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清水长 ( 五) - 与你分享一则动人的故事

走出去，才有希望一天，谢老头子办好去台湾的签证，突然向长科辞行。长科惊愕极了，「怎么做得好好的，你就要走了呢？我们的生意怎么办？ 」谢老头子胸有成竹地向长科献出一个计谋。 「小老弟，给你三天考虑。」他盯着长科，表情认真地问：「第一，你有没有八百元？第二，你愿意偷渡去日本吗？第三，在船上如果被人发现了，你敢不敢就往大海跳？ 」长科当时的惊讶是无法形容的，他在香港才站定了脚，向人借的钱才还清，他的小老板才做得很安稳，现在他的合伙兄弟竟要帮他偷渡日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小老弟啊，香港地小人稠，不是久居之地，为了自己和家人将来的打算，你得放手一搏啊！ 」谢老头子说。三天下来，长科思前想后地周详盘算，或许这是生命的转机，何不孤注一掷？走出去，才有希望！但是，到哪里筹借八百元港币呢？ 长科心意已决，立刻去找江师傅帮忙。江师傅的太太深知长科为人，既然机会来了，就该帮他。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多现钱，想着说着，便取下自己颈上的一条金链子，交给长科。长科感动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直说：「绝对不会辜负师母的恩情，一定有信心，连本带利加倍偿还，报答这分知遇救难之情。 」江师傅的太太温柔地说：「我也没想过什么回报的，只希望你能把握因缘，好好努力。 」依照指示，长科把钱交给洪帮兄弟后，随时等待接应。很快地，接获通知可以上船了，这下子一颗心才开始忐忑不安。全部财产只有身上穿的和两套衣服，打了一个小包袱，在一个朦胧的半夜，他如约来到码头，和一位叫「小狗子」的宁波人碰面，两人上了一艘小船，往大海驶去，再换大船。 人生如梦，他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偷渡，搭上远赴日本的大船。命运难测，只有听天由命，走一步是一步。在船上，他独自躲在一间船舱内，昏天暗地不知时间，没有人跟他谈话，或告诉他船的行程，他只听到海浪声和机舱内机器的轰隆声响，只感觉船身随波涛而起伏。他生平首次坐大船，摸黑上船，连船是什么样、有多大、载有多少人，一概不知。这一个星期他战战兢兢地过，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期望不要被人发现，否则会被丢下船，葬身大海。 船到日本的前一天，一位华人船员交给他一张海员证，上面写着他的姓名，没有照片，叫他到时跟着船员们一起上岸。船一进港，他的心噗通噗通跳得好厉害，紧跟着其他船员上岸，并没有官员查问他或特别注意他，他松了一口气，想不到这次偷渡轻而易举地的成功了。 夜已深，码头附近的灯光朦胧黯淡，有人来接应他，搭上公车。不久到了横滨火车站，搭上火车，车厢内只有疏疏落落的三五人，车速很快，窗外灯光闪电飞过，什么都看不清，一小时后便到达东京火车站。他如在梦中，迷迷糊糊地跟在领路人的背后，再坐二十来分钟的汽车，来到东京附近的江央饭店。饭店内有一位王师傅，过去在三和大酒楼做过，王师傅因他这不速之客的到来颇觉意外，说自己正要出门去喝酒，没有办法招呼他，匆匆交给他一床被褥，要他到饭店后面的员工宿舍睡觉。 大通铺地板上已躺着十来个人，东一窝、西一窝，在昏暗灯光下看不清男女。近窗边有一个小空位，长科把棉被往在身上一裹，倚着矮枕头躺下，心里七上八下，一时不能入睡，满是杂乱的思绪──在东京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今后如何谋生？如果偷渡身分被发现了怎么办？明天如何向王师傅开口，他肯帮忙找工作吗？脑海里有几百个问题，一个都找不出答案。 四周鼾声如雷，他像是躺在牛栏内，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尿意频频，焦急得满头大汗。