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击掌

叶广苓

《三击掌》，京剧传统剧目，又名《红鬃烈马》。说的是唐朝丞相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因婚事与父反目，被父亲剥去衣衫，赶出家门，父女三击掌，誓不相见。
　　——《京剧大观》

　　1

　　我父亲有将儿子脱光了衣裳赶出家门的习惯，小时候我曾亲眼见过父亲将家里的老七叫到南屋，也不训斥，只一味地让脱衣服。隔着窗户，我听见父亲压低着声音愤怒地命令老七，你脱！你给我脱！

　　老三说老七犯了大错，原来老七偷偷给柳四咪往南京写过几封很缠绵的信，柳四咪是谁？柳四咪是我的大嫂，那些信被我大哥翻出来送到了父亲手里，小叔子迷恋嫂子，太荒腔走板，难怪我父亲生气。

　　谁都不敢进去劝，依着父亲的脾气，劝解者的下场不会比肇事者好到哪儿去。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的母亲是从来不往里掺和的，对儿子们的“遭难”，她采取的是置若罔闻、不予理会的态度。很大原因是这些儿子都不是她亲生，我的大哥和她同岁，就是下边的几个年龄也比她小不了多少，儿子们叫她“娘”，是碍于父亲的情面，客气多于亲情，母亲知道自己在家中的角色，在分寸上拿捏得很准确。父亲极少在家里出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头游历，严格说怹老人家实在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他的儿女们大多在他无为而治的状态下成长起来，他的教子方针却又是无为而无不为，一旦他因为哪件事生了气，动了真格儿的，那结果是百分之百的不妙，对儿子们来说就十分的悲惨。

父亲从来不对女儿们发脾气，他把对女儿们的教育交给了母亲。母亲的教育方针是“锁”，说是锁，也不是谁都锁，我们家只有两个女孩被母亲锁过，一个是我三姐，再一个就是我。三姐曾经被母亲在后院的小屋里锁过一个月，吃喝全由窗户往里递，据说连放风的时间也没有，比囚徒还惨……我没有三姐那样的“荣幸”，因为淘，动辄也会被锁进去，因了我的机动灵活，能伸能缩，三两个时辰也就放出来了。

　　我还记得，那天老七是光溜溜地从南屋出来的，父亲对老七“教育”得十分彻底，连裤衩也扒得精光，绝对的一丝不挂。时已立冬，老七光着屁眼子在院里站着，三十岁的老七这时候已经谈不上有一点儿尊严了，他簌簌抖着，低着头面朝着影壁，背负着从各屋窗帘后投出的惊异、怜悯和幸灾乐祸的目光。父亲不依不饶地还将他往大街上赶，老七无言地抗拒着，他知道，走出家门将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现眼，将是把脸丢到大街上的无可挽回，不唯是老七，老大、老二、老三们都是如此，大门内北墙的影壁是他们所能承受的羞辱底线，再不能朝前走了。父亲也不糊涂，把儿子赶到影壁处也就适可而止，不再硬逼，过与不及皆罪也，掌握火候是十分重要的。

　　母亲一下没拢住，我从屋里蹿出来，来到光屁股的老七旁边，老七立刻用双手将他不便之处捂了。

　　我说，嘻嘻……

　　老七一脸尴尬，低声呵斥，滚！

　　我说，我看见你的屁股啦！

　　老七满脸通红，还是让我滚。

　　母亲远远地站在台阶上叫我，让我进屋去，说要跟我玩翻绳。我不去，翻绳哪里有浪里白条一样的老七好看，那条绳子随时可以翻，光屁股老七却不是随时可以见，我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母亲不便过来，他们之间有条越不过的沟，我相信，母亲要是老七的亲妈，她早就跑过来了，可惜母亲不是。

　　我围着老七不断地走动，好奇又无耻，把老七弄得很不安，他龇牙咧嘴，一门心思全为了对付我，早已忘了正屋里老虎一样的父亲。小北风刀子一样地刮着，太阳要落山了，出外觅食的老家贼们叽叽喳喳地飞回来了，钻进了房檐下头的窝。我围着线围脖，戴着线帽子，穿得暖暖和和，站在影壁前感受着傍晚的美好，在看老家贼们回家的同时更想看的是老七如何下台，也就是这出光屁眼子的戏如何收场。

掌灯的时候，父亲穿着大衣要出门，母亲问父亲到哪儿去，父亲说上吉祥听戏，吉祥上演程砚秋的《三击掌》。我说我也要看《三击掌》，父亲就拉上了我一块儿往外走，走过老七身边，父亲不屑地哼了一声，我也学着父亲哼了一声。

　　事后我才知道，父亲的离去是给了老七一个面子，父亲前脚走出家门，老七后脚就像兔子一样逃回后院，动作之敏捷、之快，一反他黏稠的性情，用看门老张的话说是“一道白光，倏乎不见”，可惜这样的精彩我没有看到。

　　《三击掌》是我爱看的一出戏，戏里头花枝招展的王宝钏会在台上当众脱衣裳，我对脱衣裳向来有兴趣，母亲给我缝了个“小布人儿”，那个“布人儿”的裙子，一天能让我穿脱三四遍。“小布人儿”的裙子脱下以后是个光溜溜的布包，包上缝着丑陋的胳膊腿，“布人儿”的胳膊和腿一样粗细，鼻子眼是母亲让老三拿毛笔画上去的，是真正的死眉瞪眼，假模假式。《三击掌》的王宝钏美丽而灵动，跟我的“布人儿”不能同日而语，王宝钏绝不是简单的“小布人儿”，人家是边脱边唱，脱了身上嫩粉的长衫，里头还有一件淡青的，下头也有裙子，不是光光的两条腿。我想王宝钏如果继续脱下去，淡青的里头还会有鹅黄、水绿、妍红、姹紫，无穷无尽……

　　父亲没领着我去看什么《三击掌》，而是三拐两绕地来到了北新桥箍筲胡同的王阿玛家。王阿玛叫王国甫，外人叫他王三爷，父亲叫他“FOX”。我问过父亲王阿玛为什么是“FOX”，父亲说 “FOX”是“狐狸”，他们的同学都管王阿玛叫“FOX”，王阿玛善于变化，在球场上踢中锋，狐狸似的狡猾，变化莫测的球技把对方整得眼花缭乱。父亲和王阿玛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两个人都是带着大清的长辫子出去留学的，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公派出国，王阿玛学的是经济理财学科，我父亲学的是古典讲习学科，不在一个教室上课却在一个寝室住宿，属于莫逆之交。而我之所以能记得王阿玛叫王国甫，是因为“国甫”和“果脯”同音，一看见王国甫就想起绿青果、红海棠、黄蜜枣、白瓜条那些鲜艳无比的蜜饯来。也的确，王阿玛的家里老存有果脯，那些果脯放在一个白玻璃瓶子里，瓶子的形状是个硕大的苹果，这个玻璃苹果是王阿玛的儿子王利民从国外带回来的，捷克出产，十分漂亮。

　　王阿玛家的院子里有西洋式的喷水池也有中国式的金鱼缸，屋里有楠木太师椅也有意大利皮沙发，给人的感觉是中西合璧，舒服无比，却又不伦不类。

　　一到王家，父亲就像礼物一样把我交给王太太，王太太坐在轮椅上，会惊喜地搂过我说，丫儿又长高了。

　　王太太长得很漂亮，六十多了还是很精彩，抹着红唇，描着眉毛，烫着头发，戴着亮闪闪的耳坠子，比我的母亲时尚。母亲说王太太是游历过外洋的，外国话说得顺溜，不打磕绊，非一般京城老娘们儿能比。我特别欣赏王太太那曳地的长裙和身上那条光影闪烁的披肩，那披肩来自法国，是王利民送给他妈的礼物。我就想，这个王利民很是有眼光，他知道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知道该给女人送什么样的东西，不似我的父亲，下了一趟南洋，给我母亲带回一盒子吕宋烟，而我母亲根本就不抽烟，结果还是照顾了他自己。王太太的披肩柔软细腻，有精美的绣花，沉重的流苏，我将披肩抓在手里，爱抚地摩挲，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和妒忌。王太太说，丫丫要是喜欢，将来我就把它送给丫丫。

　　我问将来是什么时候，王太太说就是她死的时候。我当然不好意思问王太太什么时候死，不过我知道，王太太膝下无儿无女，这条披肩她不给我也没人可给，包括她的亮耳坠子和玻璃苹果，将来肯定都是我的。

