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被谢冰莹称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牺牲时年仅28岁。
如花的年龄，她忍辱负重深入敌后，死后30多年，家人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在她的遗书中写着这样一段话:“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就让她在台湾吧！”铁骨铮铮，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今年清明节前夕，记者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河北师范大学校报上看到这样一则短小的报道，报道中的“她”就是萧明华。
可是，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却发现有关萧明华的资料少之又少，由于她身份的特殊，很多知情人都对那段尘封的往事讳莫如深。记者只能通过零星的档案和报道，才得以大致还原这位红色女性的传奇一生。
谨以此文，纪念共和国的无名英雄们，纪念那些信念高于生命的峥嵘岁月。
清明时节雨，纷纷寄思念……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1922年8月，萧明华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小学毕业后，她考入河南省立开封师范。
抗战爆发，她随父母辗转到达重庆，1941年她从重庆师范学校毕业，当了小学教员。
1943年秋，萧明华以优异成绩考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
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平师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继续深造。在校期间，萧明华碰到了在重庆就认识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朱芳春。那时，朱芳春已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推荐给萧明华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启发她的革命热情。
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了萧明华极大的教育和鼓舞。1947年9月，根据萧明华的表现，组织上决定吸收她加入朱芳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
在有限的资料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朱芳春庄重地告诉萧明华，做情报工作是危险的，需要的不仅是热情，更要有坚定的意志，所以做出决定之前，你可以从容认真地考虑几天。
萧明华陡然立起，坚定地说:“还想什么？！我早就想过多少遍了，请您转告组织，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的革命事业，一个人能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而死，就无愧于己，无愧于父母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萧明华即将毕业的时候，远在台湾大学担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恩师台静农先生深知萧明华国语注音、语音应用的教学功力，几次写信殷切邀请萧明华到台湾任教。
大陆解放在即，静农先生的邀请无疑是为去台开辟新战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反复考虑之后，萧明华向朱芳春道出这一设想，朱芳春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党组织很快批准了萧明华的建议。
1948年6月中旬，萧明华做好了赴台准备，她甚至放弃了毕业典礼。行前，她专程返回老家，探望年迈的双亲。
此时萧明华的父亲已年近耄耋，母亲也早过了花甲。萧明华满含愧疚地对母亲说:“您和爸爸为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我这个做女儿的，还没有好好地报答你们，不会怪我吧？”
母亲轻抚女儿的双手说:“有你这样懂事的孩子，我这个做娘的就心满意足了。”
黎明的前夜，肩负重任的萧明华藏起对亲人、对故土的眷恋，义无反顾地远赴海峡对面……
六次送出重要情报
初到台湾，为了工作的隐蔽，萧明华选择了去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学校为她提供了一处僻静的院落作为宿舍。接着，萧明华又与《国语日报》社联系好了工作。
至此，萧明华完成了来台工作的第一步——站稳脚跟。
不久，她的领导兼老师——朱芳春，化名于非，也来到台湾，与萧明华以夫妻名义开展地下工作。
1948年9月，他们利用台湾省政府举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举办一些讲习班或讲座，由于非出面讲课，扩大社会影响，从中考察、培养革命骨干。
