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成思危先生参加了由华商报和西部证券联合主办的2010华山论剑 全球经济大势与中国资本市场高峰论坛，他就股市问题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股市是领先于经济周期两个季度左右，如果照这样看的话，明年如果我们过度顺利，经济周期开始上升，在明年上半年中国的
大家知道，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从债务危机到流动性危机然后发展成信用危机，从美国向世界各国扩散，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所以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之下，应该说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回升，气温向好，现在正在向危机后时期过渡，世界经济也走向了一个曲折起伏的复苏之路。但从总体上来看，发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应该说并不大，最近凤凰卫视，我们在天津夏季达沃斯会上，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看法。当然，世界经济复苏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一个就是欧洲的几个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叫PIGS，实际上就是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希腊。当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破产，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借新债还老债，或者出卖它的部分资产。另外这四个国家都是欧盟国家，所以欧盟也必须要来救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影响欧洲经济复苏的进程，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看到前一段欧元下跌等等，都是由于这样的因素引起的。美国的经济，虽然已经恢复正增长，一季度是3.7，二季度是1.7，恢复了正增长，但是还是有不确定性，一个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另外金融系统还没有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治原因，它的经济复苏跟政治因素纠缠在一起，因为美国面临中期选举，民主党有可能失去国会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和国会由不同的党控制，这样的话，奥巴马有一些经济的举措就可能会受到织轴。但是总体来看，事实世界经济还是缓慢的走向复苏，当然我们说的复苏不说完全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情况，而只是说从负增长转向正的增长。至于这次金融危机的打击，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都不是很快能恢复的。因为根据我的分析，世界上的国家从它的经济上来说主要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是依靠资源的国家，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东是产油国，这些国家有丰富的资源，只要经济复苏，它就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据加拿大的朋友跟我说，他们什么事不干，光吃资源可以吃200年，所以这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是依靠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和德国，主要是依靠制造业，它的复苏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第三类国家是依靠资本为主的国家，就像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它有个问题，由于这次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里，发生在虚拟经济领域里，所以这些国家受到的打击最大，而且它的复苏也比较缓慢。最后还有一类国家是依靠知识，当然像美国、日本，它也依靠一些知识，也有高科技、也有知识，但是北欧这些国家，比如瑞典、芬兰它们是依靠知识为主，依靠某一些高科技为主的国家。所以从这四类国家分析看，1、2、4类，应该说现在的复苏问题不大，但是依靠金融为主的、资本为主的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它的恢复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当然那些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这就是我对世界经济总的看法。
说到中国经济，大家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享受了平均9%以上的年增长速度，中国经济10年一个周期，我们最近这个周期是从2001年开始的，到2003年我们进入了两位数的增长，2003—2007年分别是10.0%、10.1%、11.4%、13%，所以到200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2008年在经济周期本来就应该进入下降阶段了，因为13%是很高了，在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双重作用之下，我们的增速由13%掉到了9.6%，09年最初的统计是8.7%，后来统计局更正是9.1%，所以进入了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今年我们预定的目标是8%。从这次金融危机里，特别是在去年，世界各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都是采取了加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我们国家也是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去年我们政府投资5000亿，但是银行贷款增加了9.6万亿，所以总的增加量大概是10万亿人民币。