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一切责任全往毛泽东身上推。
——为了用政绩巩固权力，就不顾老百姓负担，加码征粮“提前还债”。
——为了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大搞“形左实右”，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群众。
——为了扭转“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碰当内当权派，否则天下必乱”，社会就必须动乱，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破坏文物、打倒一切、武斗动乱、工厂停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像章热。
把历史上所有那些坏事、怪事、荒唐事跟当时的权力需要联系到一起，规律性一目了然。
所谓“文革血腥恐怖”、“破坏文物”、“打砸抢”、“血统论”、武斗破坏之类全部都是为抵制破坏毛泽东文革而精心策划煽动出来的血腥政治阴谋。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对抗毛泽东、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权力的党内走资派——“为权力而‘真理’”，权力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为权力什么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都干得出来。为权力什么离奇荒谬牵强附会的借口都编得出来。（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请看 “临时性强奸”、“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异性洗浴”、“躲猫猫”、“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用纸币开手铐、用鞋带上吊”、“俯卧撑”、“情绪稳定”、“访民都是精神病，必须强制监禁”之类“故事新编”。）
毛泽东在文革中顶住一切压力、坚决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规模的“按指标抓右派”、“按指标镇反”。不是毛泽东，许多人早变成了牺牲品，成为“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派为证明“阶级斗争不在党内”而制造的证据被干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连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文革的机会都捞不着。这些人把一切罪恶赖到毛泽东头上实在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当年残暴整他们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整的人——“党内走资派”。这些人“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一见权力受到威胁便不惜一切嫁祸于人，所以制造动乱，所以宣传“血统论”，所以制造打砸抢抄抓“破四旧”，所以制造武斗……牺牲这些人、制造各种暴行都为一个目标：“矛头指向党外”。如果得逞了，让毛泽东屈服了，把文革变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冤假错案受迫害问题，而是人头落地的问题。
污蔑毛泽东残暴的人自己才真残暴——说文革抄家打砸抢，那如今的暴力拆迁呢？整个房子整个地区全都给你掀了夷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扫地出门，什么都不给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抗议自焚死了都不饶，都算有罪，连家属都抓起来。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抢抄抓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谁残暴？
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两次生活待遇不变，没遭逮捕用刑，没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青则一下子就被抓进监狱公审侮辱判了死刑死于非命——谁宽宏大量仁至义尽，谁心狠手辣野蛮残暴？
毛泽东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整”，就是撤职罢官，不给权力，但给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变。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资，到后来也全部补发了。
“给生活出路”是毛泽东一贯的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对俘虏都优待，对敌人都宽大，而口口声声骂毛泽东残暴没人性的人大权在握后可曾给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张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残暴？
——中国文物普查：近20多年2万余登记在册文物消失（北京晨报2009年11月29日）
——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果：中华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90年代
谁毁灭文物？
把文革说成“十年浩劫”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为了权力，需要妖魔化文革，需要把当年自己干的一切罪恶全推到文革头上。所以假话谎话不厌其烦，胡说八道不厌其多。根据虚假的信息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对跟“为权力而‘真理’”无关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荒谬的结论毫无意义，历史的真相、真实的文革才有意义。
真正的民主
一，民主与造反
张宏良教授说：“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社会，是由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维系支撑的，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更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造反精神，即使制度再好能由谁来建立？即使建立起来又由谁来维护？”
