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Bashing is for Losers
Shikha Dalmia
在大选季，抨击中国变成了一项两党都比较热衷的运动。但是，即使抨击者根本不在乎打击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因素，也应该考虑一下政治影响：如果他们依靠推销这种错误的经济理念而入主白宫，为了能够继续待在那里，他们迟早也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保护主义从来没有，也将不会真正奏效。
每次选举都需要一个外国恶棍的存在。在奥迪德搞定了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之后，我们的政治家们把目光转向了远东地区。实话说，中国的独裁政体不会选择这个时机停止出口那些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等设备中需要的稀有金属，这对他们自身没有好处。而且，削减与中国的贸易对美国萎靡不振的经济所产生的提升作用，就像一只发情的母狗对一只阉割的公狗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然而，这些事实并未让民主党人停止纠缠这些问题。民主党密歇根地方候选人Virg Bernero把他的对手Rick Snyder叫做“首席外包官”（哈哈）。Snyder先生的罪名是，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投资了一家半导体公司，这家公司曾经在深圳雇用了5名（5名！）员工向中国大陆销售产品。换句话说，现在不仅向中国买东西是一种罪行，向中国卖东西也是一种罪！（Bernero是在哪里学到的这种贸易理论？在金正日的自给自足教育体系中吗？）
Bernero的态度在民主党中并不鲜见。加利福尼亚的Barbara Boxer谴责她的竞争对手惠普前CEO Carly Fiorina，说她把数千个工作岗位外包给“上海而不是圣何塞”；参议院发言人Speaker Harry说Sharron Angle是“外国工人最亲密的朋友”；竞选参议院职位的康涅狄格州首席检察官Richard Blumenthal曾经对自己在越南服役的经历说谎，他挺身而出攻击自己的对手——世界摔跤联盟前CEO，说她把美国的就业岗位“外包”给海外，因为她的公司使用的是中国生产的玩偶，而不是美国生产的。
如果说民主党对贸易行为的敌视是其长久以来对美国工会组织的钟情所致，那么共和党这群自由市场规则忠实的信奉者们对此又做何解释呢？在竞选过程中，他们也选择使用抨击中国的手段来打击民主党。在西弗吉尼亚，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Spike Maynard发布了攻击对手的电视宣传片。整个片子背景用亚洲音乐衬托，主题是严厉斥责竞争对手把刺激资金发放给一家得克萨斯的公司，而这家公司恰好向中国购买了一些风力设备。与此同时弗吉尼亚共和党人Robert Hurt谴责Tom Perriell，说他支持给那些“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减税。
不过，或许我们的责备不应当落在这些狗奴才的身上，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用白宫现任政府的过激行为来积蓄自己的资本：过去一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谴责中国刻意压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并且威胁要认定这是操纵汇率的行为。有些人或许认为，经过人工干预的人民币汇率其实是送给美国纳税人的一份大礼，因为它降低了美国向中国偿还大笔借款的成本。可惜本届政府不这么认为，它认为过低的人民币汇率是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扩大的罪魁祸首，而且还减少了出口型产业的工作岗位。
这种别有用心的说词无疑转移了人们对政府在其它方面的措施失败的关注，比如在投入了1万亿美元的刺激资金之后，美国失业率没有丝毫的改善。事实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更高的人民币汇率等于更低的贸易逆差。Cato研究院贸易政策分析师Dan Ikenson指出，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人民币升值了21％，但是贸易逆差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660亿美元。为什么？因为更强大的人民币虽然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美元价格，它同时还降低了外国原材料的人民币价格，这让中国的生产企业能够更好地控制产品的成本。
出口创造本土就业，进口减少本土就业，这种重商主义的错误观点早在200年前就被亚当史密斯轻易地驳斥了。早先的时候，这个理论似乎还可以让人产生一些本能的认同感。但现在则是彻底的错误，因为产品的生产链跨越了全球。实际上，鉴于目前存在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全球劳动分布，“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了官僚主义虚构的一个概念。
让我们用IPod举例。它的设计地点在美国，451个部件在十数个国家生产。但仅仅因为它是在中国最终组装的，所以就被官方算作是中国进口商品，同时也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罪犯之一——而根本不去考虑中国在IPod150美元价值中只占了4美元。为了抑制逆差而向IPod征税，不仅会影响北京组装工厂中的就业岗位，而且美国Cupertino（苹果总部所在地）电脑实验室的工作岗位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说增加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会伤害到美国高收入的技术人员，那么它还会更严重地伤害到美国的工人阶级。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Christian Broda的研究成果与我们先入为主的印象大相径庭，他发现这个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正在减少——而不是上升，这完全得益于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在1994到2005年间，每一次收入分配不平均的动因都被贫困家庭消费产品价格的下降所抵消。实际上，10％美国最富有的家庭消费更多的服务，而10％最贫困的家庭更多地消费中国的出口商品，前者收入的通胀率比后者高出6％。Broda指出：“在没有中国人介入的商业领域，通货膨胀普遍超过了20％。”简而言之，中国对美国贫困人群所提供的帮助超过了那些经济刺激计划、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和山姆大叔发明的所有其它计划的效果。
澄清了以上问题之后，我们不得不选择从政治角度看待抨击中国的愚蠢行为。毫无疑问，高呼中国应当停止从“美国人”手中抢走工作岗位，的确对选民有强大的鼓动效果。但是，候选人需要考虑一下：选民的想法变幻莫测，他们或许一时会被你糟糕的主意所说服，甚至因此投了你一票。但是最终，如果这些主意没有产生他们预期的效果，选民可不会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他们会转而攻击你。在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中，选民的结果导向性行为是无情的、非理性的。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角逐登上一个反华舞台的过程中为自己撒下了毁灭的种子。他们不应当诽谤中国，而是应当为他们自己，也为美国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方法就是宣扬与中国贸易的好处。与中国开展更开明的合作不但有绝好的经济动因，也有绝好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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