在此基础上，于非与萧明华组建了“台湾新民主义青年联盟”，把讲习班中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了读书会。
此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迅猛使得一些同志非常兴奋，一位同志在大学组织的合唱团中教唱《东方红》，歌声响彻整个校园。萧明华得知后，耐心地做这位同志的思想工作，告诫他，越是接近胜利，越不能放松警惕，不能冲昏头脑。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6月，于非回北平向组织汇报在台工作。上级组织指示他们为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获取军事情报。
任务和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萧明华和于非将“台新盟”转入地下。萧明华负责联络工作，并承担情报资料的保管、整理和密写。
此外，她还不能耽误学校正常的教学、报社的编辑等工作，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本就瘦弱的萧明华身体更加单薄。同志们劝她注意营养和休息，她莞尔一笑:“既然我们已把生命置之度外，清贫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
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他们排除困难，六次送出重要情报，对于解放我沿海诸岛，发挥了重大作用。
大陆解放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稳住风雨飘摇的统治，宣布全岛“戒严”，台湾岛立刻淹没在白色恐怖之中。
地下工作面临空前的严峻考验。
1950年2月4日，萧明华请三哥萧明柱到自己家中过生日，正当他们欢叙手足之情时，门外传来敲门声，两个陌生人借口请于非演讲，毫不客气地走进房间。萧明华临危不乱，面带微笑接待“客人”，陌生人没有发现异状，又没有找到于非，只好悻悻而去。萧明华立即关照哥哥多加小心，不管遇到什么事不要紧张，记住“我们只是兄妹关系，其他没有任何牵连”。
哥哥走后，萧明华立即想办法与于非等联系，将已获得的情报送走。当战友劝她也避一避时，她摇摇头说:“我不能动，现在情况不明，我一动就暴露了。”
两天后的深夜，萧明华在自己的宿舍被捕。
被捕时，她从容镇定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后窗外竹竿上的旗袍，发出了危险报警信号。
“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
萧明华被捕之初，被关押在人称“阎罗殿”的台湾“保安司令部保安处”。
记者在一份材料中，看到这样的记载:
“阎罗殿”里残暴的“小鬼”们对她施以电椅、老虎凳、捆绑吊打，五天五夜不许她睡觉，妄图使萧明华在长时间的疲劳中失去自制力，不能进行正常的思维判断，继而从她纤弱的身上得到情报。萧明华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气，经受了非人所能承受的煎熬。
她对暴戾狡诈的敌人郑重地宣告:“我是一个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支持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者。”
一位曾在敌人看守所做勤杂工的人回忆说，他亲眼看到萧明华遭受到的酷刑，她双手被捆吊在梁上，虽满脸鲜血，双手双臂多处骨折，仍然坚强不屈，昏去醒来，也只是对那行刑的狱卒轻蔑地一笑。
在这个年轻纤弱的女性面前，这位勤杂工汗颜自愧，很快找借口离开了那个魔窟。
1950年11月7日夜，“军法处”看守所办公室的灯光又亮了。难友们都知道，那是敌人在为第二天的处决做准备，她们从看守对萧明华的恶劣态度，预感到她们喜爱的明姐将要远离。
难友们紧紧地围在萧明华身边，低声哽咽着。萧明华明白难友们不舍的心思和情谊，她缓缓地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一眼不远处的灯光，又坐在自己的铺位边，微笑着说:“我早有准备。不要紧，大家干自己的事情吧！”
她拿出离开家时母亲送的黄杨木梳，因受暴刑，手指骨折，她早已不能自己梳头，只好请一直为自己梳头的难友小黄再梳最后一次。小黄流着眼泪，解开萧明华又黑又粗的长辫子小心梳理起来……
萧明华打开自己的包袱，取出李清照的诗集，请难友小廖为大家读《夏日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刚烈的诗句，伴着难友们的低声抽泣，萦绕在牢房中。
11月8日凌晨，黑暗的牢房门打开了。
萧明华沉静地站起来，整理好头发和衣装，同难友们告别:“永别了，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她高昂着头站在戒备森严的军警中，听完“军事法庭”的“宣判”之后，她平静地坐下，从容不迫拿起笔，留下了给亲人的最后嘱托……
随后，萧明华被凶恶的敌人绑上汽车，押往马场町刑场。在刑场的沙丘旁，执行的宪兵令她跪下，一向温和纤弱的萧明华突然挣脱两个宪兵的挟持，奋力奔向沙丘顶，昂首高呼口号……
枪声响起，年仅28岁的萧明华倒在了沙丘顶上，双眸圆睁。
我与华姑
-本报记者 周 益