中国“精英”现在一听“造反”二字就要跳。美国人倒不那么忌讳这个词。著名小说《战争风云》就用赞许的口吻把“造反”跟“民主”联到了一起——“罗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Roosevelt has absorbed the world revolt into legislation.）
民主意味着“精神造反”——用和平的方式挑战当权者的“为权力而‘真理’”，挑战权力，监督权力，控制权力。而没有造反精神，何来精神造反？没有造反精神就没有民主。没有造反精神的“民主”，规章制度再好也没有用。即使制度再好，由谁来建立？由谁来维持？民主是强者的游戏。只有强者才能制定规矩。只有强者才能实施规矩。只有强者才能不必动武就使对手知趣识相，规规矩矩照章办事。没本事强行执法、使人人都认同“不守法就得倒霉”，法律就是废纸。没本事强制民主、使当权者都认同“不民主就得垮台”，民主就是废话。民主的前提是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权者，认同老百姓是强者，不得不按老百姓意志办事，否则就得垮台。没有这种现实的威胁，再好的民主也是空谈。如果不守法也能混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守法？如果不民主也能混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民主？
西方民主是怎么来的？造反造出来的。用王公贵族们的脑袋换来的。西方民主的前提——“民是强者”的共识，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通过血淋淋的暴力造反实现的。美国民主来自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继承，本质同样属于“造反民主”。民主是造反的产物，和平是暴力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产物——用暴力造反或暴力造反的威胁逼着统治阶级认同：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既然如此还是放聪明点，与其被暴力推翻，不如按民主规矩和平办事，免得敬酒不吃吃罚酒。所以民主也意味着“先礼而后兵”。民主的背后是造反。民主是造反的结果，不是当权者心血来潮的明智与恩赐。“文事必有武备，敢战方能言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今天中国“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民主。但美国历史上一贯坚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怎么从法律上被禁止的？不是“精英”突然良心发现恩赐的，而是斗争斗出来的——不仅有非暴力的斗争，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斗争。不仅有美国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国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
结果：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这就是说，美军的种族隔离结束于抗美援朝，结束于中国人之手，结束于毛泽东之手。美国军队开了个头，意味着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从此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美军战俘按照“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一律平等”的原则管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严禁种族歧视。这使美军战俘中的黑人头一次尝到“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人人平等”的滋味。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形成美国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美国黑人第一次领略“人人平等”、“禁止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结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灭亡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跟毛泽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美国人往往比对中国人更有份量。
1960年中苏分歧表面化。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与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针锋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从此世人皆知。毛泽东公开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用武装斗争统一国家。
美国人由此认定毛泽东企图通过支持民族解放战争输出世界革命，立即全力反击。《毛选四卷》出版仅仅几个月后的1961年，肯尼迪上台，立即进行战略调整，从单纯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为包括针对中国的“灵活反应战略”，把越南南方做为用“特种战争”对付毛泽东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试验场。美国从此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越战恶梦。
1963年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时，美国正处于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节节失败、军事上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前夕。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正兴起高潮。毛泽东的声明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这在美国当权者来看等于毛泽东要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要把越南战争打到美国来，必须全力防范。毛泽东发表声明之后不久，美国“非暴力”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百万黑人华盛顿和平大进军”活动，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华盛顿从此变为“巧克力城市”）。美国当权者认定：如果不能使美国黑人接受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那就要面临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如果连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权运动都不接纳，都暴力镇压，那就不敢保证美国黑人会听毛泽东的走暴力斗争之路。在美国即将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大规模军事升级前夕，面对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美国理所当然要想到必须防止毛泽东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国内制造武装斗争，理所当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越南战争大打出手在即，岂能允许后院起火窝里反？无论如何得笼络住人心。