　　父亲不让我在王太太跟前提她儿子的话，王家避讳这个话题。

　　但是我希望，将来我也能有一个王利民一样的儿子。

　　王太太只能关照我，王家真正陪我玩的是他们家的洋狗瑞伯，瑞伯是只尖嘴大狗，搁现在的话叫苏格兰牧羊犬，简称“苏牧”，依王太太的话说，瑞伯是她的老儿子，除了不会说话，什么都懂。瑞伯有些小心眼，看见王太太抱我就很不高兴，使劲往王太太怀里拱，还拿后腿踹我。背过王太太它就朝我龇牙，喉咙里呜噜呜噜的，非常不友好。我对这个长毛的“小儿子”自然也没多少好感，把玻璃苹果里的吃食很夸张地往嘴里填，馋得“小儿子”原地转圈。

　　在我和瑞伯周旋的时候，父亲就跟王阿玛聊他们在日本学校里的事，他们说到因为输球，宿舍的寮长将他们全体扒光了赶到雨地挨浇，看得出这个话题让他们都很兴奋，两个人仰着脑袋哈哈大笑，王阿玛头上的睡帽笑到了地上，父亲的胡子上着着实实地挂了一条鼻涕。可以想见，十几个大小伙子光着眼子在雨地里站成两排，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是一种让人记忆深刻的风景，这个惩罚绝对比训斥到位，以至于都成了老头子了，两个人还在津津有味地絮叨，还在为此而欢乐。后来父亲给王阿玛学说扒老七衣裳的事，历数老七的不是，王阿玛开始还咯咯地笑，不知怎的忽然就不笑也不说话了。

　　王太太用手拍打着她的“小儿子”对父亲说，四爷，您千万别介，别介……别跟我们似的……

　　父亲说我们家的几个儿子都不争气，没有血性，硬是怎么赶，也赶不出家门。

　　王阿玛说，真赶出家门就麻烦了！

　　我回来告诉母亲，父亲扒哥哥们的衣裳是跟日本人学的，他在日本大学里就被扒过，箍筲胡同的王阿玛也被扒过。母亲说，父亲扒儿子的衣裳不是跟日本人学的，是跟《三击掌》学的，王丞相的女儿王宝钏抛彩球击中薛平贵，王丞相嫌薛平贵穷，硬是不答应，王宝钏不听她爹的，王丞相便让女儿将身上的衣裳脱了，再不要进王家的门。说到这儿，母亲学着王宝钏唱道：

　　上脱日月龙凤袄，下脱山河地理裙。
　　两件宝衣来脱定，交与了嫌贫爱富的人。

　　我不敢恭维母亲的唱，跟我们家的人比，母亲的戏曲水平属于朝阳门外平民市场唱落子的档次，“小老妈儿在上房打扫尘土嘛嗨嗨，扫完了东房扫西房……”母亲唱这个还行，唱《三击掌》的王宝钏，没板没眼，还时时地跑调。母亲没文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她当然不知道什么是FOX，什么是中锋，也不知道捷克和法国在地球的哪一角落，甚至搞不清楚父亲留学过的东京帝大是不是由日本皇上来主事。母亲活得有些糊涂，想来也凄惨，嫁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父亲这件事本身就够委屈的了，更何况父亲在事业上一无所成，整天扯些个没有用的咸淡，今天考证个版本，明天作一首唱和诗，全是不能当饭吃的勾当，家里的老底眼瞅着日日渐空，父亲甩手出去云游，家里只好全靠典当过日。父亲对家境的每况愈下也不急，说他自从进入“古典讲习学科”的那天起就断了升官发财的念头，就注定了这辈子要跟枯燥的古旧书本打交道，越是这样便越是对了。

　　相反，王阿玛回到国内却是大展宏图，他的眼光和魄力，他的善变和灵动，再加上他曾经搞过洋务的父亲的佐助，没有几年便成了京城的工商大亨。我是在二十一世纪研究老北京工商史的时候才重新认识王国甫这一人物的，史料的记载使我见识了这位老人的另一面，这是一个不为我熟识的王阿玛，一个崭新的王阿玛，一个所走道路和我父亲完全不同的王阿玛。

　　我也明白了父亲扒儿子们的衣裳，为什么会适可而止。

　　2

　　父亲和王阿玛学成回国的时候，宣统还在皇帝位子上坐着，我的祖父刚刚过世，依着惯例，父亲承袭了祖父镇国公的称号，代降一等，被封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是不用上班的，不多不少的俸禄也按时拿着，这就注定了父亲的闲适无为，注定了他在事业上没什么大出息。

　　王阿玛回来，理所当然地接管了王家的产业——京津沪三处叫作“和瑞祥”、“锦瑞祥”、“长瑞祥”的大绸缎庄，做了一个风风光光的少东家。

　　中国的丝绸锦缎一直是宫廷服装的主打，千百年来几乎无多改变。自光绪以来，“和瑞祥”的料子几乎四成供应大内，所以“和瑞祥”料子采办得就考究、精细，集中国南北之精华，非其他绸缎庄能比。

　　我们的老祖母在做姑娘的时候和端康太妃是朋友，太妃闷得慌了，就将祖母叫进宫去“陪着说话儿”，祖母进宫有时半日便回，有时一住半月，时间的长短全看太妃的高兴与需要。有一回，祖母从太妃处回来，捎回两匹洋布，说是太妃的赏赐，原来洋人将洋布送到了宫里，送到了太妃的眼皮底下。祖母说洋人的布料轻柔、精美，比国产的漂亮，她一直以为中国的缎子是最好的，苏杭江宁，供着北京，供着宫里，几十辈子传下来的，无一更改，没想到，跟外国的东西一比就不行了。

　　父亲的第一任夫人瓜尔佳氏看了那些布料爱不释手地说，这颜色，怎么染上去的？这质地细得跟云彩似的，轻得一点儿分量没有，中国料子上的花不是绣上去的就是织上去的，还没见过印上去的呢。

　　祖母说，洋商人除了棉布还有呢子，羊绒呢子。但是大清国的人从来不穿呢子，它倒可以做轿子，防水。洋商人说了，棉布和呢子可以染成各种颜色，说他们国家的印染业是最发达的。

　　瓜尔佳母亲问洋人干吗往宫里送这些料子，祖母说他们要通过朝廷，从各口岸大量进口这些料子，给中国人穿。瓜尔佳母亲说这样的料子一定很贵，祖母说比中国的便宜几倍。瓜尔佳说，那洋人不是亏了吗？漂洋过海地运过来，纸似的卖出去，他们图的是什么？

　　祖母说，他们为的是友好，和大清国的友好，他们热爱大清的朝廷和百姓。

　　瓜尔佳母亲说，话说得不错，可洋人的心思让人总揣不明白。

　　祖母将太妃赏赐的花布赏给了即将出世的长孙“做小衣裳”，瓜尔佳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的大哥。
　　父亲多了个心计，将其中一匹抱到了箍筲胡同他的同学那里。他同学的生意正做得如日中天，名声大振。

　　学过经济管理的王国甫在经营上比他的父亲多了些手段，多了些眼光，他提出了“明码标价，以货盈人”的经营原则，传统中国的商业方式是标货不标价，顾客买货先得“问价”，而“价”又是由商家“说”的，这就难免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让顾客的心里有了疑虑，有了不信任感。王阿玛学习东洋，标出价格，看似小事，却让买主一目了然，方便之外便是踏实。商界还有话说，“货不压库利自生”，王阿玛将他父亲留下的“和瑞祥”的库存在半个月之内大甩卖甩了出去，以便腾出地方装新货，在采取薄利多销方针的同时，对店员管理也学日本的办法，“号规”严明，即“和瑞祥”的店员上班要提前半个钟头到达，站队背诵店规，店员一律要剔光头，穿长衫，说话不许高声，不许吃生葱生蒜，不许吸烟喝酒，上班身上不带钱，不许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工作时间不许会客，亲戚朋友来购物必须由其他店员接待，本人买商品需开具发票，经别人检验才能拿出店门……在新掌柜的经营下，“和瑞祥”的影响迅速扩大，顾客盈门，生意红火，盈利比在他父亲手里时翻了一倍.

　　父亲到箍筲胡同王家时，王阿玛正坐在院子里选布样，父亲将带来的花布给他看，王阿玛仔细地审视花布，说是英国莱尔兹纺织厂的出产。父亲说，都是棉花织出来的，人家的怎就这么精美？

　　王阿玛说，人家的机器先进，工艺精湛，咱们比不了，咱们的布还是窄面手织布，印花也简单……说着，拿过旁边的布样让父亲看，说这本是英国毛呢样，那本是丝纺样.