所以去年这样大量的投资，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增加就业岗位、可以拉动生产资料的需求，而且有一部分投资可以通过工资转化成为消费。所以去年我们实现了保8的目标，达到9.1，主要是靠投资的作用。去年我们8.7的时候，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投资占8.3，消费占4，净出口或者外贸占负3.6，可以看到去年的投资在经济增长里唱的是主角，消费是配角，外贸拉后腿，从去年的结构大家看得很清楚。去年我们投资增长了30.1%，大概占到GDP的2/3，也就是说投资率接近70%，去年是必要的，但是过分依靠投资，它的负面效果今年开始显现了，因为今年是我们国家从金融危机这种非正常情况向正常情况过渡的一年，所以温总理讲去年是最困难的一年，今年是最复杂的一年，他对今年的复杂在人大会上讲过，为什么说今年是最复杂的一年呢？是由于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涨彼消，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所以社会经济中的两难问题增多，他是这么描绘的。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去年我们采取利用大量投资拉动经济的办法，它的负面效应今年开始显现了。比如说产能过剩，我们钢铁产能过剩2亿吨，以每亿吨5000块算，就是1万亿，这1万亿在投入的时候是拉动GDP的，但是以后不能再拉动，不可再持续。第二是库存积压，因为我们的GDP是以生产法计算的，生产出来就算，但是有一些过剩产能生产出来的产品积压，那它发挥不了作用。第三是投资的效益降低，我们判断投资效益很重要的数据就是弹性系数，投资增加1%，能拉动GDP增加多少？这个数一般在0.5左右，我们在经济增长快的时候是0.4%，可是去年算一算，投资增长30.1%，GDP增长9.1%，也就是0.3。第四就是有些污染问题会回潮，由于投资下去环境问题没有同时治理。除了这些工业生产问题以外，还有两个大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因为去年为了拉动GDP，银行贷款相当大一部分是给了地方政府也是投资拉动GDP，但是根据审计署的审计，审计了一部分的省市，大概16个省，10个市，还有30多个县，发现有将近一半它的负债超过它全年的财政收入，那这就有问题了。全国的债务情况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数字，根据我看到的一些分析报告，大概说全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将近有8000个，原来是省和市有，现在有个县也都搞了融资平台，将近8000个，总债务量大概是7.5万亿，这个不是官方数据，仅供大家参考。所以我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提出过这个警告，地方政府债务如果不重视、不注意的话，就可能形成中国式的次贷，或者有中国特色的次贷，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次贷是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而中国式的次贷，是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如果他还不出来的话，那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中央财政买单，一个是银行坏账增多。不管是哪一个，最后都是老百姓买单。所以这个问题中央很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专门有一段话讲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所以现在在检查、在控制。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大家知道通货膨胀的定义，并不是所有的货物统统的涨，所以没有什么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全面的通货膨胀、局部的通货膨胀，这些说法都实际上把通货膨胀看成所谓的货物涨价。通货膨胀学术定义是货币的供应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造成了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或者说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这是通货膨胀的学术定义。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当货币供应量超过实体经济需要的时候，它就会有造成通货膨胀的危险。实际上去年6月份我在宁波就提出过，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的危险，但在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CPI都是负的，怎么会有通货膨胀呢？有的人甚至说不要拿通货膨胀来吓唬人。实际我当时的提出是有根据的，主要是三条：第一条是我们的CPI是同比数据，去年6月和前年6月比，因为前年6月通货膨胀比较高，所以去年6月显得它同比就是负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同比，还要注意环比，就是6月和5月的数据比，如果说注意环比的话，我们国家的CPI从去年3月份就已经是正的了，所以到6月份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正了，所以这个是有危险的。实际上大家看到，去年从3月—11月，除了7月持平以外，其他的月份都是环比是正的，到11月环比的同比都变正，这时候大家才承认有通货膨胀的威胁。实际上6月份的时候已经就有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货币供应量增加到CPI的上涨，到物价的上涨，它是一个传导过程，这个传导过程一般要半年以上。当时一季度我们的货币供应量一下涨了4.6万亿，但是它不是马上就表现在CPI上，一直到三季度，要到11月才能表现在CPI上，所以叫传导作用。