尿真的憋不住了，他拍拍睡他旁边的人，对方醒转暴怒喝斥，他吓了一跳，扬州话、上海话、广东话都爆出来了，可是对方如何听得懂呢？对方狠狠瞪他，他急中生智，站起来，口中嘘了几声，指指两腿之间。对方揉揉眼，总算弄明白意思，带他去厕所。 大通铺里睡了十多个人，三个男的，其他全是女的。他们都是饭店职员，王师傅是大厨师，他另有私人宿舍。王师傅介绍长科认识一位尹师傅，这位尹师傅四十来岁，身材瘦削，来自横滨的华正楼。他来东京喝喜酒，听说长科是三和大酒楼出身，爽快地要长科跟他去横滨，帮他做几天替工。长科不敢相信这样快就找到了栖身之所。 横滨中华街横滨有一条中华街，街上全是中国店铺，饭店、杂货店、中药店、礼品店、小吃店，是日本人及观光客爱来的地方。华正楼是附近最大的一间中华料理馆，老板是宁波人，姓胡，五十来岁，年轻时来日本打工，后来娶了日本太太，生了五个女儿。胡老板平时不大说话，对员工客客气气，店内除了两位中国厨师，其余全是年轻日本工人。尹师傅一大清早便把长科带来华正楼，交代安排好后就走了。张师傅也是大厨，因为饭店生意愈来愈好，他和尹师傅应接不暇，忙得谁都不能请假，如今有了长科可以作替手，他很是高兴，特别热心地解释厨房作业的规矩和习惯。长科仍如置身梦中，命运真是太奇妙了，耳边有日语、华语、扬州话、上海话，恍惚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好高兴能被重视，这确实是始料未及的，偷渡日本果然是对的。 长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是他在日本的第一处落脚点，第一份工作，他决心要认真努力，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把每一件事做好，一定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和赞许，以后在日本才站得住脚。长科总是最早起床，先练身体练功夫，比所有员工早一小时到饭店，把份内该做的事做得妥妥贴贴、有条不紊。收工下班，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饭店，把厨房洗刷得干干净净。他的努力令老板心生喜欢，张师傅也高兴多了一个好帮手。 日本战后很穷，经济萧条，失业率很高，大半男人战死沙场，听说很多人家里穷得三餐不继。虽然他们住的是旧木屋，简陋朴素，但街道上却打扫干干净净，路旁没有乞丐。日本人非常有教养，彬彬有礼，年轻男女长得秀秀气气，工作勤快，不开玩笑，非常敬业。在饭店内工作的年轻人都很听话，虽然每个月薪资只有三千元日币，但都很用心地做。尤其是四个年轻的女侍们，她们态度谦和，对厨师毕恭毕敬，「先生」长「先生」短地称呼。 长科在厨房的工作很快地就上了轨道，对年纪大的人恭敬听话，对下面的人也极有礼貌，每个人都很称赞他。一个月后老板雇请他做长工，月薪两万元日币(合美金五十元)，他满心欢喜，对张师傅、尹师傅的提携感激不尽，请他们吃了很丰盛的一顿饭。他每天认真向师傅学炒菜，一天学会一道菜；一有余暇就向同事学日语，一天学会一句。有时上街看场电影或去公园散步，横滨的生活倒也惬意。 饭店老板招女婿长科年轻有为，谈吐不俗，待人接物很有分寸，有责任感，厨艺又日渐出色，在同行中，竟成为女婿的理想人选，很多华人想招他作女婿。一天午后，工人们休息的休息，上街的上街，他像往日一样把厨房收拾干净。忽然他踩到水槽底下有个大牛皮纸袋，他弯腰拾起。信封袋没有封口，打开一看，全是绿色钞票，美金一百元面额，十张一叠，厚厚的总共十二叠。哇！他吓了一跳，这么多钱，这些钱是谁的？又怎么会在水槽底下？他 张师傅下午四点便回来上班，穿上白围裙，头戴白帽，长科立刻把牛皮纸袋交给他，请他交给老板。果然是老板的，原来他从银行提回来，预备要去买另一间分店。长科松了一口气，亦没有再想及这件事。他却不知道胡老板是以这件事试验他的忠诚，看他贪不贪心。老板一次又一次地在各方面试验他，证实他是个老实可靠的人。有一天，胡老板请张师傅替他向长科说媒。