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六号，星期六。我们白天和几家朋友去郊外采蓝梅，傍晚才回来。大概十点钟左右，梅林给伟丽打来电话，说薛冬惟的妈妈几个小时前去世了。我们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建龙，冬惟夫妇是我们多年的朋友。我们最早是在教会认识的。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教会，但彼此保持着来往。冬惟的父母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与我们也都很熟悉。薛伯伯，沈阿姨是很好的人。他们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我们也把他们象自己的长辈一般敬重。
沈阿姨的身体不好，经常要住进医院。一个多星期前，我们从其他朋友处听说沈阿姨又住院了，我们就在星期天的晚上去医院探望。正赶上老人家在吃晚餐。冬惟一口一口地喂她吃了半碗稀饭。吃完了还坐着跟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我们怕她太辛苦，没有多呆就离开了。
那就是我们见沈阿姨生前最后一面了。
采蓝梅的几家朋友当中，也有福东和泓泓夫妇，他们是我们和建龙夫妇共同的朋友。中午吃饭的时候，福东对我说，沈阿姨这次恐怕是熬不过去了。医生已经让家人把她接回了家，除了氧气和止痛的药物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好做的了。
但我们没有想到，就在当天晚上，沈阿姨就过世了。
伟丽放下电话之后，我们商量要不要过去。我们想马上过去，但又担心是不是太晚了。他们家里今天一定去了很多人，他们是不是很累了，需要休息？正在犹豫，晓芳又打过电话来，说他们刚刚从建龙冬惟家回来，晓炎还在那里，冬惟委托她们告知我们一声。于是我们不再犹豫，马上就开车过去了。
冬惟给我们开了门，伟丽给了她一个拥抱。建龙和另一个朋友老李去机场接冬惟的弟弟去了。老李叫李树山，他太太是中医曹医生，也是同一家教会的，他们在沈阿姨生病的日子里，经常来照看。冬惟的弟弟是从上海赶来，日夜兼程，还是晚了几个小时。她们没有把沈阿姨送到殡仪馆去，就是为了能让冬惟的弟弟来送妈妈上路。
冬惟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经过。沈阿姨是星期四回的家，星期五晚上就不醒人事了。但朦胧中似乎还能听到人们对她说儿子正在路上。她坚持了将近一天一夜，终于没能挺到儿子到来。做护士的晓炎一天都呆在她家，帮着打理各种事情，并陪着薛伯伯聊天，让他能够分一分心，不致太难过。
两个女儿都不在家，到教会办的青少年夏令营去了。为了不打扰她们，没有去通知她们。
出院的同时，找了一家Hospice。这是专门负责病人临终前后的服务机构，我不知道中文名称是什么。在我们到之前，Hospice的护士已经到过了，正式签发了死亡证明。现在是要等冬惟的弟弟来和妈妈见上一面，再把沈阿姨送到殡仪馆保藏，过一会儿Hospice的牧师会过来安排。
我们上到楼上的房间，沈阿姨安详平静地躺在床上，薛伯伯和晓炎陪在旁边。我们站在床边默默地看了沈阿姨一会儿，就和薛伯伯们聊天。柜子上摆着一个镜框，里面有两张发黄的黑白照片，一边是十九岁的薛伯伯，一个潇洒的英俊小生，另一边是十七岁的沈阿姨。，一个美丽的清纯少女，看得让人羡慕。那是他们认识之前各自照的。
薛伯伯在一旁感叹，从十七岁到七十岁，一晃就过去了。结婚四十八年，现在她丢下我一个人先走了。我们安慰薛伯伯，说沈阿姨这一生有您这么好的伴侣，是很幸福的了。临终时又有老伴和女儿女婿在身边伴陪，也是很欣慰的了。
我说，我其实对冬惟很羡慕，母亲最后的日子里她能够一直守候在身边。我妈妈是十八年前去世的，也是刚刚过了七十岁的生日不久。病重时我曾回国看护她一个月，给她过了生日。我离开后几个月就过世。从她老人家病危到辞世以至入土，我都没能在她身边，想起来是个终生的遗憾。
我们静静地站立在床前，看着躺在床上的沈阿姨，又看看镜框里的小姑娘。看看眼前的薛伯伯，又看看镜框里的英俊少年。我不想说一些太沉重的话，对薛伯伯说，给我们讲讲你们的恋爱经过吧。薛伯伯说，我们是一个单位的，是从上海支援到安徽的轴承厂。我是工会的宣传干事，她是财务科的会计。在同一个办公室，就那么好上了。
我们问，没有人穿线吗？薛伯伯说，没有，我们是自己好的。我们都是上海人，都离家在外，所以很容易就好上了。好了几年之后结了婚，住得是半间泥草棚，但过得很愉快。薛伯伯好象又回到了五十多年前，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晓炎告诉伟丽说，就在沈阿姨病危的时候，薛伯伯决定受洗了。伟丽向薛伯伯表示祝贺。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也为他们感到高兴。在建龙和冬惟的影响下，沈阿姨几年前就受洗了。这次薛伯伯受洗，以后到天国里一家就可以团园了。
我们又谈了些别的，薛伯伯说我上次给他看的文章写得很好，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再给他看。“但要过了这一阵”，薛伯伯说。