　　太阳光底下，那些布样一本比一本漂亮。

　　王阿玛说，下个月他准备在上海和北京两个铺子分别进30匹英国色布和丝绸，看看行情再说。父亲说这样便宜的料子30匹进得少了，王阿玛对父亲说，四爷，我是想……买布不如买机器，中国的棉花不比英国的差。

　　父亲说，你要办工厂！行吗？办厂子得要钱，要机器，要地盘，要人。

　　王阿玛说，中国除了机器没有，其他都不缺。

　　3

　　王阿玛从商业转到了工业，从卖布转到了织布，那时候流传着一句很时髦的话，叫作“实业救国”。

　　王阿玛聘了我父亲当生产总监，想的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亲与王阿玛虽不是兄弟和父子，却有着一同光眼子站雨地的交情，这样的交情就是真的兄弟和父子也未必能演绎得出来。

　　“生产总监”一听这名字就有些大而化之，父亲的“生产总监”如同他的“镇国将军”一样，是飘浮在半空的，凭借父亲那散淡的文人性情，能干得好这差事才是见鬼。父亲从担任“总监”到卸任，他根本也没闹清楚织布是怎么回事，狗看星星似的在车间里瞎转。父亲在厂里也有办公室，办公桌玻璃板下头压着的不是戏单就是当票，没有一点儿跟生产有关的内容。

　　王阿玛的工厂在南城，父亲回来跟家里人说，王三爷厂里的机器轰隆隆响，白布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着白围裙，白套袖，干净、利落，跟洋大夫似的。祖母说跟洋大夫一样干活的工人她还真没见过，机器哗哗的，想必三爷挣的钱也一定哗哗的……

　　王阿玛一连开了两个织布厂，没几年又开了火柴厂，火柴厂的名字叫“丹枫”。“丹枫”是王阿玛在日本念书时发表文章用的笔名，从根上论，这个名字还是我父亲给取的，取自他们宿舍窗户外头那棵枫树，树一到秋天就火红火红的，很是惹眼，用在火柴上也很合适，王阿玛很欣赏这个名字。

　　有了数家工厂，王阿玛阔起来了，娶了留洋的太太，生了儿子，给儿子取名叫“利民”。父亲说这孩子的名儿听着像口号，不像人名，王阿玛说孩子将来也要像他一样，利国利民地干实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正月的时候，王阿玛过来接我祖母上“吉祥”听戏，接祖母的是辆洋马车，马车零件锃光瓦亮，紫红大绒的弹簧坐垫是北京头一份，马是洋的，高大威猛，昂着头，凡人不理地骄傲着，赶车的穿着洋制服，挺着小腰坐在车前头，细看竟然是金发碧眼的洋人。这阵势让我们家看门的老张惊奇得嘴也合不上了，说他进北京几十年，头回看见这么好的车，比醇王府的马车还气派，他问王阿玛车是打哪儿弄来的。王阿玛说，跟洋机器一块儿进口的，我东西南北城地跑，没辆好车不行。

　　老张问那个赶车的洋人是不是跟车一块儿进口的，王阿玛说是他上租界里雇的，这年月，只要有钱，鬼都能给你守门。老张说，明儿个我撺掇我们老爷也弄俩洋人来当门房，保准有人来看稀罕。

　　王阿玛说，你还不如弄俩猴来呢……

　　王阿玛扶着我的祖母上了车，那是我祖母有生以来头回坐洋马车，祖母掩饰着自己的新奇和喜悦，不动声色地端着。老太太回来说，看的戏是《三击掌》，罢了，行头陈旧，演员也不卖力气，扮王宝钏的太胖，腰粗得像桶，一脸的褶子，没踩跷，一双大脚片子在台上踢出一溜烟尘，远不如国甫的马轻便，看王宝钏不如看赶马车的小洋人儿舒坦。

　　矜持的祖母对王阿玛的马车记忆深刻。

　　王阿玛是商人，是FOX，在他的鼓动下，我们家以祖母为首，女眷们大都用私房钱入了王家工厂的股份，看门老张也随大流入了两股。祖母和老张入的是火柴厂的股，祖母出了一千块大洋，老张出了十块，他们认为，火柴家家都得用，北京城哪家不笼火点灯抽旱烟？那些火镰纸捻到底不方便，洋火的用途广泛极了，那是个千千万万年的生意，赔不了。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祖母已经不能坐着王阿玛的洋马车到“吉祥”听《三击掌》，她老人家病得起不来炕了。王阿玛站在祖母的病榻前说，老祖宗，您好了我用车拉着您上妙峰山烧香去!

　　祖母说，上妙峰山是下辈子的事啦，看你这么喜兴，今年又是大赚了。

　　王阿玛说，老祖宗，托您的福，不是我大赚了，是您也大赚了，我那个“丹枫”是股份制，咱们大家伙都赚了。

　　祖母问王阿玛她赚了多少。王阿玛说，翻了四倍，一千大洋变了四千。祖母说，四千好，是个整数，用它来发送我大概是够了……

　　王阿玛说，您这是要撤股哇！
　　祖母说，不撤股我还能陪你玩一辈子？

　　祖母死在冬至的早晨。真真应了她老人家的话，置办棺椁，请和尚、喇嘛念经，连请客带出殡，不多不少，整整用了四千块，老太太算计得准。

　　天有不测风云，生意场如同战场，好像一个风筝，王阿玛起得快也落得快。有天早晨，满街的洋布，一夜间突如其来，袭击了北京的角角落落。

　　小贩们在吆喝，便宜咧，便宜咧，洋布洋绉洋呢子，两大枚五尺，买四尺花洋缎，白送青呢子二尺啊！

　　大姑娘、小媳妇们围着布摊抢购。我们家看门老张也加入了抢购行列，抱着布料从人堆里钻出来，照直了往家跑，进了门就嚷嚷，简直就是白捡哪，洋人傻，不会算账，他们哪儿精明得过咱们啊。

　　父亲训斥老张，你跟着起什么哄？

　　老张说这样的料子给他唐山的媳妇捎回去，他媳妇准得傻眼，娘们儿家哪儿见过这个，这样的好布天上的七仙女也织不出来！

　　正巧王阿玛带着他那长得豆芽菜一样的儿子到我们家来，王家那儿子能吃不长肉，走道好往前探头，说话爱挑眉毛，眼睛一转一个主意，一转一个主意。父亲不喜欢王利民，说王利民虽生在富贵之家却有着贫贱之相，两耳扇风，败家的祖宗，王家的家业早晚得糟在这小子手里。这话当然不能当着他的同学说，但总是对那孩子不热情，见面说不上三句话就给打发开了。王利民爱上我们家来，一来是厨子老王做的山东饭好吃，连吃带拿，每回都不会空着手回去，二来是喜欢老张，爱听老张 “猪八戒上了北新桥电车不打票”那些不着边际的神聊，更喜欢老张那口浓郁的唐山腔调，慢慢地这个王利民竟然也学了一口纯正的“老太儿”话，把“熬小鱼”说成“闹小鱼儿”，把“怎么了”说成“咋着咧”。王利民还会用唐山话唱民谣：

　　张宗昌吊儿郎当，破袜子破鞋破军装，
　　骑着破马，扛着破枪，走一步放一枪……

　　大家听着王家少爷说唐山话都觉着可乐，当着王阿玛说他们家的儿子聪明伶俐，将来前途无量。其实王阿玛跟我父亲一样，也是看着他的儿子不顺眼，动辄一个耳刮子就扇过去，让那豆芽菜儿子莫名其妙，防不胜防。

　　这回王利民到我们家来没学唱“张宗昌吊儿郎当”，而是看上了停歇在我们家门口的剃头挑子，他爸爸进了院他不进来，留在门口跟剃头的套近乎，玩人家的 “唤头”。“唤头”是剃头匠的招牌幌子，两根相连的生铁叉子，用根捅条一拨，发出“噌”的声响，人们一听到这响动，就知道剃头的过来了。王利民在门口把剃头匠的“唤头”刮得山响，一条胡同都跟着嗡嗡地颤，那声音实在是不好听。