但是从货币供应量增加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有这个危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虚拟经济的发展，货币供应量增加以后，它不见得马上进入实体经济，它可以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去年一季度我就计算过，去年一季度我们增加了4.6万亿投资，再加上财政的投资，去年一季度我们的投资才2.8万亿，也就是说，出来的一些贷款有些就进入了虚拟经济，就进入了房市和股市了，所以去年一季度股市上涨，房市也上涨，就是这样的因素。但是一旦股市、房市下跌，它的流动性，资金吐出来了，这个时候CPI马上就付出水面。我们07年就有这样的教训，07年流动性也很过剩，但是物价上涨的并不多，CPI上涨并不高，所以当时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经济的三个反常现象》，实际上就是因为股市上涨了，最高涨到6100点，但是等到07年四季度股市下跌，流动性一吐出来，马上通货膨胀就浮出水面，所以08年要实行从紧的财政政策，就是因为通货膨胀浮出水面了。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美国2002到2004年，沈直到04年期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很低，所以当时格林斯潘认为可以大胆江西，把联邦利率从5.25降到2，甚至降到1，实际上他没看到是因为大量的流动性进入了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猛涨，所以没有表现在物价上、通货膨胀上。但是等到2006年房地产迅速下跌，马上通货膨胀浮出水面。所以我们说通货膨胀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所以中央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治理通货膨胀预期，大家可能感觉治理通货膨胀就完了，为什么要治理预期呢？因为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比实际的通货膨胀更危险，因为预期可能造成过度反应。大家如果觉得不得了，通货膨胀挺厉害，银行存款要发毛，怎么办呢？它就会过度反应，去买那些黄金、房子等等保值，所以预期通货膨胀过度反应的话那更危险。但是通货膨胀的危险实实在在是存在的，今年上半年平均是2.7，实际上到5、6月份已经接近3了，7月份3.3，8月份3.5，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当然我个人认为，经过努力今年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下还是可以的，而且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通货膨胀在5%以下，应该说算是温和的通货膨胀，也是可以承受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负面的影响今年都已经暴露出来了，所以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再以GDP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中央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今天我们定的目标只是8，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8，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源用在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保障、发展教育等等方面，而不是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起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个人认为，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每年都在8左右，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个8一定是实在在的8，一定是可持续增长的8。
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还是要依靠改革，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深化改革要从那些方面做呢？我认为从总得方面是两大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平，一个就是绿色经济，这两个问题也是我最近常讲的。从社会公平来说，大家都知道主要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刚改革初期，我们比较多的讲究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我们改革3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适当的注意公平问题，公平和效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只注意效率不讲究公平，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多，也会阻碍经济发展，最后也会没有效率。如果你一开始就讲究公平不讲效率，你只能在低水平的情况下讲公平，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文革时候我们讲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那根本不算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讲的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也基本普及了，所以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是不断提高的，你要不讲效率你怎么满足他的需求？所以这二者应该说是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到了今天我们讲要缩小贫富差距，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城乡的差距问题，因为中国一直是二元经济，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差很远，城市居民的收入超过农村居民的3倍，城市居民的购买力超过农村的4倍，城市居民享有的教育、文化、卫生等等公共服务要比农村居民好得多。