长科的性格带着乡下人的单纯厚道，虽然他知道和老板女儿结婚的好处──可以申请在日本合法居留，可以由岳父出资让他开店。而且老板的几个女儿都是花容月貌，有日本女人的柔顺，会是贤妻良母。她们每次来店里，对他很友善，似乎对他很有好感。长科不否认曾动过心，但凭着正直的道义感和对妻子的忠诚，他抗拒得了这些诱惑。 「对不起，我已经有家室了。」张师傅看长科毫不犹豫地推辞，心底暗暗佩服他的正直厚道，可是又怪他太不识时务。「你这小子有眼不识泰山。」「我绝不能对不起我的妻子。」长科再一次严正拒绝。张师傅劝他说：「好好考虑吧！居留证解决，又可以作大老板，你远在大陆女人不知是死是活，而且你们远隔两地，何时能够团聚？ 」长科以沉默代表他的回答。胡老板听了张师傅的转述，不相信这小子才二十岁，怎可能有妻有儿了，又从未见过他妻子写信给他，这分明是推托之词，感觉很不舒服，之后对待长科的态度很明显地冷淡了。 家书抵万金在日本饭店做了一年多，长科有一天收到我的一封厚信，信中附上儿子永松的照片。可怜永松已两岁，他还是头一次看到，欣喜若狂，又哭又笑。同事不知他发生什么事，他献宝似地向人展示儿子的照片、厚厚的一叠家信。同事们都替他高兴，日本女孩们更抢着看照片，胡老板这才相信他已有家室。他赶快跑回宿舍，关上门，急急地读我的来信，字迹娟秀、端正，这是他第一次读到我的信。我把一家大大小小的事一件一件娓娓道来，好像面对面坐着话家常似的，这两年家里的近况、田里农事、永松成长的点点滴滴、新政府的一些政策……他读了一遍又一遍，不舍得释手。厚厚六张信纸读完放在怀里，有空便拿出来看，以慰解思念。 长科急迫地想回信给我，道出自己的心事和想念。他小时候虽读过六年书，但出社会这些年只会记记帐、写写菜单、看看书报，从来没有自己写过信。如果有需要写字、写信，他就去找附近饭店一位管帐的老先生，请他写每次两美元，有时从早求到晚，人家还不愿写，要不然就是把他想表达的意思减半。听说戴长荣的同事文笔不错，长科趁着休假搭火车去东京找他。戴长荣是经长科介绍，从香港偷渡来东京的，他在红歌星白光开的「顶好俱乐部」当厨师。这间俱乐部开在东京银座地带，设有歌舞厅、酒吧、餐厅，设备豪华，美军去跳舞喝酒，生意兴隆。 从横滨坐火车到东京已近中午，戴长荣在厨房非常忙碌，便把他带到楼上员工宿舍，请他先休息，给了他茶和点心，要他等大家下午休息时才会有空帮他。长科一个人喝着茶，心中焦急，在室内无聊地踱步，有点无奈，每次为了写信到处求人，真是不方便！他在沙发椅上坐下，手下一摸，碰到一本薄薄的中文书，拿起来翻开一看，首句便问：「你是不是要学写信？」作者好像知道他此刻的苦恼，了解他求人写信的难处，了解他对别人的言辞未能尽意，很多私己话更不能由别人代笔。 「你读完这本书便会写信了！」作者鼓励读者要有信心，长科像是中了彩券头奖似地高兴不已。好高兴老天有眼，及时送这本书给他，这正是他需要的啊！再继续看，他眼睛眨都不眨了。 「平时要多看人家的来信，人家怎样写，你便怎么回。写信如说话，想说什么便写什么，写得对不对，或文法通不通都不要紧的，把意思表达出来是最重要的……」他兴奋极了，如获至宝，等不及戴长荣回来，他拿了书就急急搭火车回横滨了。他回到宿舍后立刻拿出纸笔，奋笔疾书。 「素清吾妻：妳近来好吗？爸爸妈妈身体可好……」他要说的话很多很多，在心里憋了很久，如今像是揭开瓶盖，把里面所有东西全倒出来，一口气写了七张纸！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求人写信，想写多长便写多长，他开心极了！ 喝酱油求活路日本社会在战后经济崩溃，失业的人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偷渡客、非法居民，为了一口饭吃，超时、超量工作，却甘愿拿极不合理的低薪，严重冲击本地人的就业机会。新上任的法务大臣对中国人偷渡客很排斥，设法驱离所有不法入境的中国人。一九五三年初，日本政府改变「移民法」，宣布凡是外地劳工，全都要去移民局登记，由政府发给劳工证及合法居留证，签证期限是一年，一年过后每六个月须再申请一次。过没多久，政府寄来一封通知书，声明外籍劳工若与日本女性结婚，则可获永久居留。