　　王阿玛边往里走边皱眉，看见老张正在门房摆弄手里的布说，老张，你也买这个……

　　老张说，便宜呀，三爷，您是开绸缎铺的，您看看这洋绉，比咱们北京的元青染得好多啦，色多正。

　　父亲迎出来说，国甫，我看街上卖洋布的不是个好买卖，这些人是疯了。

　　王阿玛脸色铁青，门外，“唤头”的响声一阵高过一阵，王阿玛回身出门，照着正在玩弄“唤头”的王利民就是一巴掌。王利民脖子一横，扔了“唤头”就跟他爸爸瞪眼，我母亲赶紧出来，将王利民拢到后院看胖狗阿莉跳圈去了。老张还不知趣地把洋布往王阿玛跟前凑，王阿玛看了老张手里的布料说，唉，比不上人家呀，咱们的杭绸、湖绸是好，就是经纬线头泡，一毛一大片。

　　老张说，三爷，您织布厂用的机器不也是外国买来的吗？

　　王阿玛说，机器也分好坏，我那些洋绉虽然也是双梭加重，到底不如人家发展得快，工艺好。说着拿过老张手里的一块雪青料子说，比如这个，它经线是雪青，反过来纬线可是蓝的。咱们的里面都一样，边也不如人家的齐整。

　　老张说，那您改呀，随着他们改。

　　王阿玛说，改？再怎么改，我也比不过他们的连扔带卖呀。

　　那天，王阿玛要跟我父亲商量织布厂的生产细节，我父亲哪里提得出半点看法，全是哼哼唧唧的应付，白拿人家的薪水，关键时候却顶不上事儿，连母亲也替父亲难堪，只好一遍一遍地倒茶，吩咐老张赶紧到四牌楼“瑞珍厚”叫几样上好菜肴来。

　　王阿玛没从父亲这儿得到任何有利建议，有些窝火，饭也没吃，在后院找到了他的和狗滚成一团的儿子，二话不说，揪了耳朵就走。

　　父亲红着脸送到门口，母亲觉得歉疚，让老张提着饭馆送来的食盒在后头撵。

　　老张从王家回来说，那儿子到了家就被他爸爸扒光了衣裳，光着眼子赶出了家门口，理由是嫌他的儿子喜欢下九流的勾当。母亲说，王阿玛生了咱们老爷的气，是把火往王利民身上撒呢，冤枉了那孩子。

　　老张说，那儿子倒也不吝，一丝不挂，门神一样地站在王家大门口，任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稀罕。看的人多了他便亮着嗓自我介绍，说他是身后头这家的儿子，姓王，叫王利民，他爸爸叫王国甫，是“和瑞祥”的东家，“丹枫”火柴厂的董事长……王家门口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指着王家大门嘻嘻哈哈。王阿玛不以为然，王太太却丢不起那人，让仆人拿了条毯子，将王利民裹了，扯进门来。王利民还较真儿，蹦着高说，是你们把爷请进来的，不是爷自个儿要回来的！

