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卡车，把我全家送到下放的大队，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我央求司机帮忙卸车，把我们的箱子、行李、棒子煤等等，卸在大厅房，车就开走了。早在我们来到之前，就有消息传来，说我们是特务。于是大队都不欢迎我们，也没有小队愿意接受我们，我们就这样将就着耗着。直到有一天，我在晚上听收音机，中共中央召开九大X中全会的消息，出于对革命的热诚，我连夜赶到大队部，擦干净黑板，把这喜讯和口号写下来，“热烈欢迎党的九大X中全会的召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等等。
第二天，来往的公社干部和其他大队干部，都看到了，对大队的赵书记当面赞许：“老赵啊，你行！跟得挺紧啊。。。”。书记自然心里有数，过几天，书记安排我在大队拖拉机站当会计，并负责大队的宣传工作，又指定当时我们将就住着的生产队给我们落户。
妻子在公社卫生院，每天步行几里路上班，经常有社员半夜来叫出诊，我们都很认真地为社员及时治疗和帮助，两年来，夜间出诊超过一百次。社员有困难要借个二三十元，虽然我们并不富裕，但是也都尽量给予援助。我们的真诚和单纯，使我们和社员群众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大队的领导后来对我们说，我看你们是好人，不是坏人。你们刚来的时候，有人说你们的煤油炉是电报机，那纯属扯蛋。
两年过去了，共产党落实政策，我又可以回到县城了，林业局却不肯派车来接。大队赵书记吩咐六个小队每队派一辆马车，送我们回县城。就我们那点家当，本来三辆马车就可以装下了，但各小队要派代表来欢送我们，社员们朴素的感情使我们非常感动。
回到县里，林业局安排我到离县城十多里外的储木场工作，储木场在松花江边上，只有两个老头负责日夜看更。我去那里只需要对进出木材登记签收即可，工作简单。每天，骑着车在大坝上，顶着风雨，高唱着拉兹之歌：“命运如此凄惨，但我并没有一点悲伤，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悲伤。。。”。当时，镇上要办民办民办中学，缺乏师资，有人介绍我去当民办老师，但最终县文教科不肯接收。有时候闲下来我想，我二十多年前回到祖国读书，为新中国建设，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会这么坎坷痛苦？难道我永远是这样了吗？我也找不到答案。
在县城里，我们一家住在县委大院后的一间小屋，我俨然是个危险人物。可以感觉到人们在暗暗地注视我们，警惕地教育孩子不要多和我的孩子来往。但是日子久了，人们发现我们并不是那么可怕。妻子在县医院门诊部负责计划生育，认真负责，连乡镇里的病患有时都会带些土产来感谢她的帮助；我们教育孩子严格，孩子学习成绩优异。终于，我们得到一些同志的谅解，为我的遭遇抱不平，县组织部的人对我妻子说我的党案里有“特嫌”，“控制使用”等字句。我们也问过邻居的县委秘书，得到同样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