“两害相衡取其轻”——鲁迅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毛泽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出的国威军威、毛泽东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势使美国当权者对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不敢掉以轻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结果就是迅速通过民权法案，正式在法律上结束了美国长达数百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毛泽东造出了大势，看准了大势，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发表声明雷霆一击，为“压垮骆驼”增添了最后一根稻草，为美国的民权法案催了生——“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美国统治者还挺绅士，民权法案通过之后只在落实上做手脚，法律上倒没赖帐，不象“永不翻案”那样白纸黑字照样说赖就赖，而且赖个精光。
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在法律上从此站不住脚，从此一路下坡。美国带头，西方各国效仿，海外华人都跟着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运”、“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同样沾光。如果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局面照旧，海外华人的日子好过不了，“海外民运”和“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的日子同样好过不了。能少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罪是沾了美国民权法案的光。美国民权法案的通过有毛泽东的功劳。海外华人不管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事实上都沾了毛泽东光——当美国黑人闹民权争民主时，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元首领袖，只有毛泽东公开支持，不仅口头支持，而且造势支持，一贯支持，从抗美援朝迫使美军取消种族隔离开始就用行动支持，最后关键时刻又发表关键声明直接为美国民权法案催生。美国左右了世界，毛泽东改变了美国——美国的越南战争是被毛泽东吓出来的。美国的民权法案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毛泽东为美国民主做过实实在在的事，而言必称美国民主、口口声声骂毛泽东不民主、反民主的人们为自己大吹大擂的美国民主做过一点哪怕起码的实事吗？沾了毛泽东的光还要骂毛泽东，骂着毛泽东还要沾毛泽东的光，纯粹一群道貌岸然的流氓。
回顾美国的民权法案、美国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的作用，恰好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西方民主能够实现“用和平方式挑战权力”，是因为西方当年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证明了“老百姓是强者”，奠定了民主这个“强者的游戏”基础，使西方民主得以变成现实；确立了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使西方民主体系得以持续运转。没有这种经历和条件，仅仅机械模仿、东施效颦照葫芦画瓢，民主就只能变成半拉子民主，夹生饭民主，徒有虚名的民主。
中国要实行民主，就必须奠定同样的“强者的游戏”基础：使当权者认同“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与其“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如“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不到这点，就没有资格玩民主这“强者的游戏”。
要奠定这样的基础，就必须做到：
——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取得政权，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当权的同时代表老百姓承认“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
——付诸实施，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例。
回顾中国历史，真正这样做的只有一人——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建立了新中国——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例。
古往今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顶多能有限地承认“老百姓是强者”——“水能载舟，亦能复舟”，但从不承认“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惟独毛泽东通过文革开创了最高当权者公开支持“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的先例。文革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次普及了“精神造反”，这就为民主奠定了基础。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斗士”口口声声民主，但从来不肯做实事，从来不为奠定民主的基础——证明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做任何贡献，总是指望等别人暴力革命成功之后把权力白白交给自己，自己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主精英”们总是附在权势者这张皮上摇唇鼓舌乞讨民主。向中国的统治者乞讨不到，就跑到外国乞讨，指望靠外国“民主解放军”扫平中国、送来民主，自己坐享其成。既然有求于外国人，那就不惜付代价——中国的主权。于是就有了焦国标这样“当兵要当美国兵”的“民主人士”。