在北京师范大学为纪念百年校庆而出版的《北师大英烈传》中，有一段萧明华烈士的生平简介，这是关于她的为数不多的公开资料。在这个简介中，记者了解到萧明华是父母最宝贝的幼女，在十五六岁时就成了家中的小主人，全家人都对她言听计从……这些跟她最后走上革命道路有什么关系？她的家人现在身居何处？采访中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了解到曾有一个人为萧明华烈士写过传记，而他就是萧明华的大侄子萧穆(原名萧宏志)。萧穆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前厂长，少将军衔，曾组织拍摄了《大决战》等多部革命军事巨片。
4月1日，年近八旬的萧穆将军在家中告诉记者，他至今还保留着萧明华烈士与他的最后一次通信，在这封信中，除了对亲人的嘘寒问暖，最重要的是“华姑坚定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
她是祖父的掌上明珠
在关于萧穆的介绍中，记者看到他的祖籍是广东省潮阳县(今潮阳市)歧北墟宅美村，那为什么萧明华和他都会出生在浙江嘉兴呢？
萧穆告诉记者，清末，潮阳县就已经是一个著名的华侨县，因为地少人多，很多人不得不到外地去谋生存，有的去了海外，有的则投靠各地的同乡会。
“我的祖父萧子山就是在那个时候去上海的，离开家乡时身上只带了8块银元。”萧穆说，“到上海后依然发现生活难以为继，祖父就把家搬到了离上海很近的浙江嘉兴，在那里做过杂工、厨师、水果商贩，最后经营手工织袜作坊，生活才渐渐安定起来。”
萧穆的父辈均出生于嘉兴，他的父亲是家中老大。因为自己没什么文化，萧子山全力供自己的孩子读书。
“除了一个叔叔和长年患病的大姑，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父辈大都读到了大学。”萧穆说，“萧明华是祖父最小的女儿，从小聪明伶俐，是祖父的掌上明珠，家里人都叫她‘华宝’。”
抗战爆发时，萧子山的织袜作坊已经在帝国主义大型工业的挤压下破产，为避战火不做亡国奴，萧家历经千辛万苦，举家迁往大后方重庆。
“我的父亲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华姑的学业其实是我父亲支持下完成的，因为她只比我大7岁，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萧穆说，“小时候的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当年中学开学时就是华姑送我去的。”
1941年萧明华从重庆师范学校毕业，因为成绩优秀，被学校选送到在青木关举办的国语师资训练班，学习国语注音符号的应用和教学。
“萧明华国语注音符号学得很好，甚至能用国语注音符号写文章，这就为她日后的经历埋下了伏笔。”萧穆说。
根据当时的规定，中级师范毕业生必须任教两年方可继续深造。1943年秋，萧明华在当了两年小学教员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虽然四川白沙是个小城镇，但抗战期间，这里荟萃了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许寿裳、台静农、李霁野、魏建功等。
萧穆说:“因为华姑的成绩非常优秀，给台静农等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上遇险，沉着冷静不让须眉
抗战胜利后，萧家又开始跟着回迁，途中在长江上发生的一件事让萧穆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找了关系，萧家坐的是新式的江河号铁壳轮船，起初一路倒也悠闲，全家有说有笑。当轮船行驶到巫山县附近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艘国民党的运粮船，船上有荷枪实弹的押运士兵。因为那段水路江面狭窄，水流湍急，那艘运粮船被水流带偏了航道，两船眼看着就要相撞。
因为双方的速度都很快，而运粮船是木船，相撞后吃亏的肯定是它。运粮船上的士兵急忙向轮船开枪，逼迫轮船转向。枪声一响，船上人都惊惶失措，乱成一团。
“就在全家慌乱的时候，小姑却异常冷静，连忙嘱咐大家不要乱动。最后，我们的轮船因为躲避那运粮船而触礁搁浅，因为之前有小姑的安抚，我们家人才没有在船体倾斜时受伤。”萧穆说，“接着，小姑又指挥我和表妹组成生力军，把全家安全送到岸上，祖母就是她背着上岸的。当别的人家在为丢失的财物而大呼小叫的时候，我们家竟然一点没有损失。”
等全家安全上岸后，萧明华带着萧穆到巫山县城中找好旅馆，直到深夜，一家人终于狼狈不堪地安顿了下来。
“我当时又累又困，在旅馆外找到个竹椅就坐下睡着了。但是不一会儿，小姑过来叫醒我，说屋外露水重，晚上容易着凉，要我进屋去睡。睡眼惺忪中，我看到小姑依然在忙里忙外。”萧穆说，“她的沉着冷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家人回到南京后，萧穆的祖父希望落叶归根，回潮阳老家去住，萧穆的父亲因为工作的缘故离不开南京。于是，送父母回老家的重任又落到了才24岁的萧明华身上。
“华姑把祖父送回潮阳后，就立即去了北京读书，想不到当时的分别竟然成了永别。”萧穆说。
归来兮
当萧明华去北京读书后，萧穆只能通过书信与华姑联系，学习、生活、理想，他都愿意跟她交流。在华姑的来信中，萧穆得知萧明华毕业后，应恩师台静农先生的邀请，将去台湾工作。
萧穆说:“台湾因长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强制将‘日语’定为‘国语’，当地居民一般讲闽南话和客家话，语言不能相通。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语言就成为一个大问题。我小姑在父母的熏陶下会说潮州话，而潮州话跟闽南话比较接近。为了在台湾推广国语，有着语言优势的小姑就成了合适的赴台人选。 ”