　　母亲说，这孩子怎么是这么个性情！

　　几个春去春来，王阿玛的生产和生意步履艰难，“和瑞祥”不得已放下了架子，向引车卖浆者靠拢，把布匹压到了最低价，有些大路品种，比如阴丹士林布、安安蓝布、名驹青布、大星青布和雁塔白布都是按进价销售，等于就是赚个热闹。客人进铺子买布还赠送手巾、画片、小手绢，就这也是十分的不景气，偌大个铺子，有时候一天进来十几个顾客。与此同时，织布厂的生产也是大溜坡地往下滑，成匹的布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做了窝。
　
王阿玛不甘心，把儿子王利民送到国外去学纺织，想的是儿子学有所成，成为纺织精英，回来为王家的事业添砖加瓦。王利民走的时候很隆重，我母亲和大哥代表我们家到火车站去送行，王家人爱排场，雇用了洋鼓洋号队，几十号子人在月台上吹奏“苏武牧羊”，甚是嘹亮壮观。王利民在“苏武牧羊”中走上火车，很有风度地向大家挥手。母亲回来说是开了眼，说就是总统出行大概也没有王家整得这么气派，都是“牧羊”那曲子闹的，把王太太哭得泪人儿似的，恨不得把家都给儿子带了去，不算托运的行礼，光路上的吃食就搬上去四个大篮子，临开车还把几个“天福号”酱肘子从车窗递了上去。王利民的女同学们送了不少花，娇红嫩粉，把王利民映衬得像戏台上的王三公子，从窗户往里望，看不见人，只看见花。我大哥说，王利民的火车车程只有三个小时，他要在天津换船，这一大堆累赘下了火车都得扔。
　　跟王阿玛一比，我父亲就显得很窝囊，很无能，我的几个哥哥甭说出国，连出京也难，老二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家里硬凑不出费用，只好进了家门口的艺术专科学校。同是日本留学的同窗，反差竟是如此之大，用我们家老二的话说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给我父亲当儿子，亏了！
　　如果说一向大而化之的父亲这辈子还干过什么实事的话，就是给他的同学为织布厂做了一个调查，这也没辱没了“生产总监”的称号，没亏待数年来从织布厂领的薪水。
　　父亲用考证版本的认真态度给王阿玛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王阿玛的两个织布厂平均的亏损率是45％，其中南城的盛义厂为最严重，76％，照这样下去，再用不了半年，两个厂子就得宣告破产。王阿玛虽说是学经济的，有着中锋的灵活却缺少后卫的沉稳，对政治的热情往往忽略了经济，在某种程度说王阿玛并不比我的父亲清醒多少，一听说他的盛义厂亏损76％，急了，拍打着报告冲我父亲喊，你计算得不准确，76％？核算它什么也不生产，就是在那儿一天天耗费！
　　父亲说，主要原因是积压，外国布对咱们的冲击太大，英国人、日本人，几个国家都在江南建了纺织厂，用咱们自己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布再卖给咱们自个儿，门也没出就把钱赚了，现在连军队的军服用的都是洋人工厂出的洋布，把咱们挤对得只剩下了4％的市场，而且这4％随时有可能丢。
　　王阿玛还不信说，形势真有这么严峻？
　　父亲说，形势就这么严峻。产得多，赔得多。
　　王阿玛问有什么补救办法没有，父亲说没有。王阿玛让父亲再帮他好好想想。父亲说有一条谁都不愿意走的道，就是大量裁人，像盛义厂索性关门，另一个厂裁掉60％到65％工人，使生产呈半休眠状态，以待将来恢复生机。
　　王阿玛说，它要是恢复不了生机呢？
　　父亲说，那就是死。
　　王阿玛吟沉半天说，……织布厂休了眠，就意味着我的工人都失了业，辞掉65%……这……
　　父亲说，现在也别说“实业救国”这一类的话了，你救不了国，你连你的65％都救不了。
　　王家太太来我们家串门，在我母亲跟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主要是想儿子。我母亲见王家太太哭也陪着掉眼泪，心里寻思王家真要破了产，不如让父亲把他们接我们家来，就是喝粥也是有我们一碗就有王家一碗。王太太走后，父亲笑话母亲的小家子心态，说王家不是齐化门外平民市场卖炸开花豆的小贩，一缸豆子说赔就赔个精光。母亲问王家的工厂是不是真到了要关门的程度。父亲说，他们要真能关门就好了。
　　母亲说，刚才王太太说了破产的话，真破了产，他们不会沦落到大街上要饭吧？
　　父亲说，要轮上他们要饭，全中国98%的人都得饿死。织布厂受洋人挤对，不景气，他们还有火柴厂呢，一个丹枫火柴公司的利润，抵得上三个织布厂。
　　母亲说，那王太太还哭什么呢？把我吓得以为天要塌下来呢……
　　（四）
　　什么儿女啊，都是冤家对头！
　　这是句气话，在我们惹母亲生气的时候，这句话就由母亲嘴里冒出来。王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母亲这句话的真理性。
　　出国留学的王利民在外国待了不到一年就跑回来了，据我大哥说，这小子到了国外从来就没进过学校门，成天举着牌子在街上游行，纠着一帮人开会，去了大半年，连字母也念不下来……王阿玛对儿子的突然回国自然是万分的不满意，跟我父亲说，指望着他好好学本事，回来把工厂起死回生，救民于水火……他倒好，自动退学，一拍屁股回来了！放着好好的道不走，他要回来干革命，革命能当饭吃吗？这哪儿是我的儿子！你说他随谁？随谁！
　　父亲说，回来也好，回来您身边有个帮衬，儿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们家七个儿子，自立的没一个，呼呼啦啦在跟前围着，都是囔糠的货，提拉不起来，推搡不出去，看着都让人烦心。
　　让王阿玛更没想到的是，从国外回来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总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要组织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王利民是搞工会的，他要发展骨干，要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让工人们认识到，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为自己谋利益的。北京几个大厂互相之间加强了联系，定期举办职工训练班，培养工运骨干，推动工运进一步开展，王利民是他们的教员。
　　我的三姐就是这个时候和王利民摽到一块儿的。
　　王利民到我们家来，戴着格子呢帽，穿着格子呢坎肩，披一件格子呢大衣，细高个儿，清瘦的面孔，模样越长跟王阿玛越像。王利民跟他父亲不同的是说话爱用反问的语气，爱打手势，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歇，像关在笼子里的狼。我的哥哥们都不喜欢王利民，说他聪明外露，对世界的认知属于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认为这孩子太过浮躁，说话咄咄逼人，太直白，不给人以回身余地。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很没有人缘，除了我三姐以外，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就是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心地善良，不摆谱，能体贴下人。
　　我的三姐是瓜尔佳母亲的女儿，性格刚强，是那种宁死不弯的主儿。我没有见过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却听过她不少传闻，听说她长得和我很像，母亲有时看着我会无端地掉眼泪，我就知道怹老人家是又想起死去的三姐了。1948年我的三姐被国民党秘密枪杀在德胜门城墙根底下，我们家的人去认尸，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她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位革命英烈，她以她的死，为我们家的门楣上挣来了一块“革命烈属”的搪瓷牌子，那块牌子后来一直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斑驳得面目不清。进进出出，母亲一看见那牌子就叹息，说好端端的三丫头变成了几个字被钉在了门框上，这都是王利民闹的，没有王利民，我们家的三姐不会干上革命，她会像我的其他姐姐们一样，顺顺当当地嫁人、生子，成为幸福的姥姥和奶奶。母亲总觉得对不住三姐，对不住三姐的生母瓜尔佳氏，把对三姐的歉疚迁移到我这个与她长得很相像的人儿身上，就惯就了我一身的毛病。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我曾有一度认为自己就是三姐的化身，是革命英烈的延续，红领巾是革命者的鲜血染成，这血自然有我三姐的一部分，因此道横着走，话往硬里说，把一切整得很不自然，把群众关系搞得很糟糕。哥哥们说，三丫头信仰共产主义，也不能怪那个王利民，是性情使之然，那丫头是越劝越拗，越打越硬，越关越跑，认准了的事就要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想这就是烈士的性情了，换位置想，让我处在三姐的位置，虽然我们长得很像，但是在严刑拷打面前，我不是逃兵就是叛徒，母亲的一顿春饼，几句好话就能让我丢盔卸甲，在美食面前，我往往变得意志很薄弱。烈士不是谁想，就能当的。
　　我的三姐变成了牌子，守在门口，一辈子没离开家。变成了牌子的三姐在“文革”的时候为我们遮挡了不少风雨，不少红卫兵小将在这块牌子跟前望而却步，使我们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抄砸。当然这都是后话，是另一篇小说里的内容了。
　　回过头再说王利民。
　　父亲从工厂回来说，织布厂的车间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有事没事工人们常到办公室来找他，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显得理直气壮，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表现得很“普罗”，商量事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爸爸作对。
　　两个厂，六个车间，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机器轧了手没来，九个都齐了。王利民就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