所以最大的贫富差距应该说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所以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免除了农业税，下大力量解决“三农”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很容易就能解决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合理有序的让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进一步实现城市化。当城市人口占到70%的时候，就算基本实现了城市化。但是我们国家的城市化，不能采取西方的做法。根据我的研究，西方像英国，它城市人口增加70%，花了将近200多年时间，在1850年基本实现，剥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作农，所以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无产阶级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提出了“无产阶级绝对平衡化”这样一个命题。美国将近花了100年，从1820年到1920年代，它的办法是兼并，在农村失土农民，由于他拿到了一部分钱，他到城市来做生意，他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国家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把农民弄到城市来造成拉美现象，像墨西哥城那样的贫民窟，所以我们国家合理有序的转移劳动力。目前每年转移1%的百分点，现在我们城市是47%，所以要转移达到70%，我们可能还要花23年的时间，这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
另一个就是城市里头的居民要缩小差距，主要就是要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当然我们靠低保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三个制度性的安排。第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就是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经济同步增长，我在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讲课的时候我就讲过，又好又快发展，“好”字的第一条，就是人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和GDP同步增长，我们去年9.1的GDP增长，城市居民收入增长9.8，农村居民增长8.5，基本上实现了同步，但是以后要不断保持同步，要有这样一个制度性的安排。第二个制度性的安排，就是工资和CPI挂钩，因为工资不和CPI挂钩，实际上就等于降低了人民群众的收入，所以我们要实现挂钩。目前有23个省已经把最低工资和CPI挂钩了。第三个制度性安排，就是职工的收入和效益联动。也就是说你企业的效益好了，职工的收入应该相应的提高，这个也是必要的。我前几年工会法制发检查的时候我到东部沿海，有的企业10年农民工的工资没动，每年只发600—800元，后来产生民工荒了，人家不来了，你企业效益提高了，不提高农民的收入，实际上就降低了收入分配的比重。绿色经济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国外说低碳经济，你们说绿色经济，是不是标新立异？不是，因为绿色经济根据我的看法，绿色经济是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再加上生态经济，而为什么我们要提绿色经济？这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第一点，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在发展，正因为我们在发展，所以我们不能承诺绝对量排放强度的降低。如果算我们单位GDP的增长，我们到2020要翻两番，所以我们的绝对排放量还可能是增长的，所以我们跟发达国家不一样。第二，我们中国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煤炭占70%，石油天然气占20%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通过很大的努力到2020年，我们的化石能源还要占到85%。所以中国的问题现在来看叫做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从近期来看只能是这样，那些新能源有发展过程，它不能很快的取代化石能源，所以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提绿色经济是有这样的原因的。
当然在国际上，我经常出国演讲，也有些人质疑我们，说你们中国现在能源消耗最大，我们并没有同意，现在美国比我们还大一点，碳排放量跟美国也是两个最大的排放国家，你们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我说，按照《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同的、共同的，但是有区别的责任，为什么？第一，中国的历史排放量只有世界的9%，你们发展过程里面，你们排放了二氧化碳，欠了债现在要我们来还。第二，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要发展，我们的GDP还在世界100名以后，我们要发展，发展就要消耗能源。第三，我们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是美国的1/4，你们不是讲人权吗？讲人权就是应该每个人有相同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权。第四，中国现在是制造大国，很多制造业化工等都搬到中国来了，排放二氧化碳都算到中国了。我跟那些化工巨头，我当过化工部副部长我说你们可好，你们得了便宜，我们受到谴责，这公平吗？