“小姑到台湾后，我和她依然保持通信，有时候她还会寄照片回来。有一次她寄回一张与男人的合影，信上说这是他们的结婚照，我们一向知道她独立自主，所以家人都祝福她。”萧穆说，“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其实没有结婚，那张照片其实是三个人的合影，她的身边还有一个人，但被她剪去了。”
“我和小姑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1949年，我的信是在南京解放前寄出的，她的回信是南京解放后来的，之后我们就不能再通信了。”萧穆说，“我在写给小姑的信中，谈了自己对前途的迷茫。小姑在回信时大大地鼓励了我，她特别支持我去参加革命。于是，收到信不久，我就参加了解放军。”
1951年，远在重庆的叔叔突然叫萧穆和父母去重庆一聚。“我们到了以后，才知道叔叔是要告诉我们，华姑去年被国民党枪杀了。”萧穆说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组织上追认华姑为革命烈士。”萧穆说，“这时，我们家才知道华姑去台湾是做情报工作的，直到被捕的最后一刻还向同志们发出了警报。她的战友和同事，同时也是我叔叔的好朋友朱芳春老师告诉我，他当时正是收到警报才幸免遇难。”
“后来，她骨灰被送回了内地，被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她的墓碑上的字是朱老题的，墓碑的背面没有写她的生平，”萧穆说，“只有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归来兮”！
暗夜哭声
-本报记者 李 诚
20世纪50年代，台湾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萧明华烈士牺牲所引发的案件被台湾当局称作“于非案”，除了萧明华壮烈牺牲外，还牵扯进了很多平民。
台湾导演洪维健今年58岁。他曾是云集秦汉、刘若英等众多影星拍摄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的编剧，1950年因为“于非案”，他的父亲洪世鼎、母亲朱瑜受到牵连，双双被逮捕入狱。
被逮捕的时候，洪世鼎28岁，朱瑜24岁，他们新婚仅仅四个月，而洪维健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出生后就被母亲带在狱中生活。
2008年4月1日，记者联系上了洪维健导演。回忆起当年往事，他唏嘘不已，他说:“母亲告诉我，当时她和萧明华关在一起。1950年11月8日，也就是我出生前22天，一大早萧明华身赴刑场，母亲听后，饱受惊吓不能自已。”
“有史以来最大的匪谍案”
为了纪念他和家人的这段亲身经历，2003年，洪维健拍了一部纪录片，取名为《暗夜哭声》。
洪维健告诉记者:“这部纪录片以我母亲囚禁10年，父亲坐牢13年的经历，还包括我在牢里出生，陪母亲坐牢5年的痛苦感受，把台湾人民当年的悲情伤痛，作了最彻底的一系列控诉。”
在这部纪录片里，洪维健从父母的被捕，引出了当年轰动台湾省的“于非案”。
洪维健说:“于非案一开始是1950年调查局接到情报，在台湾省新店文山中学发现赤色刊物。当时调查局就怀疑和《国语日报》编辑于非有关联，随即展开大规模的抓人。”
“于非在‘台湾社会处’还开设过心理学的讲座，后来只要是参加过讲座的，都被牵扯进去，我父母就是其中之一。”洪维健说。
在他执导的《暗夜哭声》开头，有这样的一段独白:
“事情要从我父母亲被捕入狱讲起，1950年5月22日我母亲被捕入狱，3天后5月25日我父亲跟着被捕，他们牵涉的案子叫作‘于非匪谍案’，全案一共有15个人被抓，3个半月后9月5日判刑确定。
“于非的‘妻子’萧明华，还有3个铁路局员工，被判定意图非法颠覆‘政府’，所以都处死刑。其他的人被判刑10、13、15年不等。”
“11月8日枪决萧明华四人还只是前奏。”洪维健说，“后来又是大规模的抓人，1951年6月28日，‘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主持召开了中外记者会，宣布侦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匪谍案。报纸上说抓到了106人，但判决书上列名为57个人，19人在记者会召开的第二天就被执行死刑，其他38人的刑期长短不一。”
洪维健把台湾省的1950年，称之为“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时期”。
“多少母亲，长夜哭泣”
“‘于非案’是典型的冤案。”时至今日，洪维健还是很气愤，“它毁了多少善良的百姓，毁了多少和睦的家庭。”
洪维健说他也是案件的受害者之一。
“我的外婆，因为女儿和女婿才结婚四个月，就突然失踪——被捕入狱，她到处哭喊着求援，不到三个月就哭瞎了右眼。
“母亲怀着我入狱，5个多月后，保外就医生下我，然后因为需要哺乳，我又回到牢里。一岁以后，母亲转移监狱，我回到外婆身边，直到六岁又把我送回去跟着母亲，前后在牢里待了5年。
“狱里生活苦不堪言，失去自由不说，饭菜都非常地难咽，我在里面就这样度过了童年。”
洪维健的父母分别于1960和1963年出狱。
“即使出来后，父母还是饱受歧视。”洪维健说，“不停地被当地管区的警员骚扰，他们还借机乱拿家中财物；逢年过节，父母还要送礼或送红包来笼络那些警察，以求得平静生活……”
这种影响甚至扩展到了下一代，洪维健在学生时期，就因为父母有坐牢的案底，“害怕被发现，过得非常不愉快”。
洪维健把“这段惨痛的经历”，都忠实记录在纪录片《暗夜哭声》中。
他在片子里还提到，绿岛(台湾当局用来关押犯人的一个小岛)将军岩西侧的人权纪念碑刻上了作家柏杨的诗:“在那个时代，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