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3点半钟，张超群从深圳来电话。
他说：这几天的“南方都市报”刊登大块文章报道“渭南书案”。9月18日，谢朝平取保候审，回北京了。这件事给我们有很多启发……说到底，还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至今56年了，宪法上的这个规定还不能兑现，好悲哀啊！
我：国家不幸，人民悲哀。
张：这个（出版）自由权，执政党不会主动还给人民。我们不能等它恩赐，还得靠自己争取……“渭南书案”要是能催生出一个出版法就好了。
我：出版自由如同取消“报禁”，时下是不可能的事。蒋经国取消“报禁”是在1987年9月，整整23年了。但是，大陆比台湾落后还不止23年。目前大陆还处在如同台湾“，《美丽岛》杂志”之前的年代 。当局动辄追（抓）捕异议作家，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
张：没有出版法，却要打击非法出版。好荒唐！……不过，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尤其是网络的发展……要禁是禁不住的。“渭南书案”说明网络的力量很厉害，成为反腐败的利器 。
我：网络力量的确很大，但面对暴政，作用也有限。目前，在网上披露村、乡一级干部的问题，是还可以。如果是揭露县、区一级官员的问题，他们就可以抓人。再往上根本不可能。
张：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只能慢慢来。……渭南地方官员的素质还是有蛮差劲，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我：谢朝平的《大迁徙》揭露了地方官员吞噬移民资金……对官员构成很大威胁。“你死我活”， 当然得抓人。要是我和你在那位置上，也会动用手中权力抓人，保护自己。这不是官员本人素质问题。破窑烧不出好砖，是体制决定的。
张：那倒不能一概而论。相比之下，我们益阳领导的水平还是高些。今年初，处理我那“印书门”事，就比较温和。只罚款，没抓人。如果，他们当时也抓人，把事情闹大了，就收不得场。
我笑：你呀，被人整了，还说人家好。你的书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与批判，矛头直指专制政体，并没牵涉你益阳官员的事，如果你是揭露了益阳官员，照样抓你，判你！益阳官员处理“印书门”，“只罚款，没抓人”就对吗？就水平高吗？他们凭什么处罚打字店？凭什么没收你寄给我的书？明明是严重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你还夸他们水平高，你是不是神经有毛病？益阳欠了你的账，也欠了我老殷的账。下次拍片子，我要口述“印书门”，把益阳那几个人的拙劣表演作为典型……你不敢说，我可不怕。批判专制争取自由，在理论上要明白，在遇到具体问题，决不能含糊！否则就是口头派了。你说呢？
张：……
电话断了。
我要外出，车子在楼下等。我没再接通张超群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