但是我们中国并没有以这些为理由来减轻我们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我们制定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因为从长远来看，新能源是我们的未来，下一次的产业革命就是新能源引领着能源革命。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是非常努力的。过去三年来中国在新能源上的投资连增长43%，我们新能源投资去年是世界第一位，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的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当然最后要经过人大批准，根据现在初步的报道，我们的水能、水电将从1.9亿千瓦发展到3亿千瓦，到2020年，我们的核能将从现在的1000万千瓦发展到2020年6000—7000万千瓦，现在在建的已经有2450万千瓦。我们的风能现在是2000万千瓦，到2020年到1亿—1.2亿万千瓦，我们太阳能3000万千瓦，到2020年将发展到2000万千瓦。我们是很努力的，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所以我们到2020年，我们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可以从目前的9%提到15%，已经下了很大的力量。因为大家知道水电和核电都是相当费投资的，所以这解决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面要解决的两大问题，这两大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因为同环境角度来看，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环境债务，2005年我们用CGE模型做过一个测算，出了一本，我们从2005年由于能源效率低，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3.5，而当年我们的GDP增长了10.4。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环境的债务如果不注意的话，就会把环境的债务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是绝对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的。所以从今后来说，我们将不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要更多的注意社会公平、注意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这个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基本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在《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讲到三个外转内。一个是更多的依靠外需转向更多的依靠内需，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外需变化，我们原来有很多外向型的企业，遇到金融危机减产甚至关门，我们必须要把它扎实的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要依靠内需就必须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就我刚才讲的三个制度性安排。第二，要从外延性增长更多的向内涵性增长。所谓的外延性增长，就是靠投资增加生产能力，所谓内涵性增长就是靠挖掘内部潜力，靠集成化等等来提高效益。内涵性增长，我认为在当前主要是三件事，一件事就是信息化，实现企业的信息化。因为信息化实现以后，第一，可以降低成本，特别是降低交易成本。现在我们讲素材价格高等等，实际中间交易成本占了很大比重，我们低压电器的交易成本，我前些年做过调查，要占到40%。第二，提高它的附加价值，第三提高交易的透明度，第四提高交易的速度，所以信息化是很重要的。但是信息化也不是很简单的，信息化是沿着两条路线进行的，一条是从生产管理的路线，从MRP到MRP2，到管理性企业再到知识信息系统，我们现在很多企业的信息化只是停留在EDP阶段，每个部门有个电脑，所有的数据放在电脑里，有个数据库我就算信息化了，用电脑代替了人工抄抄写写，这不行，这是最初步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信息孤岛，你并没有真正整合起整个企业来。所以我们信息化最终，就是要把整个企业整体联系起来，把它整体数字化，然后我们可以整体的优化，这样在任何情况变化之下可以很快的提供给决策者应该如何决策。
第二个就是产品的优化组合。我们企业在经济好的时候，都舍不得扔，认为所有的产品都赚钱，可是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就会发现有的产品还行，有些产品就不行，为什么？你必须要考虑两点。一点是这个产品的市场增长的前景，一个是你自己的潜在的竞争能力，如果市场的发展前景很好，潜在的竞争能力不强，你不要干，你看着好像都是机会，但实际上不行。我们有个搞空调搞的很好的企业，是一个民营企业，我去了之后，他们董事长跟我说，他要搞手机，你看手机发展多快，我说你搞手机，你有这个竞争能力吗？他说没关系，我拿高薪聘人，我就能搞，我说不那么简单，因为这里头有很多市场还有商誉、品牌等等问题，他不听，最后他搞，搞了以后没有成功。所以真正你要调整产品组合，一个要放在增长前景，而你又有潜在的竞争能力的产品上。其次，尽管市场增长前景不强，但是你的市场占有率很强，这样的产品是你看家保命的产品，所以必须要下大力量把它搞好，不断的降低成本，改进技术，保证你的竞争地位，这样它才能给你产生现金流。至于那些市场前景不明，你又没竞争能力的产品趁早别搞，搞了趁早也要淘汰掉。任何一种产品都要本着一条，“就国内领先，国际一流”，要本着这样的目标做你的产品，这样你才有真正的竞争力。