　　我父亲坐在旁边听，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提出来的，因为这个惹出了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王利民们商量的情况告诉老同学。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那个……有关这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怹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统战对象，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前就过世了，否则“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织布厂，造纸厂、发电厂工人都在斗争，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员，举行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卖豆腐脑的也罢了市！
　　资本家和工人代表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进行谈判。
　　王阿玛和织布厂的工人代表谈判地点就在盛义厂。工厂大门里，太阳光底下，两张桌被并成一个长条，一边坐着王阿玛，一边坐着以王利民为首的工人代表们。王阿玛觉得很别扭，对王利民说，有话咱们到家里说，到办公室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王利民说，这里很PRO（英语简略，“大众”意思）， 也很透明，这是再好不过的谈判地点。
　　王阿玛说，我跟你，在这儿……我还是不习惯……
　　王利民说，我跟您，现在不是父子关系，我的背后是六百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
　　王阿玛说，这么说你跟我是对立的了？你现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对立了，我揍你个小兔崽子！
　　工人代表们不干了，他们高喊，反对资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亲回来跟我母亲学说白天谈判的经过，我们家的人听着都觉着新鲜，老张在旁边说，儿子跟爸爸对立了，这世道什么事儿都有。
　　王阿玛怪可怜的，下棋两边的子儿还一样多呢，这倒好……下老虎棋，老虎一个，羊一大群。这不是谈判，是逼宫！
　　母亲说有话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过来姓王，调过去还姓王，王阿玛是我们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闹僵了，掰不过来更麻烦。母亲让父亲找市面上的“说和人儿”去劝劝，母亲认为“说和人儿”调解这些事比较有经验。父亲说那个王利民放话了，这不是他们爷俩的事，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母亲说，那他们能不能不斗争？
　　父亲说，好像不能。
　　母亲问谈判的结果怎么样，父亲说条件不少，主要是不许王阿玛单方解雇工人，裁减工人必须通过工会，还要保证工资按时发放，不得无故拖欠、降低……母亲说，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张说要按这些条款，他早应该罢工，我们家已经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钱了，打过了八月十五父亲就再没给他开过薪水。父亲说，工厂是工厂，家里是家里！
　　老张说，它道理一样不是。您欠我工钱，我是看在三太太（我母亲）份上，没跟您计较罢了。
　　厨子老王也过来凑热闹，插进话说他也得跟父亲要工钱，他的工钱欠得比老张还多，好几次我的哥哥们过生日，上面铺买寿面还是他垫的钱。父亲说，我怎么觉着咱们也在这儿下老虎棋呢，是不是咱们也并两张桌子，我坐这头，你们坐那头？
　　……
　　王阿玛从工厂谈判完了没回箍筲胡同，上了我们家。一进门也不理视老张的寒暄，照直奔了后院父亲的书房。母亲知道王阿玛心里不痛快，告知我们家的孩子们，谁也不许嚷嚷，不许闹，不许往后院跑，连我们家的狗阿莉也被拴了起来。
　　母亲进去送茶，听见父亲在问他的老同学，签字了？
　　王阿玛说，签了。
　　王阿玛的眼圈红了，父亲拍了拍老同学的肩没有说话。母亲知道，在与儿子的较量中，王阿玛是输了。数十年后的北京工运史记录这次运动说，“罢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锻炼了工人阶级，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
　　对这次罢工，在我们家族中还有着额外的记忆，就是那天晚上，王利民陪着他的妈来到我们家接王阿玛回家。母亲回忆说，那天王阿玛在饭桌上几乎没话，只是一杯一杯喝闷酒，菜也没吃几口。王阿玛喝得脸色煞白，酒气全走了心，别人也不好拦。
　　王利民进来刚叫了一声爸，就被王阿玛抽了一个嘴巴。我父亲没拦，王太太也没拦，都觉得王利民白天做得有些过分，教训教训这小子是应该的。王利民捂着脸站在他父亲对面，窘得说不出话。半天，王利民说，爸，我知道您有气，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王阿玛说，我的牺牲够大了，不但是工厂，我连儿子都搭进去牺牲了！
　　（五）
　　没过多久，王阿玛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使王家的境遇彻底发生了改变。
　　应该说，王家丹枫火柴厂的生意一直在赚，由原来的年生产2500万包扩大到了4000万包。我们家最关心火柴厂生产的是老张，几乎是见天在算他那十块钱的本金，这些年翻来翻去变成了多少。老张说他投到王阿玛厂里的十块钱是母的，会下小钱，那十块钱在王三爷的钱窝里滚，跟滚元宵似的，越滚越大，怕有几千块了，还是我们家老祖宗英明、有远见，老祖宗那时候就知道，仗再怎么打，世道再怎么乱，火柴厂是永远不会亏本的，老百姓离了什么都行，离了火柴不行，你总不能让人再回到钻木取火的年代去吧，人但凡往前迈了一步，你让他再退回去，是万万不可能的。
　　父亲让老张给王阿玛送去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纳豆”，纳豆是日本饭桌上极普通的一种吃食，是一种发了酵的熟黄豆，黏糊糊，臭哄烘的，用稻草包了，捆扎成一个个小包，吃的时候挑在碗里佐以酱油和芥末，使劲搅动，成为一种黏稠的糊。父亲和王阿玛都喜爱这口，就跟有些人喜好臭豆腐一样，不吃还难受，上瘾。纳豆制作工艺复杂，受发酵时日的限制，带到中国就显得很珍贵。我们家的人每当看见父亲用筷子折腾那面目甚不清爽的纳豆时，都用手捂了鼻子，不愿正视，父亲却说，越吃越香哪！给谁谁不吃，母亲吩咐，连父亲吃过纳豆的碗也要单独刷洗，承受不起那臭。
　　父亲得了纳豆自然要和老同学分享，让老张坐洋车到箍筲胡同去，火速递达，免得过了火候。老张乐得办这件差事，他唐山老家的儿子定了亲，正想找王阿玛把他火柴厂的股抽回来，给儿子盖房。
　　老张到王家送了纳豆，磨磨蹭蹭地不走，没话找话地搭讪。王阿玛问老张是不是还有事，老张不好意思地问他现在在丹枫厂里有多少钱了。王阿玛说这得让管账的算，就叫来了管账的老张。管账的老张给看门的老张一算，说看门的老张几年来在丹枫已经有了237股。看门老张问237股是多少，王阿玛说不少了，在北京买三间南房够了。看门老张按捺不住喜悦说，三爷，我得谢谢您。西洋的规矩也不都是坏的，搁到厂子里，钱就能生钱，它就成活的了，比我辛辛苦苦看门强。
　　王阿玛说，老张，你来不光是问我股份的吧？
　　老张很张不开口地说，乡下儿子要娶媳妇，我想拿这钱盖房……您刚才说在北京买三间南房都够了，要搁在我们乡下，盖三间北房它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王阿玛说，想要抽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老张说，当初您当着老祖宗的面说得好好儿的，存取自由，老祖宗能取，我咋儿就不行了呢！
　　王阿玛说，老祖宗那是死了，你还活着。
　　老张急赤白脸地说，三爷您开始要是说人活着就不能抽股，我那十块钱也就不交给您了，买点儿大白萝卜吃我还下火呢，怎么一赚了钱章程就变啦！
　　王阿玛说，丹枫的股东多啦，我不在乎你的237股，要想抽股得递交申请，我这儿不是你们乡下的储金会，你想怎的就怎的……
　　两人正在磨嘴，仆人说有军械局的人来找。老张赶紧起身告辞，被王阿玛拉住说，你就坐这儿，抽股的事我还没给你话儿呢。
　　老张说，我在这儿不合适。
　　王阿玛说，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来的不是皇上是流氓。
　　一官僚和一军人进来。官僚姓赵，军人姓程，官僚留着锃亮的大中分，军人穿着笔挺军服，好像都挺有来头。官僚谦恭地递上名片，军人脚后跟一碰行了个军礼。
　　王阿玛介绍老张说，这是老张，丹枫的股东。又对老张小声说，虽然没几股。
　　老张没经历过场面，汗也下来了，诚惶诚恐地说，我那叫什么股东。
　　赵官僚看在“股东”面上，跟老张点点头，欠欠身子，把老张弄得屁股差点儿没从椅子上溜下去。好在赵官僚没太在乎老张，对王阿玛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的局势王三爷想必也知道，战争越打越紧，南边、北边还有东边，几路人马各不相让，北京这块风水宝地，谁占住了谁就是王。咱们的军队，武器是没的说，人家湖北那边供着家伙，可这火药还得咱们自个儿出，我们是想，您的丹枫生产火柴跟生产火药是一码子事，您要是改了火药，那利润是翻着倍地往上涨，这是一笔大生意啊，王三爷。
　　王阿玛看着老张说，是啊，现在他哪儿不打仗呢？打仗比拢火做饭还家常便饭！
　　程军人说打仗也是一桩挣钱的买卖，能挣大钱！王阿玛说，不错，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不爱干别的，他就专爱打仗呢。
　　赵官僚说，生产军火能发大财，而且来得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王三爷点个头，金条洋房那是小事，上边再委任个什么名分，大宗的钱还不是翻着跟头来。
　　王阿玛说，老张，你看这头点还是不点呢？这里头也有你的股份，要发大财咱们一块儿发？
　　老张说，三爷，丹枫是您办起来的，您自个儿拿主意……您，您老跟我较什么劲！
　　王阿玛坚持要听老张的主意，老张说钱是好东西，谁都爱，顺顺当当来钱谁都盼着。程军人夸老张看得明白，老张说，可我怕的是半夜睡不着觉。
　　王阿玛会心一笑，说他跟老张一个毛病，越到半夜越精神，一趟一趟地起夜，晚上不敢喝水，什么天王补心丹，什么枣仁安神丸，一把一把地吃，都是白搭！老张说，在被窝里一个劲儿地放大屁！
　　王阿玛说，臭得我不敢掀被窝！
　　两人说着笑起来，程军人也跟着一块儿笑。赵官僚的脸色不好看了。赵官僚让王阿玛考虑考虑，他明天再来听回话。王阿玛说他明天跟太太上戒台寺看松树去。赵官僚说那就后天。王阿玛说后天商会在东安市场有活动，也没工夫。赵官僚问什么时候有工夫，王阿玛说，这么着，什么时候我想把火柴改火药了，我自个儿上军械局找你们。
　　赵官僚告辞的时候让王阿玛再考虑考虑，话里有话地说，王三爷，一步棋走错了，满盘皆输呀。
　　王阿玛说，棋子儿输光了它还有棋盘呢。