对当权者来说，这样的叫化子民主、哈巴狗民主、汉奸民主很容易打发。第一，没什么可怕。这种人对老百姓的利益毫无兴趣，一心希望别人拼命自己坐享其成，除了躲在一边说风凉话没什么能为，永远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完全脱离群众，不买帐也掀不起大浪。第二，各怀鬼胎，分化瓦解轻而易举。这种人是为自己而非为他人争“民主”，争的是能够参与分赃的“精英民主”——分赃有我一份就行。满足全体老百姓没门，满足几个“精英”很容易，给点甜头就打发了。只要对识相的赏个一官半职、对不识抬举的一顿乱棍就立刻如鸟兽散，软硬不吃的剩不下几个，没什么作为。第三，你告洋状，我“以毒攻毒”：你想用利益打动外国人帮你实现民主，我现在就能用更大的利益打动外国人认同我的不民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国际接轨”、“负责任大国”……让外国垄断资本财团觉得我在台上对他们更有利，再也不把“共产党一党专政”之类真当回事，这就把你的靠山彻底釜底抽薪。既然我不民主照样滋润，凭什么民主？
文革是毛泽东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一次实践。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都是“叶公好龙”——叶公爱的是似龙而非龙的东西。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爱的是似民主而非民主的东西。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老百姓是强者”，否定了“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有政权”，否定了民主与造反的辩证关系，否定了民主的基础。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造反。否定了造反，就只能苦苦哀求人家赏赐民主。如此民主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家完全可以不买帐：“吃硬不吃软”，你毫无威胁，没本事使当权者认同“不民主就得垮台”，人家凭什么听你的？既然毫无威胁，人家不民主照样混，而且混得挺滋润，那何必搞什么民主？
只知民主而不知民主来自造反，是对民主缺乏起码的常识。要民主而骂文革，要的不是真民主而是假民主。
二，大民主是真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民主，没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不民主。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民主，不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不民主。皇帝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对皇帝来说算民主，对小民百姓来说就不算民主。董事会开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对资本家来说算民主，对普通工人来说就不算民主。富人俱乐部表决通过决议对富人来说算民主，对穷人来说就不算民主。“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决策都没有允许涉及的群众参与，这对有话语权的“改革精英”算民主，对普通老百姓就不算民主。
“精英”理想的“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被舆论左右。舆论被新闻媒体左右。新闻媒体被钱左右——归根到底谁有钱谁说了算。这种民主对有钱人来说算民主，对无钱人来说就不算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民主的相对性在阶级社会表现为民主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主。
杨继绳在2009年9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人民”？要“人”，不要“民”！》，宣布“‘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称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
“精英”的“普世价值”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为什么偏偏容不得一个“民”字，“要‘人’不要‘民’”？简单得很：单纯的“人”是人就有份，而“民”则有阶级性。“民”是相对于“官”、“精英”、“权贵”、“富人”而言。既然“要‘人’不要‘民’”，那“民主”就不是“民主”而是“人主”。谁有资格当“人主”？当然只有“人上人”的贵族、“精英”、富豪。这就给“精英”的“民主”做了最精辟的解释——“精英民主”=“人主”，即贵族、“精英”、富豪作主。普通老百姓只能全部“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可见“精英民主”对少数人算“民主”（不，“人主”），对多数人不算“民主”，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参与的“上等人的游戏”。
这就不难理解“XX新政”为什么要把“以民为本”改为“以人为本”：“民”意味着不是官，不是吏，不是仕，不是贵族，而是“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即绝大多数人。“以民为本”，富人、“精英”、贵族们怎么办？可见“以民为本”有阶级色彩，要不得。“以人为本”就灵活多了：是“人”就有份，富人“精英”权贵们全包括，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富人服务，为权贵服务。既然人跟人不同，富人与穷人、权贵与百姓的价值不同，服务的程度当然也可以随心所欲，全看具体需要。需要，“黑社会老大的人权也要保护”。不需要，“屁民”的死活没人管。可见“以民为本”进化成“以人为本”是对杨继绳们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的结果。
这顺便反衬出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一提法的准确和周密。“以民为本”没有把自己也摆在“民”的位置中的含义，而是站在“民”之上，是一种贵族的口吻，“人主”的口吻，居高临下恩赐的口吻——“民”是我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我得象一个精明的理财家那样好生管理自己的财产奴隶，所以“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则把自己摆在“人民”的位置中，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部分，从完全平等的角度来说话，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含义。