第三要靠集成化，所谓集成化一种是纵向集成化，一种是横向集成化，所谓纵向集成化如果面向市场的话，向前集成化向市场推进，向后集成化就是向原料推进。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啊，我们做太阳能电池出口的厂受到很大冲击，因为太阳能价格下降很多。英力（音）集团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这样，向前集成化，我不出口太阳能电池，我出口太阳能电厂，把组建、安装都给你搞好，到欧洲，因为欧洲对太阳能电厂是有补贴的。向后集成化，就是它原来的硅料是买人家的，现在他开发新的工艺，用硅烷工艺来做硅料，所以这样帮助它度过了危机，在金融危机期间不但没有降低效益，反而增加了效益。横向集成化是指用类似的工艺技术生产类似的新产品，我在南通看过一个厂，中远集团，它应该是个修船的，但是它很早就估计到修船的业务不是很稳定，因为没人来修就没有业务，所以利用它的船坞，利用它的大型机械开发深海钻井平台和深海的供应船业务。果然金融危机一来，全球航运大萎缩，修船人没有了，但是由于开发的新产品，所以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反而又盈利，中远整个亏损在金融危机，最后有10亿的盈利，主要是靠有30亿的盈利补了一部分亏损。所以我们说从外延性转向内涵性就是这样的。第三就是从外生动力转向内生动力，我们企业往往注重外生动力，政府给政策，财政减税，银行贴息、政府贴息，银行优惠利率等，这些都是外因。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你内部的动力，什么是内部动力？人是内部的动力。所以首先要把企业的人看成是最宝贵的资产。如果你这样做，第一，你有要把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文化管理结合起来。所谓经验关系就是凭借管理者的经验，你出事故我就罚你，扣你工资。科学管理用计算机辅助，全面质量管理，搞全程的、全面的管理。文化管理是指只供树立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出了质量事故是见不得人的，是影响企业生命的，如果能够树立这样一个价值观，整个企业就能够上一个台阶。第二，要加强人员的培训，企业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全职工的整体素质，所以人员培训是非常重要的，要舍得下本钱。国外有个故事，有个总经理跟他的人事部门经理说，你要加强职工培训，花多少钱都没关系，人事部门经理就反问，我培训了半天他跳槽走了怎么办？总经理说，如果你不培训他倒赖着不走怎么办。这个道理就在这儿，职工水平又不高，不培训，你整个企业水平怎么提高。所以我们说培训是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重要原因。第三，通过职工之间的相互交流来促进创新。创新不是个别聪明人的灵机一动，而是在外部环境变化之下，通过大家想办法来找出新的办法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像金融危机就是外部情况的变化。所以我们说三个外转内是这样的。
第二，我们深化改革还有一个扩大开放，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今后不是追求更大的贸易顺差，而是希望贸易基本平衡，因为过大的贸易顺差、过大的外汇储备对我们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因为过大的贸易顺差限制了我们货币的灵活性，又让我们承担美元的风险。我曾经做过一个测算，中国的外汇储备6500亿美元就足够了，现在25000亿，所以我们今后不是追求过大的贸易顺差。另外，我们鼓励企业出去，以前我们都是引进来在所以FDI2China，我们累计拿到1.25亿，近三年翻一番，今年上半年就已经500亿。所以我认为今后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字将会逐渐接近。当然我们对外投资受到一些阻力，很多国家都有一些歧视，总认为你是共产主义国家，对我们有一些歧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我们温总理在天津已经宣布了，所以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不管你是外资的还是什么企业，在自主创新、政府采购等等方面一视同仁，我说我希望外国政府也对中国企业一视同仁，这样我们就可能有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第三，我们要推进地区的一体化。2005年韩国首尔讲过，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欧盟、产生了纳斯塔（音）北美贸易经济区，所以中国一直在积极推进10+1，10+3，10+1今年1月1号已经在韩国启动了，10+3，中国加韩国加日本，现在正在推进，如果10+3能够实现，中国加韩国加东盟十国的GDP将占世界的20%，这和欧盟的28%，包括和北美的25%，我们就是世界第三大，将出现世界第三个极。第三个经济极，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将会更加有利，所以我们扩大开放应该是沿着这么三个方方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人多也容易造成问题。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能够注重提高人口的素质，那将也是一个宝贵的财富，如果我们中国人的平均知识水平能够提高到发达国家那样的程度，它的潜力是相当巨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央现在特别强调教育的原因，大家知道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已经公布，教育的作用一个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科技水平，一个就是培养创新型的人才。我们要发展教育，使我们的国家从长远来看能够得到发展。我曾经讲过，我是搞经济的，但是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够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
所以今天我想我讲的就这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们今后不要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注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注意社会公平、绿色经济，要注意从依靠外需转向更多依靠内需，注意从外延性增长转向内涵性增长，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不追求过高的贸易顺差，要做到基本平衡。第二个要不断鼓励我们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第三，积极推进地区一体化，最后我们下大决心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的素质，同时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我没讲股市、没讲房市，你们要提问题可以提，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您的演讲。他可以说对我们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进行了剖析也对我们企业发展提出了希望，对西部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