这个消息在华人圈中刮起一阵旋风，大家都以为这个新政策是鼓励外籍劳工入赘，帮助日本繁殖后代。那一阵子，大家纷纷讨日本老婆，结婚喜宴一席一席地接着办。办喜宴、置新房、买家具、给日本太太买名贵礼物……每个人几乎把积蓄花光，欢天喜地作新郎，感谢日本政府德政，大呼「万岁」！ 当结了婚的男士们满怀希望地走进移民局，呈上结婚证书，递上与美丽新娘的幸福彩照，移民官却无情地拒绝签发居留证，且命令一个月内离境。仿佛是场噩梦，大家都不敢相信究竟自己做错了么？不是都按照政府的规定做吗？多年积蓄拿去备置婚事，如今身无分文，将来如何是好？而嫁给这些华 一个月后，政府开始抓人，非法劳工无处躲藏，全被捉走关进监牢，等候发落。长科也没能幸免，被关进横滨的一间大牢房，心中虽然不平，却也莫可奈何；唯一庆幸的是没有跟随众人娶妻，身边的美金安然。有位名叫千鹤子的日本女孩，对长科有爱意，探监时间是下午三时至四时，她带来水果，带走脏衣服，隔天再送干净的衣服来，少有间断。牢房内共有八、九十人，他们不是刑事犯，所以狱所管理较松，这些人聚在一起打麻将、赌牌九、猜拳、抽烟、瞎闹，整日无所事事，浑浑噩噩一天过一天。长科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心情郁闷，每天数着日子，十天、两周、两个月……日本政府到底要关禁他们到什么时候！干脆把大家全推进海里算了！想到身在囹圄，动弹不得，不知未来何去何从，他愈想愈气。 「李兄，我看你很想出去喔。」与长科同牢房的一位中医姓刘，压低了声量对长科说：「我看你跟别人不一样。」其他人不是大声笑闹，就是吵得脸红脖子粗。「我正在申请台湾签证，或许你可以考虑看看。」长科并不想去台湾，但只要有办法出狱，去哪儿都好。刘中医悄悄地在他耳边教了他一个可以出狱的办法，长科噤声连连点头。当晚长科佯称腹痛不适，无法用餐，躺在床上假装睡觉。隔天早上，刘中医把一大碗酱油偷偷交给长科。长科悄悄喝下这碗黑酱油，又钻进被内装睡，才不过数分钟，感觉胃痛如火烧，肠子绞痛，全身也如烧灼般疼痛，全身冒汗。大家看他口吐白沬，表情因为痛苦而扭曲，以为他快要死掉，七嘴八舌慌慌张张唤来狱警。 刘中医摸摸他的腹部，肯定地宣布：「是急性盲肠炎。」要求狱警尽速送他去医院。若不是刘中医的嘴向左边一扯，对长科暗示，长科真以为自己得了急病。日本人办事效率高，长科一被送到医院，护士立刻替他换好衣服，量体温、血压，医生帮他检查，很认真地这里按、那里按。他很害怕开刀，问医生可不可以不开刀呢？但没人搭理他，迅速给他打点滴，换手术衣。忽然眼前一黑，他失去知觉，昏睡过去。醒来时躺在另一间病房，左右病床上全是病人，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落。他全身好像没有什么气力，口干舌燥仿佛好几天没喝水，摸了一下肚皮，肚皮上一块大纱布贴得死紧，看来开过刀了。像个孩子似的，他顽皮地笑了出来──原来开刀也没什么可怕的嘛！但随即心情变得沉重──遭遇为何如此不幸！命运为何如此多舛！流浪的他何年何月才能和家人团聚？如无主孤魂的他觉得好累好累，很想很想回家…… 长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待伤口拆了线后，他被释放，由华正楼胡老板担保，限他十五天内离境，否则要再进牢房。本来他和朋友商量已办好到台湾的手续，也买了船票，但有些朋友告诉他，战后台湾生活也很穷苦，去了不见得有发展；也有人说，因为他年轻，去了台湾可能会有别的麻烦，例如当兵。他赶紧改变主意，十五天后跳上偷渡回香港的船。然而，回到香港，他发现香港人口成长很快、工作更难找，社会秩序很乱、市容又脏，和日本的进步、干净相差太远了。一个多月来，他到处观察，向朋友们打听行情、找头路，最后还是觉得日本好，较有出头的机会，于是找了一位上海籍的朋友设法帮他弄回日本。他交了一笔费用，拿到一本别人的护照，把自己的照片贴上去，起了一个假名「林长江」。为了掩人耳目，这一次是以留学生的身分赴日，而且买了头等舱的来回票，穿上一套新西装，手提一只当时最流行的皮箱，看起来潇洒又气派。 他在日本神户港下船，很顺利地过关，第二天一早，便搭火车到大阪。随即