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状元袍 (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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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我读书的学校是温哥华一所知名的学院,它以课程安排紧凑难念而出名,也正是因为这样,学校的名气够硬,据说毕业生是很受认可和欢迎的。

学校的功课的确是很紧,不同科目的考试轮番来,几乎每周都有考试。不过还好,我读的还是我的老本行建筑工程管理,刚来上课时在课堂上英语都不能完全听懂,但是那些理论技术我只要好好看书还是可以应付的。我算了一下,如果我每天再少睡点儿觉和把乘坐公车的时间都用来读书,那么我还可以省出一些时间来再打一份工。我想如果有稍多一点的钱来垫底,那么我学习的时候会更专心和有信心。

我需要再找一份工作。又经过了一番对英文报纸上分类广告的挖掘之后,我在一家日本餐馆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就像在出国前对于加拿大的认知里只有白求恩大夫一样,对日本的认知就是日本鬼子。

这个日本鬼子叫友岛,是老板。他带着一副眼镜,貌似不苟言笑,可我总觉得他骨子里是一个很搞笑的人,他就是为了端一个老板的架子而故意憋着。

餐馆不大,我主要负责收银,还有杂七杂八的其他许多小事,刚去时我拿了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地记了一页。有一个打工的中年日本女子叫麻喜,她前面的店面和后面的厨房都管,谁忙她就帮谁。

还有一个中国人叫西芹在厨房做吃的。

我每个周末在这里工作两天。这里管吃中午饭,麻喜每天中午都给我们做日本炒饭,里面会放上一条剁碎的炸天妇罗用的大虾。在这里的午饭是我每个星期最好的伙食,特解馋。有时到了晚上关门时,如果还有做了而没卖完的寿司,麻喜也准许我带回家去。

麻喜非常的勤勉,只要有点儿空就会拿着块抹布这里那里不停地擦来擦去。老板在大温哥华还有几家日本餐馆,所以不常在这里,她就俨然一个老板娘一样不停地指手画脚加唠叨。

我去了没几天她就凑过来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就是脏,中餐馆就是脏,他们为什么不爱做卫生?”

我是冤啊,我从未在这里的中餐馆吃过饭,里面的卫生状况我怎么知道?不过想想奶奶以前说过‘眼不见为净’,吃饭的人不去想厨房后面的事才能有胃口吧。我看麦当劳的厨房就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后面,吃饭的人可以看见厨房里的人在忙什么。如果把这块透明玻璃安装在中餐馆里,结果会怎样呢?

看我没有反驳,麻喜更有劲了,说:“你们中国人很懒。”

有一天她在清洗一个圆形的大木盆,她说那个大木盆是特意从日本空运来的,是专门用来伴做寿司用的米饭的,她说:

“你们中国人很坏。在温哥华有一些中国人也开寿司店卖寿司,可是他们买不起这样的大木盆,就用塑料盆来伴米饭。只有木盆伴出来的米饭才有正宗寿司的醇香,用塑料盆伴出的米做寿司损害了日本寿司的水准。中国人偷工减料不老实,中国人就是坏。”

餐馆的客人不像旅馆的客人,餐馆的客人喜欢扎堆来,每天最忙的是午饭高峰期,就那么一阵儿。每次看见客人排起了长队我就有些慌。有时刷完客人的信用卡就把卡抓在手里忘了还给客人,有时客人付了钱要打包几样食物带走,可我在忙乱中少装了一两样,有时去厨房下错了客人的订单。我所有的差错都躲不过麻喜的火眼金睛,她总是会跳出来斥责我一顿。店里的人都被要求穿一条套头扎腰的围裙,有时我忘记了穿围裙她就把围裙重重地塞进我的手里,再送我一个大白眼。

每当友岛来时,麻喜就会用日语滔滔不绝地诉说着。我紧张地心想她一定是在告状吧。我犯的那些错被她添油加醋地叨念,拎出任何一件来都有可能被炒鱿鱼吧。

这一阶段以来实在是太难了。

在玛莎那里每天除了要忍受她的歇斯底里和污言秽语之外,还要面对她那防贼一样的眼神;在麻喜这里随时担心她对我的发难,感觉无所适从。

我在玛莎和麻喜两个女人的夹击下感觉特别累。

十月份夏时制结束的时候,时钟被拨慢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可以用来多睡一个小时补一补一直欠缺的觉解解困,一个小时我可以用来啃一啃书本好让自己更有信心面对每周都会有的各科考试;一个小时,如果我真的再有多一个小时,我可以回味一下奶奶和妈妈曾经做过的那些好吃的饭然后忙上一顿饭来抚慰我的胃和思念………。在我过去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机会去感谢犹如天赐般珍贵的一个小时。

我每天都太累了,每天早上起床时我感觉自己都快要死了,我常常一只手抓着床边准备要穿的衣服,而把另一只手掌放在胸口问自己:“今天是不是要出人命啦?”

但当我清晨走在路上,那晴好的天空和远处山的壮阔又激发了我奋斗的心。

是啊,我是为奔上山顶而活的人。

山的胸怀让我感受到永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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