我们当年和建龙夫妇在同一家教会的时候，是一个查经小组的，每个星期都要见上几次面。后来伟丽的父母来帮我们带儿子思明的时候，我们几家人曾一起去俄克拉荷马州度假。伟丽父母回国之后，有一段时间求薛伯伯和沈阿姨帮我们带思明，因此我们两家走得很近。几年前我们全家曾搬到亚特兰大一年，临走的那天上午，薛伯伯和沈阿姨打过电话，说给我们准备了早餐，让我们过去吃过了再走。我们吃着薛伯伯做的汤面条，桌上还摆着几碟小菜。薛伯伯和沈阿姨笑眯眯地坐在旁边看着我们吃，让我们感觉到就像离别自己的父母一样亲切。那温馨的场景，我永远不能忘怀。
几个月前，也是沈阿姨发病的时候，我们去他们家里看望，专门带上儿子和女儿一起去。对于我们的两个孩子，薛伯伯和沈阿姨就如同祖父母一般。
过了一会儿，Hospice的牧师(chaplain)来了，是一个中等身材，中等年纪，稍稍发福的妇女。冬惟向她大概介绍了一下情况。说在等弟弟的到来，大概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您如果有其它的事，可以过一会儿再来。那女牧师说，我就在这里等吧。什么时候你们好了，我就给殡仪馆打电话，让他们过来。
冬惟下楼去了，伟丽和晓炎在外面说话，牧师守候在沈阿姨床前，我和薛伯伯坐在床脚。我们三个人在聊天，我一边聊，一边给他们两人翻译。正说着，大门响了。薛伯伯说，他们到了，我下去看看。下了楼梯，和刚刚走进来的儿子见面了。儿子抱住爸爸，大哭起来，爸爸也和儿子哭在一起。
那是两个男人的哭声，出自肺腑的哭声，叫人心酸，令人心碎。儿子在哭养育自己的妈妈，老汉在哭自己半个世纪的伴侣。那感情，那哭声，是那么真切，那么自然。
冬惟在一旁默默地流泪，我们其他的人无声地站着。整个屋子里，除了父子俩的哭声，再没有别的声音。
哭了一阵子，不知是谁说，好了，上楼看看妈妈吧。小薛一面用手背抹着眼睛，一面走上楼来，薛伯伯，建龙，冬惟等跟在后面。小薛进了房间，扑在妈妈的身上大哭，薛伯伯也一起哭了起来。可能这几个小时了，他还一直没有机会哭出来。所以我们也没有劝他们，让他们父子二人哭个痛快。冬惟没有大哭，却一直在抽泣。我们其他人都到了外面，让他们一家人在里面哭。
过了好一会儿，里面的哭声渐渐平静下来了。建龙出来跟我们说话。他说，对于冬惟的弟弟，这是一个突然的打击。其实他在芝加哥机场转机时打电话来的时候，妈妈已经走了，但怕他在旅途上支撑不住，便没有告诉他。等他到了达拉斯机场，建龙和老李把他接上了车，等他坐定了才告诉他的。
晓炎说要给冬惟弟弟量一下血压，因为他有血压高的毛病，不要再出意外。还好，血压虽然偏高，但不致有危险。
那牧师一个人很有耐心地等在楼下，直到建龙下去跟她说，我们好了，你可以给殡仪馆打电话了。于是牧师便打电话，让殡仪馆的人来接。她在电话里特意强调，死者在楼上，要派两个人来抬。
又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殡仪馆的人来了。是两个中年的男士，穿着一色的黑西服，里边是白衬衫。其中一个头发有些灰白，另一个有些歇顶。建龙过去跟他们打了招呼，就领他们到楼上去看。头发灰白的男士说，交给我们吧，你们大家可以到楼下去等。
我们大家都站在楼下的厅里，面对着楼梯。最靠外面是冬惟弟弟，左边是薛伯伯，由晓炎和老李一边一个搀扶着。再往里是冬惟和建龙，伟丽和我站在他们的后面。
殡仪馆的两位男士从外面汽车里退来一辆带轮子的担架床，放在楼梯下面，然后捧着白布单子，走上楼去。两人脱下西服，放在椅背上，露出一式的白衬衣，走进了沈阿姨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两人抬着沈阿姨出来了。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下楼梯。那脚步是轻轻的，没有一点声音，但在我们看来，那脚步无比沉重，一步步踏在我们的心上。
冬惟在小声地抽泣，建龙用手抚摸着她的肩头。就在沈阿姨被放到担架床上那一刻，冬惟的弟弟无声地在原地跪下了。冬惟走上前去，在弟弟旁边跪下了。建龙走上前去，在冬惟旁边跪下了。薛伯伯站在那里，一面哭着，一面在叫着沈阿姨的名字说，你一路好走。感谢你给我留下了这么好的一对儿女，让我在你走了之后有所依靠。
两位男士轻轻地工作。停当之后，又静候片刻，给家人留下跟死者告别的时间。然后，头发灰白的那位小声地跟建龙说，你们就放心地把她交给我们吧。我们会照顾好她的。慢慢地，他们推着沈阿姨走向屋外，我们大家依次跟在后面。
是凌晨一点种的时候了，街上静悄悄的，连狗叫的声音也没有。几家邻居的窗子里透出淡淡的灯光。薛伯伯低声地哽咽着。那两个男士轻轻而又熟练地把沈阿姨推上了汽车，关上车门，小声地和我们握手道别，然后转身离去。
车缓缓地开动了。沈阿姨，您走好，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我们目送着载着沈阿姨的灵车开到小街的尽头，一转弯，不见了。大家簇拥着薛伯伯，转头向屋子里走去。那牧师没有进屋。已经很晚了，还有家人在等着她。
回到家里，薛伯伯坐到沙发上，喃喃地说，简直不能相信，她就这么走了。这么多年了，不敢说相濡以沫，我们也是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的，现在没有她了，我怎么办？
我们劝薛伯伯节哀。也劝冬惟和弟弟节哀。他们忙了不知多长时间了，也该歇歇了。于是，我们大家也一一告别了。
沈阿姨的追思礼拜定在下个周末，届时我们正在外州旅游，不能参加了。写下这篇小文，作为伟丽和我以及孩子们的一片心意，送给我们亲爱的沈阿姨。
起笔于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
完稿于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