下面是提问的时间，我们成老先生的时间也很宝贵，希望大家踊跃提问。
提问：
尊敬的成委员长，您好，我是来自于一名华商报的幸运读者，很荣幸能够代表华商报的读者向您进行提问。
再有两天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首先代表华商报的读者向您表示节日的问候跟祝福。
中国创业板即将迎来一周岁，您作为创业板之父，也就是说看着创业板诞生，在创业板即将迎来一周岁生日之际，想请问问成委员长，您作为创业板之父，您对于创业板有什么要进行评价的？您认为创业板这一年当中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还有对于创业板今后的走势您有什么样的见解？
成思危：
首先，“创业板之父”这个名字我不敢当，这是媒体给我起的，我是创业板的积极推动者。
创业板一年以来，我们不能用绝对好或绝对坏来评价它，应该说有成绩，也有问题。因为创业板的开设，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希望支持那些创新的企业能够得到比较低成本的融资，能够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因为这些企业在主板不符合上市条件，一个是它的规模不够大，第二个它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三年好的业绩，因为它不断扩大现金流可能是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创业板这种企业就需要特殊的资本市场支持，这种在国外叫二板市场，我们叫创业板，实际上是支持那种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创新型企业在创业板上确实融到了大量的资金，对企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们国家制度各方面的问题，创业板本身也是存在着一些不足。我去年就讲过，主要的不足：第一，我们现在上创业板的企业，严格说并不都是创新型的企业，有些企业并没有显著的创新，这个就和我们的愿意有所不同。这些企业得到了低成本的融资，应该说，实际上对我们国家推进自主新的作用并不大，这和我们最初的目标有相背的，创业板创立当天我就说了。第二个就是创业板股值过高，当然有人说我是询价询来的，但是询价的过程是否公平、是否合理，你如果询价的过程不公平和平、不透明，询价得到这么高的市盈率也是可以质疑的。第三对创意板的宣传有过份之嫌，创业板好像是个暴富的板，谁要进入就可以一夜暴富。第四，我们创业板的建设上缺乏一个制度，就是做市商，做市商制度是保证交易能够平稳进行，这是很重要的制度，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虚假信息、内部交易等等问题的发现。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创业板这一年以来是有成绩的，国家开设创业板，也是符合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但是存在的问题不可忽视，要认真加以重视，逐步使它回归到支持创新者创业，同时使投资者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这样的定位上，谢谢！
主持人：
毕竟创业板还不到一岁，它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我们啊还是要用更大的宽容来对待它，下面还有哪位要提问的。
提问：
尊敬的成先生您好，尊敬的莫代尔先生，尊敬的在场与会嘉宾大家早上好，我是陕西电视台FM999.9的主持人，今天也很有幸见到了成先生，祝您在晚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恢复的最快，发展的最好，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股市一直走不上去呢？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成思危：
我对中国股市还真做过研究，我出过一本书，就是关于中国股市的一个分析。最近我们对中国股市的20年做了一个梳理，我研究股市不是研究各股的，我是研究总体的。中国股市你可以看到20年的发展里头，是有三个峰三个谷。我们是用250天的移动平均再加上CP率波以后发现它总的趋势，每个牛市的时候都有两个峰，每个雄市的时候都有两个股，我分别叫成快牛和慢牛，大熊和小熊。现在我们大熊已经过去了，但是还在小熊的阶段，所以当时有些人不相信，年初都涨到3000多点了，你还说是熊市，我说因为第二个股还没到，现在第二个股去年在3000点左右，现在在2500、2600点左右徘徊，就是这样的原因。股市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就受到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刚才我说了，中国经济周期我们从08年开始我们处在下降的周期类，既然处在下降的周期类，股市是不可能上升的很快。除了这个以外，还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质量、取决于投资者的素质、水平，还取决于监管的能力和水平。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的股市在上市公司质量方面，在投资者的素质方面，在监管的水平和能力方面都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了，你可以看我的书，或者百度和谷歌搜我，都能看到我的关于股市的论述。如果今年我们的过度能够顺利，按照我们的分析，大概股市是领先于经济周期两个季度左右，如果照这样看的话，明年如果我们过度顺利，经济周期开始上升，在明年上半年中国的股市应该说是可以走出熊市。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分析，投资者要投资的话，风险自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