“精英”对文革恨之入骨，因为文革的大民主破了“精英”对“民主”（“人主”）的“专利”垄断，端掉了他们招摇撞骗混饭吃的家伙，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
“精英”的“民主”靠钱运转，只有少数“精英”有资格参与。
文革的大民主由全民运作，不靠钱运转，不受钱的左右，不需要资格学位经历，不需要论资排辈，不需要预先审查，没有中间环节，没有“被代表”的限制，每个人都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能直接反映民意，所以说是真正的民主。
当文人垄断文字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是写信还是写状子都得求文人。写不写、怎么写、写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精英”垄断民主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有什么诉求冤屈都得求“精英”代表。代表不代表、怎么代表、代表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了大民主，老百姓便能有话直接说，不再受制于“精英”。
难怪“精英”对破了自己垄断的大民主恨之入骨。难怪“精英”要“证明”“精英作主”才是民主，老百姓作主的大民主是“无政府”，可恶之极——这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精英”有“精英”的逻辑：我放火可以，你点灯不行。“精英”推荐上大学可以，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不行。我决定你的命运可以，你决定你的命运不行。你下岗买断工龄生计无着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还容得以平起平坐为前提的民主？民主与“精英”根本对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文革的大民主通过大字报来实现。大字报的本质是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过任何旁人之手。如今的互联网大体相当于现代化的大字报，能近似实现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但要经过网管编辑之手，这点还比不过大字报。）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还没有互联网。但毛泽东发明了“土互联网”——“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使中国老百姓超越了时代，在互联网技术尚未发明之前便提前用上了没有互联网的土互联网，提前实现了大民主。这是毛泽东划时代的创举。
“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任何旁人之手”是大民主最有价值的东西。没这一条，一切传播的信息实际都不过是符合编辑等有“话语权”的人的私利的信息：只让对自己无害的信息通过，不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生存。比如平面媒体，编辑老爷不喜欢的东西再受欢迎也决刊登不出来，编辑老爷欣赏的东西再味若嚼腊也会登头版头条。不但普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连封建皇帝也受不了这个。武则天设铜匦，康熙、雍正设密折，都无非是让信息“直达天庭”，防止信息被人中途作弊：“封、卡、拖、改、掉包”。可见自古以来拥有“信息转播权”的人利用信息作弊有多厉害。
只要涉及多数人的信息的发布权、传播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所谓“民主”就是笑话——垄断了信息和信息的评论权就垄断了舆论，垄断了舆论就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就能让老百姓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思想，得出自己希望的结论——把人家的头脑思维都劫持了，还谈什么民主？“民主精英”们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言论自由”，却对大民主咬牙切齿，对网络舆论咬牙切齿，开口闭口“网络暴民”、“网络红卫兵”、“网络暴力”、“要顶住互联网”，关键就在于网络舆论信息饶开了他们这一关，他们没办法再垄断，没办法对他们不喜欢的言论一手遮天，所以破口大骂。理解今天的互联网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互联网的厌恶，就不难理解当年的大民主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大民主的厌恶，因为二者本质相似。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搞文革，用大民主实现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如今的“网络论坛”近似于今天的大民主。如今中国的网民正是通过互联网这个近似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精髓在。要取消大民主，就得取消网络。
没有文革，没有大民主，中国人现在还在“自觉地当党的驯服工具”：只许乖乖听话，不许说半个不字，敢对党员、对领导、对上级、对“理论权威”有不同意见就是“对抗组织”、“反党”、“反革命”——这是文革前千真万确的现实。那时谁敢想象能象现在网上这样揭露这个评论那个？（当然，现在国内网上的“言论自由”有限得很，不准碰“敏感人物”，不准有“敏感词”，甚至能把在网上写文章冒犯自己的人抓进监狱。但相对于文革前“绝对不准犯上做乱”的状况已经很了不起了）——文革的大民主彻底粉碎了这一切，使中国人真正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一切政治迷信。这些历史事实现在全被人故意隐瞒了，以至许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即便现在的这点“言论自由”也全是文革带来的，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带来的，是大民主的产物。没有文革，中国人根本就不敢想象能怀疑来自“上面”的东西和一切“权威”，更不用说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有人一边骂毛泽东时代“言论不自由”，一边骂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这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正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才打破了“不准犯上作乱”等“言论不自由”。享受着文革的成果大骂文革，荒唐不荒唐？
民主是相对的。对于“精英”来说，一切由他们作主的“人主”是真民主。对于老百姓来说，象文革那样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不受“精英”把持、不受钱权左右的大民主是真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