　　那几天天气闷热闷热的，母亲说老天爷在憋雨，老张说只要雨一下来，潮白河就得发水，京东保不齐就得泡汤。下午的时候王利民来找我三姐，没说两句话三姐就匆匆忙忙跟他往外走。被我母亲拦在门道，母亲问三姐干什么去，她说上陶然亭开会。母亲说陶然亭那个荒败的乱葬岗不是什么好地方，丫头家的不许往那儿跑。三姐坚持要去，三姐的脾气拗，我母亲的脾气更拗，推推搡搡硬是不让三姐出门。那时候我们家的人都还不知道她偷偷加入了组织，只是觉得这个三丫头有点儿邪性，不着家，爱在外头交朋友。
　　母亲和三姐在门道里拉扯，王利民也过来帮忙，他自然是帮着三姐逃脱母亲的阻挠。母亲指着王利民说，王少爷，你跟你爸爸怎么斗争我不管，你不能往我们家里搀和，让我的闺女也跟我摆谈判桌……
　　王利民说他们是为了正义，为了明天，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母亲把“为了崭新的中国”的王利民推了个跟头，从门里推到门外，脑袋重重地磕在石头门墩上。王利民坐在台阶上，半天没清醒过来，眼睁睁地看着三姐被母亲拽进了屋，用锁锁了。三姐在屋里嚷嚷，还喊口号抗议，母亲一概不理。王利民过来力争，母亲索性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外，母亲有的是时间，尽可以和他们耗。
　　三姐在屋里说了很绝情的话，说母亲不是她的亲娘，没权利管她。母亲说就是你的亲妈活着，她今天也得关你！王利民说母亲是封建专制，是腐朽没落，关得住三姐的人，关不住三姐的心。母亲对他自然也没什么客气可言，自从他领着人和他爸爸在工厂里下过那场“老虎棋”以后，我母亲就对他没了一点儿好印象。
　　王利民很失落地走了，过了好多年，看门老张还对我说，我母亲那天厉害得像只母老虎。
　　门口这样闹腾的时候，父亲正光着脊梁在书房考证他的版本，热出了一身痱子的父亲处在烦躁之中，在电扇的嗡嗡声中听了我母亲的讲述，发下命令，锁三丫头一个月！
　　憋了几天的雨在半夜的时候终于下下来了，凶猛如瓢泼，夹裹着隆隆的雷声，将天地混为一体。一道道闪电在瞬间闪烁爆裂，划出狰狞的蓝光，继而是振聋发聩的巨响。
　　我们家的南房漏了，老张和老王上到屋顶盖苫布，一声闷响，震得房上的人差点儿没掉下来，玻璃哗啦啦碎了好几块，狗阿莉吓得从窝里蹿出来，在雨地里没头苍蝇一样乱跑。房上的老张说一定是发生了地震，老王说不是地震是爆炸！
　　轰隆隆的声响接连不断，东边红了半边天。
　　父亲披着衣裳站在廊子下往东看，东边爆炸声和雷鸣电闪响成一片。老张说这响动让他想起了当年神机营军火库的爆炸。母亲说，还没到过年，怎的就放起了焰火？
　　父亲说，这响动可不是什么好响动。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醒目头条：“丹枫火柴厂爆炸，厂房夷为平地，炸死工人12名。”
　　父亲扔下报纸就往箍筲胡同跑，到了王家，谁也没见着，看门的说王太太昨天半夜犯了紧痰厥，送到医院去了，现在醒过来了，半边身子全没了知觉。父亲又赶到医院，在医院的仆人说，听说火柴厂炸了，王老爷天没亮就从医院奔了丹枫，现在大概还在火场。父亲问少爷哪儿去了，仆人说有大半个月没见着影了……
　　父亲从医院赶到丹枫，远远就看见王阿玛呆立在还冒着烟的废墟上，一脸茫然。整个工厂已经找不到一间整装房屋，车间变成了一个深深的大坑，工厂的围墙塌了，附近数十间民房也遭了殃，厂子的里里外外一片狼藉。父亲来到王阿玛旁边，王阿玛没有说话，周围扬起的灰烬带着残存的余热将他们包围，王阿玛满身满脸烟土，看着自家工厂的遗骸，语不成声地说，四爷，我早知道，它爆炸是早晚的事！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父亲劝慰他说，国甫，咱们从头来，咱们从头来还不行吗？
　　王阿玛说，我有多少家当，经得起这么炸啊……
　　王利民领着一群工人赶了来。王阿玛的态度十分冷淡，他看也不看儿子。父亲说，利民，你看看这……
　　王利民说，爸，怪我，我和工人们没把厂子保护好，让敌人钻了空子。
　　王阿玛说，你斗争去吧，你罢工去吧！这是你最想要的结果，是吧！？
　　（六）
　　日本人来了，一切秩序全乱了，包括我们家的生活。
　　三姐自作主张，把正在念的大学也退了，谁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鬼鬼祟祟地出去，鬼鬼祟祟地回来，常有些说不清来历的人找她，人来了就插上门在房里叽叽咕咕地谈话。母亲说三丫头越来越不听话，举动越来越不正常，早晚会给她自己和这个家招来麻烦，要论根底，源头还在王利民，没有王家那小子，三丫头不会走得这么远。
　　王利民成了我们家不受欢迎的人，他到我们家来，母亲没了笑脸，老张也显得冷淡，因了火柴厂的爆炸，老张总认为是王利民搞斗争不保护工厂的结果，任王利民怎么解释也不听。有一天，王利民领来一个姓黄的生意人，跟我三姐在屋里谈了大半天。姓黄的一走，日本人就来了，三姐溜了，日本兵不容分说将父亲架上了汽车，呜呜地开走了。我们家的天立刻塌了，首先是我的母亲，充分显示了她“母老虎”的本性，领着我的几个哥哥来到了王阿玛家，母亲将一包砒霜拍在桌上，口口声声指责罪魁祸首王利民的不是，王利民不把那个姓黄的往我们家带，我的父亲不会让日本人弄走，中国人进到日本宪兵队，不死也得掉层皮！母亲让王阿玛到日本宪兵队去要人，要不回人她就死在王家。
　　王太太刚刚出院不久，哪里经得住这阵势，哆哆嗦嗦说不出一句话来。王阿玛也很气，说要把王利民杀了，说要断绝父子关系！
　　还没等王阿玛去宪兵队，老张就跑来了，说我父亲已经回家了，原来宪兵队主事的小田一郎，也是东京帝大毕业，念的也是“古典讲习学科”，小田看在帝大校友的份上，自然给了情面，其实他们也是没抓到什么真凭实据。后来为这事三姐说我父亲是汉奸，父亲说，我怎么奸啦？我也没认贼作父，我也没出卖你们！
　　母亲愤愤的说，你这丫头说话不着边际，难道日本人非把你阿玛杀了他才不算汉奸？
　　王利民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是1939年的三月，天气乍暖还寒，遮天蔽日的黄沙把北京弄得混沌一片，弥漫的土腥气呛得人喘不出气，北京历来的春天都是这个样子。
　　那天先到我们家的是王阿玛，王阿玛明显瘦了，身上也没了逼人的锐气，用母亲的话说是，“整个变了个人”。王阿玛让我父亲协助他办点儿事，当个证人。父亲问证明什么，王阿玛掏出两张纸递过来。父亲才看了一行脸色就变了，对王阿玛说，国甫，这万万不行啊！
　　王阿玛说，我的脾气你知道，只有我说了算的事，没有别人说了算的事，要不，丹枫也不至于落那么一个下场。
　　父亲说丹枫是丹枫，这事是这事。王阿玛说，甭说了，他一会儿就来，到时候你在证人那儿签个名字就行啦。
　　父亲说他不签！
　　厢房传来三姐的歌声，父亲说，国甫你听听，你别以为就你的儿子是孬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王阿玛要跟他的儿子脱离父子关系，让父亲当证人，爷儿俩闹到这一步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我母亲听到王阿玛这个决定，将一碗茶全洒在桌子上，惶惶地说，三爷，儿子不听话归不听话，您不能因为上回那件事再跟孩子计较了，我们家老爷全须全尾，毫发无伤地从宪兵队回来了，那些过头话就再甭提了……
　　王阿玛说不是为宪兵队的事，是他的心已经死了，死了的心是再活不了了。父亲问王阿玛，王利民知不知道这个决定，王阿玛说，他当然知道，我让人把话带过去了。
　　正说着，王利民风风火火地进来了，三月的天气竟然跑得满头大汗。王利民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爸，听到这称呼，我的母亲眼圈一下红了。王阿玛问他让老李捎的话带到了没有，王利民说带到了，他要跟父亲好好谈谈。王阿玛淡淡地说，没什么好谈的了，用你的话说是，两个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既然不可调和咱们干脆索性了断，免得双方都别扭。
　　王利民说，阶级是阶级，血缘是血缘，咱们再怎么对立您走到哪儿也是我爸爸！
　　母亲赶紧说，孩子说得对，三爷您得好好斟酌。
　　王阿玛斩钉截铁地说，从今往后，我不是你的爸爸，你也再不是我的儿子。咱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了！
　　王利民说他爸爸不能这么干，王阿玛说，如果你是一般人，领着人跟我对着干，我或许还能接受，或许还会敬重你，佩服你，可一想到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从心里凉到外头……我这辈子干的一件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不该有你这么个儿子！
　　王利民说，爸，您应该为有我这样的儿子骄傲！
　　王阿玛说，骄傲也罢，后悔也罢，都过去了。你在这上头签字吧，断绝父子关系，往后咱们谁不认识谁。对了，再不许你姓王，你爱姓什么姓什么！
　　王利民说，爸……我还有妈呢……
　　王阿玛说，父子不存在了，母子自然就没了。
　　王利民死活要见他妈，他把他的妈当成了救命稻草。王阿玛提出，要见你妈也不难，要让我收回断绝书也不难，条件是跟我回家，在家老老实实呆上半年，和你的无产阶级断绝一切来往，做到这点跟我走，做不到，签字！
　　王利民问他爸爸能不能换个条件，王阿玛说不能！
　　王利民显得很为难。母亲说，孩子，你还犹豫什么，跟你爸爸回家呀！
　　桌上的座钟滴答滴答，谁也不说话。王利民脸憋得通红，看得出王阿玛内心有些小得意。父亲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怎么办才好。母亲想把那两张纸偷偷抽出来，被王阿玛一把按在桌上。
　　谁也没想到王利民作出了一个出人预料的决定，他低声说，我……签字。
　　声音不大，却如同一声惊雷，王阿玛浑身一哆嗦，看着王利民，脑子转不过弯来。父亲喝了一声，王利民！
　　王利民表示他不能回家，在事业和家庭不能平衡的时候，他会选择前者。王阿玛气急败坏地说，你签，你签，你给我签！
　　在王阿玛的威逼下，王利民很冷静地在断绝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大约是再不让他姓王的缘故，签字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省去了“王”，只写了“利民”两个字。
　　这一来，王阿玛立刻陷入了被动地位，王阿玛顾及面子和尊严，沉着劲儿，毫不在乎地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将字据推到我父亲面前，让我父亲在证人上签字。我父亲当然不签，说王家爷儿俩不能逼着他干这事！王阿玛说，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你签与不签，我跟他都没关系了。
　　父亲突然脾气大发说，那也不签！你们爷儿俩的事，我不管！
　　王阿玛不理会我父亲，对他的儿子说，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吧！走之前把你身上的衣裳扒下来，这是我花钱给你做的，你得把它还给我。
　　王利民还有些犹豫，王阿玛一声断喝：脱！
　　看得出，王阿玛是气得很了，手不停地颤抖，嘴角抽搐。王利民见他父亲这模样，一声不敢吭，赶紧将西服、裤子脱下。王阿玛说，还有衬衣！背心！袜子！鞋！
　　王利民脱得只剩下了一条裤衩。
　　王阿玛让王利民走，王利民只好向门口走去。母亲说，三爷，您这是何苦？您还没瞧出来么，孩子他不愿意走。
　　王阿玛闭着眼不说话。走到房门口的王利民突然折身回来，快步走到王阿玛跟前，扑通一下跪下了，刚才一直绷着的脸此刻变得无比生动，眼泪簌簌地流下来。王利民说，爸，您就是不赶我走，我也要走了，只是没想到是这样一种走法。不管您认不认我，我永远是您儿子。我走了，您就当我……死了……您跟妈多多保重，您年纪大了，到了该用儿子的时候，儿子不在跟前了……爸，我现在只有往前走，不能后退，前头是火，是血，我也会走到底，绝不回头。
　　母亲说，快别说了，这是什么话呀！听着让人瘆得慌！
　　王阿玛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永远也不会想起你！
　　王利民给他父亲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低着头光着身子走出去。母亲说，……你说你们这爷儿俩啊……
　　父亲站在房门口喊道，老张，老张！
　　老张其实早就在二门里窥测正屋的动静呢，见父亲叫他，赶紧跑过来，问父亲有什么吩咐。父亲让老张上老大的屋里给王利民找身衣裳。老张看着王利民的模样直乐，揶揄地说，王少爷，您真跟我们家三格格唱的一样了，“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天下的主人”……
　　父亲说，老张你给我住嘴！
　　（七）
　　王利民走了，这一走就再没有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有一段，王阿玛到我们家来得很勤，也没什么事，就是笼着手和父亲围着火炉呆呆地坐着，半天跟父亲说，这茶是雪毫龙芽。
　　父亲说是雪毫龙芽。
　　彼此再没有言语。炉子上的铁壶哗啦哗啦冒着白气，萦绕的水气中曾经在雨地里共同挨过浇的两个男人变得沉闷低落，王阿玛吭吭地咳，那咳来自肺腑的深处，一声声敲击着人们的心扉。父亲用手帕擦汗，严寒的北京冬季，不知怹老人家何故会有汗液渗出。
　　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王阿玛的造访是受了太太的催促，来打听儿子的下落，毕竟我们家有着他儿子的同志——我的三姐。
　　可惜什么消息也没有。到最后，连我们的三姐也消遁得无影无踪了。
　　《三击掌》里的王宝钏同样是扒了衣裳走出家门，与父亲誓不相见的，可人家后来还是见了，父女又重归于好了。那是当了西梁王的王后，荣华富贵了，把爹与娘接了去，在金銮殿上一通显摆。“金牌调来银牌宣，苦寒窑来了我王氏宝钏……”可惜，王阿玛却没有等来这份荣耀，他的儿子1941年元月死在了安徽一个叫百户坑的地方，据说王利民是新四军的教导员，带领部队在转移过程中遭遇伏击，一场恶战，几千人命丧黄泉……所谓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就是说的这件事。
　　王阿玛接到王利民死亡的噩耗已经是五年以后了，那天是我的周岁生日，母亲请王阿玛夫妇过来吃打卤面，母亲为这个生日很认真地做了准备。我是我们家女孩中的老七，小而贱，属于垫窝、拉秧的那种。“垫窝”是指母猪下的最后一个崽儿，瘦小衰弱，不成气候，多数生下便被弃之，即不必为此耽误工夫。所谓“拉秧”，是说瓜种完了，将瓜秧清除，留在蔓上的残瓜，这样的瓜会是什么成色可想而知。一个贱丫头过生日之所以能惊动王阿玛，是因为父亲的别有用心，依父亲的意思，王家没有孩子，想将我送给他们，以解老两口膝前的寂寞。父亲的心思只有母亲知道，母亲不愿意也得愿意，她知道，跟父亲没有商量的余地。生日那天，母亲将我仔细地打扮了，特意脱了北京小孩子通常穿的连脚裤，穿上了一双扎着鼹貘虎（蝙蝠，老北京话）的红鞋。在父亲的要求下，我屁股后头系着的棉屁帘也被解了下来，总之，父亲要把我装扮成一个利利落落的小姑娘，让王家的人看着喜欢。
　　那天，王太太因为腿脚不方便，没有过来。王阿玛也来得晚，竟然是走着来的，一鞋的土，一脸的灰。大家都觉着一向讲究的王阿玛今天特别邋遢，胡子没刮，衣裳没换，手帕皱巴巴的脏成了一团，捏攥在手里像是擦桌子布。
　　母亲将我抱了出来，父亲自然说了我不少好话，比如皮实、乖巧、听话、好养活，听那口气不是介绍女儿，完全是在介绍一只小狗。王阿玛却有些失神，一双眼睛直瞅着窗户棱，仿佛窗户上有什么必看的物件。父亲将茶杯搁在王阿玛面前，招呼他，国甫，国甫……
　　王阿玛突然回过神来问，啊，你说什么来着？
　　母亲接上说，他在夸家里这个七丫头聪明喜性，您瞧，她在朝您乐，向您讨好呢……
　　王阿玛根本没看一眼正向他讨好的我，就是说根本没把我这个贱货放在眼里，他的眼睛依旧看着窗户，毫无来由地说，……这些年，我救国，发展实业，想让国富民强，到了，究竟是怎么个结果呢？国也没富，民也没强，我自个儿倒闹个……
　　父亲说，国甫，我看你有心事。
　　王阿玛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说，四爷，瞒谁也不能瞒你，看看这个吧，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妈交代……
　　那是一张辗转了五年的死亡通知，王利民死在了百户坑。
　　父亲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
　　王阿玛说，还记得吧，那天他是打你这儿走的，走的时候让我扒得精光……我现在一闭眼就看见他光着身子叫我，爸爸，爸爸……你说，他要是跟日本人打仗，让日本人打死，也算是为国捐躯，可他是让中国人给打死的……自个儿打自个儿……我想哭，我连眼泪都掉不出来……什么事儿啊这是，让我说什么好？这孩子签字据的时候，他签了“利民”俩字，我不让他姓王，他故意把王字省了，其实他心里明白，这样不完整的签名压根就不能算数！孩子是给我留着面子呢……
　　母亲劝王阿玛别太难受了。王阿玛说，你们日子再拮据，再不好，可你们还有儿子、闺女！我呢，我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了！织布厂的牌子被摘了，门口戳了两个岗楼，站着两个戴钢盔的美国兵，变成了美国兵营……丹枫，那个丹枫，改成了跑马场……
　　王阿玛没吃打卤面，走了。
　　父亲也没有提出将我送给他的话，时机不合适。不知怎的，这个话题后来竟然再也没被提起过。
　　王阿玛走的时候，我们家的人很郑重地将王阿玛送出大门，目送着他向胡同口走去，黄风掀起他的棉袍，吹乱了他的白发……
　　老张无声地哭了。

　　百户坑在安徽的什么地方颇让人挂念，我父亲后来和王阿玛翻遍了安徽地图也没找到百户坑，一直到两人去世，成了他们一个心结。
　　 2000年我到安徽出差，在泾县城郊一个叫水西山的地方，见到了当地政府为“皖南事变”牺牲的烈士修建的纪念碑。我在碑前久久伫立，想念着那个从没有谋过面的王利民，他的魂灵应该在这里得到了安息。我虽然没有过继给王家，后来却是认认真真给那两个孤苦的老人摔了盆、戴了孝，充当了孝子的角色的。这些本应该是王利民所为。
　　我告诉了王利民三姐的结局，在碑前停留的那一刻，我的心灵似乎和冥冥中的某一点得到了沟通。
　　也是一种慰藉。
　　父亲死后，将犯错的孩子赶出家门也成了我们家的避讳，甚至在教育孩子的几十年中我从没有对孩子说过“滚”字。我的哥哥们也从未有过将儿子们脱光衣裳赶出家门的举止。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发生了变异，用不着赶，他们自己就会出走了，我的孩子从上小学到高中，竟然不辞而别离家七次，他走得理直气壮，走得毫不负责任，走得毫无道理，有一回让我不得不动用了公安局，满城寻找。
　　这些大概是王利民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